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早上气温骤降，当地村名排队悼念老书记，一些村民请假或是趁三班倒的间隙前来悼念。(蒋迪雯) 3月20日傍晚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走后第48小时，天气骤冷，灯光寂寥。
著名的328米龙希国际大酒店和华西金塔，熄灭了平日璀璨的装饰灯，只留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静静地在夜空中矗立着。
仿制颐和园的古典长廊的两侧，此刻堆满了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足有上百米长，白天不断播放的哀乐似乎还余音缭绕。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依然有不少人的衣袖上挽着黑纱。
走进华西金塔的内部，经济渗透到细胞里的那种活力却不曾减弱：旅行团的导游举着小旗，扯着嗓子，带着游客登塔观光；999元一条的华西烟，卖得红火；营业员拿着印有华西村、仁宝商标的衬衫向游客兜售……
这位被称为 “中国最有名的农民”吴仁宝，和他曾经带领的共富神话华西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缩影。
尽管某种程度，吴仁宝和他的家族已经成为华西村的一张名片。然而，这个共同富裕的传奇，以及它所承载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依然属于普通的3.5万名华西村民们。
他们的华西梦，又将走向何方？
一 紧邻硕大的“天下第一村”招牌的华西597号，一栋洋气的两层欧式别墅，就是张桂英的家。
老远的，这位64岁的阿姨便已站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昨天上午11点，我们已是她接待的第三批记者，而张桂英却早就习以为常。
全家5口人，房子的面积420平方米，两只璀璨的水晶灯映照下，欧式真皮沙发更显得气派。这套房子的装修，张桂英家里花了60多万元，而房屋本身的110多万元，是村里从他们家的股金分红账户里扣的，不需要出现金。
张桂英是地道的华西村村民，经历了华西村房屋变革的5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住瓦房和茅草屋，1968年搬进村里建的平房，1976年首批搬进了新建的楼房，1995年搬进中式别墅，2007年搬进了现在住的欧式别墅。
她的工作地点，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华西村，“我早先做过插秧割麦的农活，之后搞过村里的接待，后来在华西村旅行社做导游，退休以后还去做兼职导游”。
张桂英似乎天然有一种集体主义情怀，她说：“村里叫我干啥就干啥，我永远服从分配。”
她家里的日历，定格在了老书记去世的3月18日。她有一张合影，是当导游时，陪同一对浙江来的老革命夫妇和老书记一起照的，被她珍藏在一个盒子里；里屋的墙上，张贴着吴仁宝2012年的一段语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超时俱进。
说起老书记，张桂英的眼圈控制不住地发红，采访当中，她接到一位游客的电话，又掏出了纸巾。她说，最近几天吃饭都不香，总想起老书记每年请村民集体吃饭时，跑到每位村民身边，拍拍肩膀：吃好啊！可他自己，怎么一直住平房，吃那么随便呢……
二 对于村民来说，老书记带来的好日子很实在。
张桂英说，村民的收入分两块，20%是现金，80%入股。持股的多少，由对企业和村里的贡献大小决定。持股账户一般不能提现，但是村里分的别墅、车子的钱都从账户里扣除，也会定期分红。
2011年，村里集资建龙希国际大酒店，张桂英参与了集资，是从持股账户里扣除的100多万元。对于媒体此前报道的每家出资1000万元，她说，有多有少，那是平均的数字。她还参加了村里组织的台湾游等，都是免费的。
她的儿子，2001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华西村一家电气厂工作，从基层干起，现在是副厂长，年薪十余万。2003年，村里分了一部赛欧车，让她觉得“真是什么都有了”，后来，儿子又买了辆福特车，让她感慨：“没有买不到，就怕想不到。”
说起未来，张桂英说，感觉不会有什么变化，“新书记都上任10年了，也是让人信赖的书记呢！”随即，她笑起来：“我还有他小时候一张穿小短裤的照片呢。上次碰到他还说起来！”张桂英的愿望，是在江阴读书的孙子，以后可以出国留学。
在华西村本村的400多户中，张桂英这样的村民占着主流。他们有村里熟人社会中特有的那种相互信赖感，与对老书记发自内心的感情，对今后的日子信心满怀，但在谈及究竟如何发展时，并不言之详尽，多是跟着惯性在走。
