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农们的 后非典十年

　　张文康

　　当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走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变化已经从2003年4月20日的这个下午开始。

　　这是中国首份非典报告《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起草后的第90天。这一天本应负责发布信息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并没有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工作人员急匆匆把桌牌上他的名字换成了高强。随后，这位副部长向记者们了发布消息：“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

　　在此后诸多有关非典的记述中，这一天的发布会都被视为抗击非典的“分水岭”；而在中国政治变革中，这一天也成为了此后10年中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开始。

　　有记者问，未到场的卫生部部长是否已经提出辞职？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还只有37例。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还曾向中外记者宣布，北京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果然，那位记者提问几分钟后， 直播现场的电视屏幕上就打出了滚动字幕：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这两项人事任免很快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也让中国政府因未能有效控制非典而造成的被动局面得以扭转。当时，法新社报道，在停止隐瞒SARS疫情方面，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引人注目的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更为直接：中国在行动；英国《卫报》的标题是“为SARS中国解雇部长”。

　　中国式隐瞒

　　对于履新仅93天的孟学农来说，这是此后10年坎坷仕途的开始。两天后，他请辞北京市市长，成为共和国成立以来这座城市任期最短的一任市长。

　　很多北京人都为孟学农的仕途惋惜。1983年，34岁的孟学农已经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官居副厅。十年后，他出任北京市副市长。那时候他频繁出现在街头，并因为 “菜篮子”工程中的亲民表现，在京城留下了不错的口碑。

　　2003年，又一个“十年后”，孟学农在履新北京市长的记者见面会上踌躇满志：“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与此同时，63岁的张文康则刚刚在卫生部部长位置上取得连任。部长同样表下决心：“一不当太平官，二不当糊涂官，三不当贪官赃官，四不当‘面团官’。”

　　只是事与愿违，市长和部长许下决心一个月后，“广东发现SARS”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坊间流传。2003年2月11日，广东成为第一个公布真相的省份，承认省内当时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并有5例死亡。

　　不过，在北京，当网上关于“非典”的消息开始传得满城风雨，两会的报道仍占据着媒体的版面。中国政府正完成换届，3月6日，北京市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的时候，正是朱镕基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

　　流言中最为精确的信息甚至已经指明了收治SARS患者的医院；传说中可以预防非典的中药制剂也在北京市民间流行。北京的一所中学的课堂上，清热药物产生的副作用让学生们一个个举手“要去厕所”；北京的大街上，口罩成了抢手货。

　　电视机里，中国官员们仍旧延续着中国式的官场语言。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这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而当时媒体的统计数据显示：那时，中国发生疫情的省份已达26个。

　　国际上的反应同样不像部长和市长的表态那样轻松：原定于4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峰会已经推迟；英国滚石乐队在京演唱计划被迫取消；世界卫生组织把北京重新定为疫区。

　　官方的态度终于开始改变。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南下考察，他来到广东疾控中心，用到了一个词揪心。细心的媒体注意到，4月20日之后，官方用词已经从“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变为“决定打一场硬仗”。

　　从风暴到制度

　　这是几十年里中国第一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如此大规模罢免失职官员。仅在孟学农、张文康被免职后的一个月里，因抗击SARS不利而被免职的官员超过一百二十人当时媒体称这场大规模免职为“问责风暴”。

　　在随后的一年里，更多的官员被卷入这场“问责风暴”中石油原总经理马富才因开县井喷事故引咎辞职；密云县县长张文因北京密云灯会发生特大死伤事故而引咎辞职；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因特大火灾引咎辞职、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副县长彭仲华因矿难引咎辞职……《中国新闻周刊》评论道：这场风暴有可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过眼云烟式的“运动”，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时机。对于新一届领导人来说，接下来要做的是，是如何将一场运动式的风暴，在制度层面延续下来。

　　在此之前，《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已经在2001年4月21日开始实施。其中第十五条规定：“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2004年，非典后的一年里，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快审议通过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其中列出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9种情形，包括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等等。

