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软抵制

　　日前，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有关内容和考虑”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提出：“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不变。”“一票否决”再次成为公众咀嚼的字眼。

　　近些年来，“一票否决”被我国党政机关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广泛使用，并成为重要的考核方式。“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招商引资一票否决”、“信访工作一票否决”……一项又一项“一票否决”，初衷很直接———强化责任，但在现实中，它却分化成“AB”两面，一面是不违初衷，一面是遭遇尴尬。

　　A面

　　曾有力推动基本国策

　　在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过程中，“一票否决”功不可没。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处理好人口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1978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1982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并取得了较好成效，随后，“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在全国推行。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卫生部与人口计生委合并成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记者会上解读这次改革时，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也谈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在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和资源相互之间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会变。”他强调，“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不变。”

　　不变，自然是因为它在推进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时的重要作用。

　　“从地方政府工作来讲，如果计划生育没有实现预定目标，即使其他工作再好，相关负责人也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因为“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这样的严厉政策，我国的人口数量才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这项任务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在我国一些计划生育水平薄弱的地方还存在着超生现象，所以，我国因人口众多而造成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还要继续。”

　　强调责任的有效方法

　　周文彰说，除了中央和省里要求的“一票否决”事项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还依据自身情况设定了更具体的“一票否决”。

　　在百度搜索“一票否决”，可以得到约574万个相关结果，其中有很多具体的“一票否决”事项，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信访工作、德行考评、森林防火、青少年体质健康等具体工作当中设定“一票否决”条款；某地在评选省级示范路时，也实行个别项目“一票否决制”；某市在对耕地保护不力的镇实行“一票否决”。

　　有媒体报道，某乡一位党政办干部的年终考核材料中，“一票否决”项目有11个大项，分别包含若干个小项，政策制定方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各级政府，形式上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规范性文件，有的领导讲话也被当成“一票否决”的政策依据。

　　“一票否决”除地方党政机关作为考核、评估标尺，企事业单位也在广泛应用。有的学校推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有高校研究生招考实行复试“一票否决制”，有的企业对员工私下兼职采取“一票否决制”。

　　谈及“一票否决”的现实意义，周文彰表示：“（‘一票否决’）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突出某项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是在其他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的情况下，要推动相对薄弱的工作，抓住工作上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一票否决’的方法就存在合理性。”他认为，从积极角度考量，“一票否决”不啻为一种体现工作的全局性、突出一定时期内的工作重点、强调责任性的有效方法。

　　B面

　　“一票否决”是“紧箍咒”？

　　也有专家认为“一票否决”过多，会使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失去工作重心。

　　一些专家曾在新华社主办的时政期刊《半月谈》上刊发文章，探讨“一票否决”，其中提到：“‘一票否决’甚至成为某些官员表演‘一言堂’，实施人治的舞台，很多地方在‘一票否决’具体操作中往往重视‘硬指标’，轻视‘软指标’。靠行政手段强行取得的‘达标’效果，随时可能回潮反弹，不具长效性。”

　　有专家还提到一个不正常现象，那就是因为“一票否决制”的存在，可能会出现一项工作不达标而所有工作被全盘否定的情况，这完全违背了“功过分明”的常理，也让“一票否决”成了决定“乌纱帽”存留的“紧箍咒”。上级官员被戴上了“金箍”，那么他只好将压力层层下放，再给基层官员头上戴上“金箍”。

　　当人人头上都戴着“一票否决”的“金箍”，就会有人想办法别被念“紧箍咒”，这也是基层官员在面对事件发生时选择瞒报、在工作上弄虚作假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样的观点，周文彰认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动辄实行‘一票否决’，（确实）容易造成‘一人生病大家吃药’，导致弄虚作假，不堪重负。”

　　从没被“否决”过的背后

　　一些专家同时表示，刚性的“一票否决”会滋生欺瞒之策。下面的算是一个个案——

　　北方某市一名区计生局干部对记者说，他从事计生工作16年，一直能感受到“一票否决”带来的压力。

　　他说，在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时，由上级部门下发责任状，一层一层地签下去，年底时评分，采取千分制，控制计划外超生、性别比等占很大一部分分值，此外还有流动人口管理、药具发放等内容，“这都是大项，还有细则，加在一起能超过100条。达不到规定分数，单位就要降到三档，相关领导也要受处罚。”

　　但这位干部也表示，从没有遇到过不达标的情况。“早些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让人很头疼。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发现，压力没那么大了。”他讲出内情，“每年，我们都会到辖区各地检查出生人口和户口情况，基本上是例行公事，走过场，去之前会提前通知各个单位。”

　　如果查出某地有超生现象怎么办？这位干部说，只要花点钱、托托关系，把孩子落到别人家的户口上，相关部门对此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又强调：“这只是我听说的，我们辖区里还没遇到过，也不可能遇到，下级单位是签了责任状的，谁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变成对策的虚拟数字

　　北方某地一位镇长对记者说，目前“一票否决”有三大项：计划生育、安全生产、信访工作。他表示可以轻松完成，“我们镇只有1万多人口，比较好管理，而且还没有大型工厂、企业，都是小商户，所以涉及不到安全生产。”

　　不过之前他也曾挠头过，“之前曾有过招商引资的‘一票否决’，执行了6年，幸好今年取消了。”究其原因，这位镇长坦言，当时县里给他们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是每年至少1亿元，“我们镇的情况，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说，当年为了不被“否决”，只好拿固有工程充数，还是不到1亿，就在数字上下工夫，“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机器设备等，把这些项目的数额填写得比实际大一些。”

　　这位镇长用自己的实践解释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含义。“‘一票否决’像是悬在我们头上的刀，但是真正操作时，没有人会触到那条线。”说这句话时，看不出他有多轻松。

　　专家建议

　　“一票否决”问责权应归人大

　　当“一票否决”的现实和初衷有所偏差，专家们提出建议。

　　“当我们要抓的工作太多的时候，应该采取系统的观点，而不是轻易使用‘一票否决’的办法。”周文彰指出，在对“一票否决制”进行严格规范的同时，还应该建立健全科学的地方政府政绩的评估考核体系，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统筹协调，并将此作为常规的工作思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认为：“（‘一票否决’项目）过多的话，就失去了意义。”他说，“一票否决”的现状涉及了数字造假注水、监督制度不到位、惩处制度不到位等问题，“各级监督部门对政府的数字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监督和审计。”他认为，“一票否决”的直接处理方式就是问责，但是当前的问责制度并不严谨。他提出，解决“中国式一票否决”问题的最根本方式，就是将问责平台设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否则现在一问责之后，相关官员闹哄哄地下台，随后又不声不响地上台。第三方的监督，绝不能来自于政府内部。”

　　也有专家提到，“一票否决”的副作用，一定程度上源于上级政府更多地采用直接的、强制性的管理方式，认为政府应该提高管理能力，创新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