三
如果老村民对华西村有一种骨子里的集体情怀，那么华西村的年轻人呢？
26岁的赵成，从英国留学两年后，回到华西村。
先在华西村铜业公司做一线员工，去年底刚担任了村团委书记。“这是我的故乡，待遇好，就业平台高，为啥不回来？”
他这样形容回到故乡的感受：这里有高楼，有别墅，有金牛，经济好是明摆着的。他记得当团委书记后，老书记第一句话没聊工作，而是问：“女朋友有了吗？”
从国外回来的他，很快加入了“讲政治”的队伍。不仅经常听老书记讲形势，去年年底，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与村里其他干部一起去北京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
他这样解释对老书记“讲政治”的理解：“不必去抠每一句话，但政策上跟得紧，发展得好，说明走对了。”
村里另外一位大学毕业后回来工作的年轻人，则形容自己回村发展后压力挺大，“乡亲们都是熟人，讲面子的，怎么好意思混得太差？”
吴仁宝对人才的重视，也一直为华西人津津乐道。
在华西村的长廊上，有着他著名的 “语录”：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新世纪造人。现任当家人吴协恩也说：不仅口袋富，脑袋也要富。
四
作为人才引进的外地大学生何芦苇，已经在华西村度过了三年时光。
有着浙大经济学硕士和注册会计师职称的他，现在是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会计。
因为妻子就是华西村人，何芦苇也顺其自然成了华西村人。他说，自己的月薪是2600元，但一年奖金有25万元，5万元现金，20万元参股收益。“家里有别墅有汽车，其实对钱的要求没那么多了。”但是和自己在北上广工作的同学比，他觉得自己“可以不用为房子奔波，更有信仰、信念和归属感”。
学经济学的他，还是比较认同目前村庄的集体股份制，他的理想，就是能以一己之力，参与到带动周边村甚至周边地区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来。
他特别想说明的是，他的一位同样是注册会计师的同事，也是外地人，并没有取得本地身份，但在华西工作10年后，不仅在江阴买了套100多万元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奥迪Q5。“说明即便没有村民股权分红，华西的待遇也是有竞争力的。”
何芦苇感觉，“不能说因为老书记去世了，华西的命运就会有怎样的改变，因为他的精神已经影响了几代人，今后的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人们会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完成他的遗愿。华西村及华西集团的发展已经逐渐摆脱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多元化发展，引进人才及使用现代化管理制度，都会使它保持良好的运营能力。未来的华西到底什么样，十年、二十年之后自然见分晓”。
五
自2001年起，华西村将周边10余个村兼并，形成大华西，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周边村村民，无法享受到本村人的待遇，却成为外界质疑的主要问题。
提起这个，72岁的谢鹤龄说，我现身说法吧。
谢鹤龄原先是周边村之一的路西村支部书记，2006年9月加入大华西以后，成为华西第三党总支书记。
他去年的收入，是10万元现金，加上50万元股权收益，去年5月18日，已经搬进了C式别墅。所谓C式别墅，样式和本村村民的A式别墅有一定差异，但面积也达到近400平方米。
谢鹤龄说，这是自己花了50万元买的，“很多周边村的人争着买，便宜啊”。从自家的别墅，走到华西村中心区域，大概半小时的路。
与之对比的是，谢鹤龄在本村并入大华西之前的年收入，是五六万元。
他承认，因为自己现在是村干部，所以拿的钱比一般村民要多。“据我所知，中心村村民平均年薪8万5左右，资产最少三四百万，最多上千万。周边村村民平均年薪三四万左右。但是，只要你为华西贡献大，一样有机会入股。”
提及老书记，谢鹤龄印象深的，是在一次村民大会上，老书记一家集体宣誓，为华西村服务。随即，他有点激动地提高了声调：“老书记的儿女都是有能力的人，是我们村民选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当村干部？”
他说，比起老书记的急性子，新书记语速通常慢悠悠，但是搞经济真是有一套的。“老书记去了，我是有点担心的，但是又很放心。因为我们有体制、机制、班子。”
六
在最近村里来来往往的宾客中，总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保安、服务员……他们，正是来华西村打工的庞大外来人口一族。
