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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机构改革有何积极意义?将重点解决哪些问题?将达到何种改革目标?连日来,政府机构改革一直都是代表委员及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记者就此连线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竹立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政府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汪玉凯等专家学者。
最关键是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竹立家说,历次机构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五次,第二阶段是第六次和本次改革。
“第一阶段重在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主要是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第二阶段重在转变政府职能,重构政府价值,把政府转变成市场监管型、社会管理型、公共服务型及廉洁型政府。同时,在政府行政体制内部渐进实现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
他认为,本次改革是2008年第六次机构改革的深化。“经过五年的运行及地方实践,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还有需要重新微调的地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转型的力度加大,现代性程度在提高,必须全面、系统考虑,让政府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
汪玉凯表示,机构改革只是一个表象,转变政府职能才是核心,最关键的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许可,把市场、社会能解决的问题,交由市场、社会去办。
他认为,转变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营造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二是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解决好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三是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必须体现这一点。
“政府部门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政府的规模与政府的职责相匹配就行,要管这么多事,就给它设置相应的部门。”汪玉凯说。
放权社会组织,需配套支持
“政府要向社会放权,实质是政府管得太多。放权也可以理解成社会权力的回归。”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史传林说。
“我们过去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实行双轨制,成立社会组织必须找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再到民政部门注册。这种管理方式,导致社会组织数量、质量和发育水平比较低。”汪玉凯说。
他坦言,不少社会组织以前是“二政府”,和政府挂靠在一起,把政府机关的工作理念都带到社会组织、行业组织里来了。
汪玉凯表示,广东在这一领域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很多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提早和国际接轨。”
史传林认为,要向社会组织放权,第一步是界定政府的职能、权力边界,不能越界,第二步需要配套支持。
“目前来看,社会组织缺乏资源,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予以扶持。比如给予税收优惠,注重人才培养,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史传林说,从国际惯例看,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一是政府拨款,二是社会捐助,政府有必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
史传林说,社会组织需要一个成长空间,社会要从价值观层面予以信任。“政府有管理失灵的时候,社会组织也不是包打天下,也有管不好的地方,要理性看待。”
广东经验
近年来,广东深圳、顺德两地先后开展了机构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打造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服务型的政府,取得了初步成效。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竹立家表示,两地的探索对本次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改革的方向、路径更加明确。
顺德:
合并同类项提高行政效率
2009年9月,顺德启动机构改革。改革打破了多年来机构设置要“上下对口”及“党政分开”的传统,全面梳理41个党政群机构和部分双管单位职能,进行同类项合并,组建成16个大部门。
改革后,基本实现了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管,部门分工更为综合、清晰,问责也更明确,原来的跨部门协调转变为部门内部的沟通,减少了改革前部门分设过细、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而出现的推诿和扯皮。
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改革整合了工商、质监、食监、卫生、农业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并将工商、质监、食监等部门属地管理,组建市场安全监管局。
从去年开始,根据“一级政府、扁平管理、高效服务”,“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和协调”的权力重构原则,顺德对区属有审批权的13个大部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进行重组优化,设立审批服务科让业务科室实施审管分离。
顺德曾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改革评估,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改革后到政府机关办事的次数减少了,办事花费时间在1小时以内的人数比改革前增加了两成。
深圳:
委局办作为政府主要架构
2009年,深圳启动了建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原来的46个工作部门减少到31个。不作调整的部门,按照转变职能的要求,重新制定“三定”方案。
改革形成了“委”、“局”、“办”的政府架构:“委”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局”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办”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新设的市场监管局,统一承担由原工商局、质监局、知识产权局等部门的职责,以及卫生局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这使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由5个减少为卫生、农业、市场监管3个部门。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说,深圳机构改革是中央编办授权下的改革试点,肩负着为国家行政机构改革探路的任务。从2001年开始,深圳就一直在进行机构改革尝试。“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是正确的。”
他表示,作为大部制改革的配套措施,深圳近年来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改革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加强基层社区的自治,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黄伟 南方日报记者 杨磊 张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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