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伦
袁宝成
广东团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代表积极就方案提出意见建议: 昨日下午,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在驻地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刘悦伦、袁宝成、吴鸿、宁远喜等代表作发言。
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市长刘悦伦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吸收总结了不少广东的改革经验。他同时强调,部门阻力不是改革的成败所在,最关键的是职能转变和放权后能否“管得住”。
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市长袁宝成认为,改革后部门的职能界限一定要明确,对改革效果最好每年一评。
文/记者卢文洁、李栋、王广永、全杰
图/记者庄小龙、顾展旭
佛山市市长刘悦伦: 放权后能否管得住是关键 “我认为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广东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再一次成为全国改革的排头兵。”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市长刘悦伦说,改革方案中部分较重要的内容,在广东已经践行。
刘悦伦认为,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可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职能转变;二是放权;三是整合。职能转变是这次改革方案的核心。“舆论多数集中在机构改革上,实际上我认为机构的改革要服从于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让政府为市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是根本性的。”
其次就是放权,朝着三个方向:向地方政府放权;向生产经营单位也就是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
“国务院改革方案只是政府职能转变迈出的第一步。”刘悦伦提出,应该在广泛征求群众和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对于政府的职能再来一次彻底的转变。
刘悦伦说,根据佛山的经验,政府职能的清理不仅限于政府部门,还应包括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这些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也有一部分审批职能或行政职能,也应该全面清理。”
“个人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该包含三部分:一是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作为核心;二是机构改革作为载体;三是行政审批流程的再造作为支撑。”刘悦伦认为,方案还有一部分需要完善,就是政府行政审批流程的再造。他举例说,过去的行政审批是串联式的,审批可能要跑十几个部门。广东改革的做法是把行政审批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接单,后台由十几个部门同时审批,大大节省时间,这样的审批流程再造的例子很多。
刘悦伦认为,行政职能转变和放权之后,能不能管得好是关键。“很多人认为成败关键是部门的阻力,我不这样认为,改革以后能否实行有效的监管,能否不出问题才是成败关键。”他说,如果没管好而出了大问题,或某些方面出现了漏洞,很可能会走以前的“覆辙”,放权后又收回来,部门整合后又分出去,就会陷入分分合合、收收放放的怪圈。
人大代表宁远喜: 加强监督以防上面放权地方截流 人大代表宁远喜认为,这次改革确实是攻坚克难,建议在加强政府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对相关机构的内部监督之外,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对这次机构改革的落实情况、政府职能转变情况加强监督,以防精简不到位,权力有保留,或者上面简政放权,地方层层截流,使改革大打折扣。
宁远喜说,这次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在于向社会、向市场放权让权上,建议进一步在向社会、向企业、向个人让利上加大改革;在机构改革上,进一步整合国税、地税两个部门,避免竞争性征税、减少征税成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东莞市市长袁宝成: 改革效果最好“每年一评” 袁宝成在发言时表示,机构改革方案可圈可点、务实可行。“方案既不操之过急,也不简简单单,做不到的不做,能做到的先做,给人很好的未来预期。”袁宝成说他到东莞做市长,竟然发现一条路有六个部门管,由此可知机构改革非常有必要。不过他也说,机构改革一定要设计好制度边界,否则可能会出现弊端。
袁宝成认为,机构改革在全国推开前要保证先有试点的城市、试点地区,千万不要全国一刀切。他说,对于试点城市要充分给够权力,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如果当年不是给深圳、顺德充分的空间来试点,估计现在也不会出现卫生人口计生委这种结构。“所以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很有广东色彩,我觉得真的有广东的影子在里面。”
袁宝成还认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农业部的职能界限一定要明确。“比如瘦肉精的猪肉是农业部管,但是到了餐桌出了问题谁来管?这个界限在哪里?这个边界处理不好的话将来还是容易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机构改革后内设机构的人员整合,也要特别注意。”袁宝成说,如果改革不好的话,内部机构之间的扯皮可能比机构之间的扯皮还复杂。最后争来争去,就会导致办事效率降低,所以内设机构的职能界限也一定要非常清晰。
袁宝成建议尽快制定《行业协会管理法》,防止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发展成“二政府”。他说行业协会以前有钱没权,将来把权力放给它了,它又以政府的身份自居,那么问题可能更厉害。“所以希望这部法律出台越快越好,让行业协会依法从事自己的行业管理职能。”
袁宝成还提出建议,“现在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五年一次评价,但是我觉得对改革效果,最好是每年评一次。如果这一轮评估不行,该调整的就调整,该改革的就改革,不要等到五年以后,耽误不起。”
此外,要特别明确在改革过渡期的部门责任,“因为上面一说要改革,下面就会放松管理,这个时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因此要明确,这个时期谁出了问题还是要负责任,保持一种高压态势,使整个监管不至于出现管理真空。”
人大代表吴鸿: 建立完善问责制加强政府权力监督 人大代表吴鸿认为,“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部门利益。”吴鸿说,由于部门利益及相关个人利益作祟,很可能形成集中的部门利益,或出现机构合并不当导致改革“反弹”,出现以前部门合并后又分离的现象。
如何有序推动简政放权,职责整合,如何实现对政府部门利益的制约,是改革的最大难点。吴鸿认为,完善对政府权力监督机制,也就是建立和完善问责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应该是突破这个难点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建立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途径,加强人大、公众与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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