据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透露，在华西村生活和工作的人中，外来人员比例已达53%。
来自河南商丘的老王，1990年来到华西村寻梦。“当时看了一部关于华西村的电影，觉得农村能有这么好？就跟着乡亲们来了。我们村来了七八成的人呢。”
23年过去，老王依然是华西村联防队队员，年薪3万多元。
没有实现发财梦，也无法参加村民大会，华西村却让他觉得很温馨。“我一天工作8小时，三班倒，这里治安这么好，上哪里找这么舒服的活儿？”
另一个就是房租便宜。老王在距离华西村不远的地方，和老婆一起租了一间1室1厅，每月只要100多元钱。
“我的想法是在这里干到老，再叶落归根回河南。”老王一边引导着前来吊唁的人流，一边说。
在华西南苑宾馆，同样来自河南的一位女服务员，相比老王，则显得有些迷茫。
她说，自己和老公一起来这里两年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一直待下去。不过，随即感慨：“既然来了，我就会认真做。这里环境很优雅，我喜欢。”
顺着她的眼光望去，茂密的树丛中掩映着一排排别墅，河水弯弯绕绕，几只喜鹊扑打着翅膀。
在华西村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坐标上，这些普通的华西人普通的梦想，自然而然地拼接着那个关于华西村的梦想。
吴协恩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华西村未来将要坚持的信念。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回应质疑：老书记全家占华西集团股份一个零头不到 整整一个半小时，面对全国媒体的种种困惑与质疑，昨天下午，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一一作出回应。
“未来华西村的发展，有两条原则是不会变的。一是坚持集体经济，二是坚持共同富裕。”孙海燕说，坚持共同富裕，并不是外界理解的“吃大锅饭”。“华西村的干部和普通老百姓收入之间确实是有差距的。但即使华西村条件最差的人家，家里也有别墅、汽车，能人应该比其他人拿得多一些，否则就没有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能人的收入也不能上不封顶，必须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共同富裕。”
面对外界有关 “吴仁宝在华西村实行家族制，4个儿子可支配的资金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的质疑，孙海燕表示：“老书记是不是搞家族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看他整个家庭在华西集团股份占比多少，实际上，老书记的全家在华西集团的股份一个零头都不到。”他介绍，去年华西村所有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最高上限是300万元，吴仁宝全家几个子女，都是按照年初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和每年完成的经济效益领取报酬。“老书记的子女也好，华西村的干部也好，所谓的承包经营者也好，实际上都是奉献者，贡献大，奉献大，拿到手的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孙海燕甚至将吴仁宝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及吴仁宝孙子辈名单、身份一一列举。“华西村党委一共有120个人，集体领导。吴家人一共只有十几个，这怎么能叫家族制呢？”
外界有说法称华西村众多企业面临亏损，巨资投入的直升机空中观光项目入不敷出，孙海燕承认，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华西村的钢铁、化纤等企业经营状况确实不够理想，但肯定没有出现亏损。“老书记生前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华西集团肯定是盈利的。”他还透露，直升机观光项目，村里给每户人家发了六张票，费用直接从奖金里扣除。这六张票可以自己坐，也可以招待外来的朋友。“我相信村民里没有反对的，要是连这点觉悟也没有，也不能算是华西村的人了。”(记者 周楠 朱晨)
作者：周楠 朱晨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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