2012 那些上榜和落榜的书

　　2012，那些上榜和落榜的书

　　《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也得到过不少人的推荐，虽然并未进入最终的“十大”榜内，但桑德的历史眼光和治学态度，确有金雁老师不可及处。

　　文 | 云也退

　　过去的一个月，媒体评选的2012年“十大好书”一份份出来：“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新京报》年度十大，“新浪读书”年度十大⋯⋯

　　新浪读书评选的“十大好书”（《倒转“红轮”》得票最高）出炉后，杨葵先生贡献了一篇出色的点评。他说，这份书榜折射出“一个主旋律——个体化。个体化的生存，个体化的思考，个体化的表达，以及对个体化的极度强调”。彼得·海斯勒的《江城》、野夫的《乡关何处》、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等，每本都是以十分个人化的角度去“管窥”甚至“烛照”一个或几个大范畴，如历史、社会、国家、自由。我在想，如果放宽一个月的话，阎云翔先生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是否可以上榜。

　　《倒转“红轮”》的遗憾

　　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也算是一本“个人化”的书了。几乎在每一张榜单里，该书都高居榜首。

　　我于是去读了这本书，看到金教授把俄国知识分子分成“刺猬”、“狐狸”、“工蜂”三类，又看到讲到“《路标》派”里的那些小节的题目：

　　《路标》是一本“告别革命，回归文化”的书

　　《路标》是一本寻求“反解放”的“解放之路”的书

　　《路标》是一本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路标》是一本批判俄国“激进主义”思潮的书

　　《路标》是一本与“60年代人”“思想决斗”的书

　　《路标》是一本“重新审视自我”的书

　　《路标》是一本“再造宗教”的书

　　《路标》是一本续接“40年代”思想的书

　　《路标》在实践上是一本“失败”的书

　　我觉得有些眼熟：这样的“思想史”和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历史教材何其相似？——“鲁迅是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横扫了欧洲腐朽的封建势力，给一个新的时代开辟了道路”，等等。继续读下去，《倒转“红轮”》的多数章节小标都是类似的。

　　把金著同西方的一些历史著作做个比较，差别一目了然。

　　一些现当代思想史家，例如以赛亚·伯林，例如雷蒙德·威廉斯，检讨人物，梳理思潮，都要大量地整段引用。有一种重要的东西，是只有借整段的文字来传达的：风格。一个作家的价值，同他/她的风格不可分割。2012年年底因《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突然走红的托克维尔，他的法文以理性、节制、优美著称，他写下的很多章节，拆开看都是一些“内涵”的警句，非整段引用，辅以上下文，难以捕其真义。

　　《倒转“红轮”》的主题是研究俄国知识分子，大小人名涉及了百多个，但是，书中几乎没有一个整段的文本分析，大量的引文都是作者给自己的句子披上的鳞甲。比如，金雁说道索尔仁尼琴来到美国，“对美国工会发表了一篇大骂资本家的演讲”：

　　他宣称苏联尽管人民贫困，但镇压异见者的手段是世界一流，而这正是“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向苏联输出“警察技术”的结果。他激烈指责美国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以完全丧失良心”，他们为了与极权统治者做买卖而不顾道义，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制造了慕尼黑式的“缓和”骗局，而在缓和的烟幕下苏联正在迅速扩张地盘。索尔仁尼琴还特别提到：列宁的一生大半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他对西方的了解甚于了解俄国。当年他就料到资本家会这样因唯利是图而鼠目寸光、自掘坟墓。而这种“资本家的劣根性”由来已久，不仅对苏联是如此。当年对希特勒他们也是先一味绥靖，纵容其坐大，等到羽翼丰满的纳粹大举进攻，“资本家”们却束手无策。⋯⋯

　　作者先是用“大骂”这个缺少学术含量的词来给这篇演讲定调，接下去，在文章里摘出契合这一调子的词句拼缀成文。最后，作者替这篇文章拟了一个总结：“索尔仁尼琴因此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他宣称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美国工人起来抵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把美国引入歧途”⋯⋯注意，这句话三个引号里的内容或者语焉不详，或并无学术信息量：索尔仁尼琴“呼吁”的原文究竟是怎样的？区区一篇演讲而已，何不多录入一些原词原句呢？

　　紧接着的下文，金著给索尔仁尼琴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提炼了几条“段落大意”。对一个历史文献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作为研究者，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不带个人先见地尽量还原文献的本来面貌，结合文献发表时的人物及社会背景，谨慎地推断文献作者的意图。在这方面，金著却似乎在把学术当成给百科全书编词条一样的活计，或是在给研究生出名词解释题。

　　阅读金著，有一定学术阅读积累的人恐怕会怀疑：学术问题的答案怎可能是这样简单地就得出来的？

　　就以“《路标》派”为例。1905年和1917年，是两个历史关口，“《路标》派”诸人各有各的见解，彼此都不一样，金雁却把对“《路标》派”的介绍和分析放入了一个封闭的章节里。

