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委大院那些事：走出过21位副总理、国务委员

居民反对拆除有历史意义的旧楼

即将被拆的老楼里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足迹

　　大院“盛产”高官

　　许多人说计委大院“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此话倒真不假。

　　几十年中，从大院陆续走出过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全国顶尖级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马洪、吴敬琏都出自这个大院，从这里出来的局长和处长们更是多不可数。更让计委大院自豪和骄傲、并引以为荣的是好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自这个大院，如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委员陈慕华副总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

　　这些领袖人物，曾经是那么平凡和近距离的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就像我们当中的一员。开始，人们并没有太注意，直到许多年后才突然惊奇的发现：在我们周围竟有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中数朱镕基在大院里住的时间最长，也最为大院人所熟悉和了解。

　　朱镕基清华毕业后，先去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1952年进京到国家计委，成为了当时最具有潜力和前途的年轻干部，并举家搬进了计委大院。在这个大院中，他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朱镕基总理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夫人劳拉贤惠、朴实善良，为人从不张扬，并且精通四国语言。他们的一儿一女，小时候都在“中古友谊小学”就读，听说他们长大后都很争气，事业都很有成就。

　　在计委大院生活期间，朱镕基一家十分低调。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身材高大的朱镕基夹着大黑皮包匆匆步行去办公大楼上班。晚上，经常能碰到他和夫人劳拉说笑着在大院里散步。中古小学开家长会时，可以见到他以家长身份在那里侃侃而谈；在食堂打饭，可以看到他和正在排队打饭的同事们打个哈哈，说个笑话。有时还可见到他挎着个篮子去买菜，甚至和卖菜的人在那里砍砍价。在机关联欢会上，他还会大大方方的为大家清唱一段字正腔圆的京剧。

　　在大院里，无处不留着这位两道浓眉不怒而威的总理的深深印记。去年，当年生活在计委大院的孩子们举办联谊会，寻找童年美好的记忆。会上用幻灯放出一张朱镕基年轻时期和机关同事们一起在颐和园留影的巨幅照片，片头题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共和国总理从这里走来。细看，照片里别的大人和几个孩子都在看着镜头，只有朱镕基一人抬着头，深沉的凝望着别的地方。这时，联谊会的主持故意停顿一下，然后一指照片煞有介事地调侃道：“大家看，我们总理那时候就盯着中南海呐！”

　　也许只有这个大院的孩子们才敢这样没大没小的“造次”，因为他们没有把朱镕基当外人，他们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和敬爱。在孩子们眼里，这位共和国的总理是他们父母曾经的同事或好朋友；是他们天天都能见到的左邻右舍；是他们整天都喊着叔叔、伯伯的十分亲近的人。

　　朱镕基已从大院搬走了许多年，听说他身居高位后，还来过大院好几次，看望朋友和邻居。看来这位总理的“大院情结”竟也是如此的如影随形。

　　大院里的经济学家们

　　同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一个小自然院做了多年的邻居。

　　孙冶方1925年曾与王明、杨尚昆、蒋经国等人在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以后则长期从事马克思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领导工作。五十年代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科院研究所所长。

　　孙冶方老人生活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在楼门前练身、打太极拳，那一招一式娴熟且认真。老人在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朋友也很多，听说朱德、周总理、陈毅元帅都和他交情很深。每逢节假日，他家的来人络绎不绝，从停在楼门前的“吉姆”、“大红旗”和“吉斯”牌的轿车，就知道来宾的地位。

　　孙冶方一生酷爱音乐，尤喜肖邦和贝多芬。每次从他家的楼下经过，常能听到贝多芬的交响曲旋律。

　　孙冶方一生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叫李昭的养女。这位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的老人十分喜爱孩子，见了院里的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然而就是这些“伯伯”长、“爷爷”短的孩子们，在当上“红小兵”后伙同机关“造反派”抄了老人的家。多年后，当这些孩子长大彻悟向老人忏悔并道歉时，老人竟无一句责备的话。他就是这样一位胸襟宽广、宽容大度的人。在机关，他对批判过他的人同样不计前嫌，再次重用，甚至重事相托。这种高尚的人格力量，感动了很多人。

　　孙冶方“文革”时锒铛入狱七年。在狱中，老人十分坚强，没有纸和笔，他就用心中打腹稿的方式，用时七年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先后打腹稿竟有85遍之多。这种在监狱里用“心”和“意志”著书，大概除了他以外，真的是“空前绝后”了。

　　经济学家沉默是社会的最大悲哀，而孙冶方是站在地狱门口，也绝不保持沉默的硬骨头经济学家。他刚出狱便郑重声明：“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亲哥哥薛明剑也是民国时闻名遐迩的“经济大家”，他与我国另一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是堂兄弟。

　　1983年，75岁的孙冶方在京去世，他的骨灰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中被撒入了太湖。

　　大院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是马洪。马洪和我父亲熟识，抗战前都是“牺盟会”的，又都是山西人。我和马洪的女儿马雅也是小学同级不同班的同学。

　　印象中的马洪身材高大魁梧，宽大的额头，一副长者的样子，脸上总是带着慈爱的微笑。他待人和蔼可亲，没架子，一生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和游泳。

　　每天早上打饭和上学，我都要经过马洪家。一年四季都会看到马洪围着院子的小马路跑步，有时还见到他戴着耳机，边走着，嘴里还念叨着，大概是在学习外语，晚上也常能碰到他带着孩子在院里散步。

　　马洪1936年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因此与高岗结下了不解之缘，再以后马洪调北京国家计委任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与高岗共事多年，受到了高岗的赏识和重用。正因如此，在“高饶事件”后，马洪被凭空指责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受到长期被降职等不公正的待遇。

　　“文革”后，马洪担任过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等职务。马洪身兼高官，又是学术界权威，他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界都有很好的口碑。

　　计委大院的人都说，马洪更为重大的贡献莫过于“慧眼巨睛识英雄”了，那英雄指的就是后来的朱镕基。在东北，朱镕基就是马洪的部下。说马洪是朱镕基的“恩师”、对朱镕基有知遇之恩一点也不过分。在马洪第二次复出后，很快把朱镕基调到了经济研究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2007年，这位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大经济学家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马洪身后完全有资格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室或红军室，但不知是否是他生前的意愿被安葬在了西山环抱的“万安公墓”。他的墓的左前方不远处便是高岗的墓。也许他是想要在这里永远的陪伴那孤单很久的老上级、老领导；也许他是想和这位老战友、老朋友一起叙说曾经的辉煌和昔日的对错与得失；也许……也许他什么也没想，不过是冥冥之中的两片落叶被偶然的吹掉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