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农民工生存状况提高 幸福感明显下降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和工众网联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报告》显示，去年农民工生存状况有较大提高，但进入城市的孤独感、疏离感等，正固化其底层身份认同感，导致其社会参与和社会地位的幸福感却明显下降。

　　近年来大量入城的部分农民工是城市化中的被动选择，这种选择的被动性和城市就业的候鸟性，使其难以与城市社会形成趋势互动的有效交集。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等反映，中国社保体系的碎片化和双轨制正固化了城市各群体间的身份隔阂。这不仅来自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最高达50倍的养老金待遇差，更重要又更易被忽视的是，目前的社保体系无法适应农民工高流动性的需求，加剧一些农民工在城市的被边缘化。此外，当前用工智能化和投资重工化等，正在或即将收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择业的发展空间，这不仅强化了农民工对其社会底层身份的认同，而且也增加了一些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因此，需要改变目前中国基于户籍身份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从制度上加大了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交往的渠道，减少其在城市的无力感和失落感。

　　随着人口城镇化被定义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如何构建一套灵活的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双轨制，已是当务之急。结合农民工的高流动性，我们认为，未来的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首先应打破以户籍地为载体的公共服务配给模式，实现以居住证号或身份证号为主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把目前多达60项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从户籍中剥离出来，进城农民工只需拿身份证、本地居住证明等，就可到当地政府申请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当地政府拿农民工资料向中央申请专项转移支付。

　　其次，需要改革现行的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多层次社保体系。当前中国的养老、医疗等社保体系，表面看是个双轨制问题，本质上是基础性社会保障计划的缺位和越位问题。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向全民提供的基础性社会保障计划，这方面不应该缺位。同时应该降低用于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养老金的财政资源。

　　当前，要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需拿出部分财政收入和国企上缴红利，以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国60岁以上居民提供基础性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满足居民最基本生活需求，并把职保、城居保和农保等实行类似于美国401K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把机关事业单位现员工纳入其中。

　　同时，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再财政全额拨付，而改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发放的基础性养老金，一部分则通过全国社保基金发放。改为全国社保基发放而非财政全额拨付，是因为全国社保基金拨付要比财政直接拨付更具激励相容性，即全国社保基金会基于支付的可持续性，会谨慎调整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而同时职工养老金则在通胀等下会持续提高，从而逐渐缩小两者的养老金待遇之差。

　　在人口城镇化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下，加速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以户籍为载体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可有效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归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