　　俄罗斯知识分子思想造诣和政治主张总是纠合在一起，“《路标》派”主力布尔加科夫1880年前是马克思主义者，1900年后完成了一个180度转身，抛弃马克思主义，到1905年成为立宪民主派的领袖，1922年后流亡巴黎，高举东正教大旗，回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数—— 他的行为和立场转变的每一个节点都需要解释。单单叙述这一个“路标”人物的事迹，就需要阅读、掌握不计其数的资料。

　　对照：一本没有入榜的书

　　因为有近半年时间在国外，我有一阵子没读中文书，回国之后赶紧去搜罗新出的著作，尤其是什洛莫·桑德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

　　我在特拉维夫访问了这位土生土长的以色列教授。起初，我认为他这本屡获大奖的著作不过是又一部站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上—— 或者出于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挑战以色列当权者的作品，我也带着类似的问题去访问桑德。然而，这次访问留给我的只有敬佩，桑德教授是一位不为伪问题意识所左右的历史学家，也不是主题先行、观念先行的意识形态写作者。

　　《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也得到过不少人的推荐，虽然并未进入最终的“十大”榜内，但桑德的历史眼光和治学态度，确有金雁老师不可及处。

　　例如，桑德会以很大的篇幅来处理一个罕见于史载的犹太王国—— 卡扎尔，他提出假设，搜罗考古证据，谨慎地加以证明，推断出这个王国确实存在；并且，他以文字重新勾画王国的社会结构，尽量让这个早已消失的神秘王国看起来可信一些—— 而《倒转“红轮”》很少让那些性格鲜明、著述宏富的俄国知识分子说全一整段话，而是把他们的话语切碎了塞进自己的“综述”里，变成一个个缺乏风格的偶人。

　　历史学界一直公认一个事实，即，自基督教时代开始，犹太人的活动在十多个世纪里都不见于史料，但桑德提出了问题：为什么？是史料因某种特殊情况全部被毁，还是犹太人在那之后根本就已不存在？为什么在19、20世纪之交，犹太复国主义问世之后，突然就出现了一整个犹太人群体，声称要返回“迦南故土”？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东欧，他们真的是两千年前“大流散”犹太人的后代？如果回答“是”，那么根据桑德收集的历史数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愿意回“家”的人并不像后来政府宣传中所说的那么多？

　　桑德知道自己在触犯禁忌，但他并没有仅仅把学术研究当作工具，他写这么厚一本书，并非只为生产一两条合乎心意的结论。我们这些远离中东现场的人，都能透过桑德的行文体会到斗争之激烈。

　　还有一点可贵的是，桑德坦言，他所有的论据都不是自己的“发现”，他的贡献只是把所有现成的资料用一个新的角度阐释并组织了起来。这就又与《倒转“红轮”》形成了对照：金雁最弱的一环恰恰是不知道如何去合理地阐释：在好几个地方，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正教的捍卫，都被她解释成为极权高压导致的反弹，是去宗教史上寻来精神偶像以服务于自己反独裁的理想——这些观点暴露了她较为单一的阐释框架，且对俄罗斯人格里的宗教烙印注意不够。

　　什么样的“个人化”：《乡关何处》或《江城》

　　按照杨葵的批评，好书榜里的这些“个人化”作品都是畅销书，流行书，他认为这很吊诡，当“个人化”的文本被作为流行读物快速传播起来，它们都还有被推荐的价值吗？我想是有的，毕竟，关键取决于是怎样的“个人”：是金雁、野夫（他的散文集《乡关何处》也上了一榜）这样的个人，还是在三份“好书榜”上都有名的《江城》作者彼得·海斯勒这样的个人。

　　《江城》里的叙事是没有大而化之的判断的，尽管体会到涪陵小城的空气污染、社会闭塞、教育僵化、官僚主义，但彼得·海斯勒从来没有去裁判它的好与坏，或自己经历的值与不值。海斯勒给自己在涪陵这两年支教作了几句总结：“如果说真留下了什么的话，那么在这两年里，我非常高兴我在涪陵没有建立什么东西，没有组织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这种纪实文体，尤其能凸显作者写作的开放性特点。

　　反观两本中国作者的书：《倒转“红轮”》和《乡关何处》题材、写法、体例都两不相干，却有一点共性：作者都很明白哪里是“正确的一边”，也十分自信地昭告说自己就站在那里。在野夫的散文中，他那些惨遭各种死亡的亲人和朋友几乎人人光环闪烁，他的文章就像水晶棺椁一样将这些人物封存了起来，他为自己无法抚平的创伤记忆苦炼每一个字，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永远在呵斥、控诉、抗争黑暗，似乎不需自我检省的位置上。

　　金雁同样如此，她的叙述向来不容置疑；她很少像桑德那样引长篇文本为据，邀请读者随自己一同探幽解奥，却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能和读者在一个结论上胜利会师。

　　我想说，我太知道这种自信从何而来了。大概那些评委，或许那些评委背后的读者，也都太需要确认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