　　2005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问责制的相关内容作了规定。一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也就是在这一年，广东省梅州兴宁市大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3人死亡。梅州市常务副市长、兴宁市市长被撤职。这一年问责最高的领导，是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他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

　　非典舆论的漩涡中，保留了“正部级”的孟被“尘封”了5个月后，低调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那段时间，他拒绝了所有采访。孟学农曾对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马昌博说，自己要10年后才能接受采访，“因为10年后，我就退休了”，那一次，他还说了一句后来被人们广为传播的话：“历史越久远越清晰。”

　　2008年，孟学农接受马昌博采访，这比他的预想要早了6年。一年前，他刚刚复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并在当年的十七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这个事故多发的省份，孟的前任于幼军曾两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并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和家属道歉。在山西省内的一次会议上，于幼军干脆站了起来，向与会人员鞠了一个躬拜托官员避免黑砖窑事件重演。“深刻检讨”几乎成了此后几任山西省省长共同的宿命。

　　“我作为一省之长，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 在那次采访半年后，刚刚上任一年的孟学农在山西省襄汾县发生“9·8”尾矿库溃坝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后如此说道。而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因洪洞矿难向国务院作“深刻检讨”。

　　主政山西本是孟学农的“背水一战”。很多人都相信，“复出”的孟学农本可在山西任上大有一番作为。然而，他并没能像于幼军那样顺利交棒，而是再一次成为了“官员问责”的标杆因为9月8日那场突如其来的溃坝事故，孟学农辞去山西省长之职。

　　孟学农辞任山西省长一职的时候，中国媒体的注意力正聚焦在另一起可以被载入史册的事件当时随着对河北三鹿奶粉事件的调查逐步深入，相应的“官员问责”也正步步紧逼。

　　随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石家庄市长冀纯堂被免职；石家庄多名分管畜牧、食药监、质监等部门负责人被免职或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也被免职在此前责任事故处理中，“党的一把手”被问责的案例极其少见。

　　新华社曾把2008年视为“问责制度走向新高度”的一年问责范围之广、问责级别之高为历年所罕见。

　　这一年的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指出将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果然，在河南登封市矿难、云南阳宗海污染事件、华南虎照风波、瓮安群体事件、深圳舞王大火、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中，都有相关官员被追究责任。

　　“心在哪里安放”

　　再次被免一年后，孟学农写了一首诗《心在哪里安放》，抒发自己辞职后的心情：“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

　　孟学农再次去职的两年后，细心的记者发现，2010年1月24日，在新华社报道的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内容中，结尾处不经意地提了一句“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主持会议”。

　　在孟学农之后，高层官员因重大安全事故引咎辞职的例子不断，但大部分赋闲不久便开始复出。2012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因三鹿事件被问责的官员中，已有6名复出或被提拔。

　　而常常与孟学农一起被媒体提及的原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辞职“待业”将近一年后，于2006年12月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类似被免职的官员，张文康是个特例，他因为年龄原因逐渐淡出公众视线，职务只剩下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免职官员的复出机制，开始成为政界与学界的全新话题。孟学农再度复出的这一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颁布，规定“受处分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

　　在2012年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的会议上，已是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的孟学农说：官员躁动跟现行的体制设计有关，所以有些官员面临3年不升迁的时候有些心理躁动。

　　作为两次“官员问责”的标杆式人物，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孟学农似乎最有资格说这样的话。2009年，在那首《心在何处安放》发表后，他的妻子回复记者张蕾的邀约时，在短信中写道：“他这一年感到，‘得未必是好事，失也未必是坏事，随遇而安，随缘而行’，离开喧嚣和浮华，过平静、简单、快乐的生活，心里很踏实，由衷地感到轻松和释然。他不愿意再有别的波澜，希望你的理解，这也是我们家人的心愿，谢谢你。”

　　他的妻子告诉记者，“他有一句话说‘历史愈久远愈清晰’，有些东西不要去再争辩什么，表白什么，没有必要，自己做了，自己承担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们很坦然，很快乐。”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南方都市报》、《财经》等媒体早期报道，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