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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尹志标和李兴旺面对媒体的同一个问题，两个人有着相同的回答：“现在能从容应对。”
尹志标和李兴旺分别是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和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
十年前，他们在京广两地经历了SARS突袭，目睹同事在救治病人过程中被感染、治愈。
十年后，他们体会到国家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投入和进步。
SARS十年后，大多数人的记忆会逐渐变得模糊。
李兴旺说：“我希望SARS被遗忘，这是件好事，历史能带给人经验，让人朝前看，而不仅仅是伤痛。”他更愿从中看出科学的进步，因为SARS，传染病防治体系逐渐成熟，医务人员意识到救人中防护的重要性。
尹志标发现，SARS之后，传染病和感染科室在医院、医疗界的地位已发生改变。“同行里，不再认为传染科只是一个小不点，而是在危机出现时有很大的作用和空间。”尹志标说，“这些都是SARS带来的变化。”
SARS过后，扩建传染病医院
尹志标已有了新的办公区，宽敞明亮。
尹志标所在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在SARS过后的第二年，新址工程开始立项，一期工程投资4.1亿元，二期建成后总投资达到10亿元。
迁址建设的还有地坛医院。2008年，国家同样投入了10多亿，将它整体搬迁到郊区，新址位于朝阳区北皋，紧邻机场高速公路，建筑面积为7万多平方米。
这两座一南一北的传染病专科医院设施完备，有信心应对未知疾病的再袭。然而，回到10年前，这两座传染病专科医院却被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搞得措手不及。
直到今天，尹志标还记得他观察第一位SARS病毒感染者的肺片时的情形。白炽灯下，黑色肺片上的白斑清晰可见，像死神展开的翅膀。
当时是2003年2月2日，大年初二，还在与家人共度春节的尹志标被“召回”医院广州市卫生局要求八院收治SARS病人。
尹志标对SARS病毒知之甚少，仅了解，这是一种呼吸方面疾病，传染性极强，病情加重速度非常快，情况异于寻常。
“当时心里没底，这种病是什么？怎么防？怎么治？医疗界还没有清晰的思路。”尹志标说。
新年刚过，传言已开始盛行，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报告在2002年11月16日到2003年2月9日之间，有305个SARS病例，5人死亡。
一周之内，尹志标最担心的状况发生了：20名医护人员感染SARS病毒。尹志标慌了。
一个多月后，北京地坛医院的李兴旺接触到第一个“非典”病人，此前他从卫生部得知广州的一些防护经验，但仍有5名护士感染。
“最严格的保护膜”
“其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是当时防护措施做得不够。”李兴旺说。
2009年甲流暴发时，李兴旺前往香港，参观当地传染病医院，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医生使用的N95口罩，有不同尺寸，分为大、中、小三个型号，能够将不同大小的脸包裹严实。
李兴旺说，细节处体现的科学，让医护人员安心。
如今，面对一名传染性极强的病人时，李兴旺会细心给自己套上一层“最严格的保护膜”：N95口罩，像潜水服一样严丝合缝的隔离衣，长手套，甚至是特制鞋子，与病人发生接触之后，用消毒水严格冲洗。
对比十年前SARS刚发生时，他和同事们使用的全部装备，不过是一个口罩。
时任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的王仲曾回忆，当时，医院的器材处给全院所有人员配发了纱布口罩，每人两个。口罩发下来，或被揣到白大衣兜里，或被锁在衣柜里。
这种口罩医护人员已很多年不使用，当时通常使用的是一次性外科手术口罩。
当时，尹志标和他的同事们面对SARS患者，尽管一直戴着自己医院生产的普通口罩，12层纱布，同时戴两个，并穿上防护衣，也未能阻止SARS病毒入侵。
八院感染科护士长农菲，就是穿着这样的防护装备去给一名病人上呼吸机：先是撑开病人的嘴，把呼吸机的管道插入病人气管，因为受到刺激，病人咳嗽，飞沫和分泌物溅到她身上，感染了SARS病毒。
这让尹志标意识到防护的重要性。
八院将采购特殊防护服、特殊口罩的想法上报至广州市应急办，这些物资购置被迅速提上议程，应急办承诺，一周之内想尽办法供应，并配发到各个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这些经验也传到北京，并得以使用。
如今，尹志标的医院随时储备着这些物资，比当年的防护效果更好。
“负压病房切断交叉感染”
“呼吸楼”地坛医院一座新楼的名字，专门收治患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病人。
新建成的地坛医院，比之前的规模要大10多倍，整个呼吸楼负压病房、ICU（重症监护室）病房、呼吸机以及心电图监测仪，一应俱全。而广州八院后来兴建的整栋楼，都是负压病房。
保持空气流通，防止医院内的交叉感染，在SARS时期也被忽视。李兴旺说，“这也是导致医务人员高感染率的原因之一。”
负压病房则能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层层隔离，空气在各自区域内单独流通。
2009年5月2日，地坛医院在呼吸楼接收了15名与甲型H1N1流感患者同机的乘客，为他们开辟独立单元，隔离观察。
李兴旺介绍，负压病房启用，房间设有空气消毒设备，清洁、污染区域由门禁控制，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在10年前，地坛医院虽然是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但基本以收治肝炎为主，专治呼吸道传染病的科室仅有一个，也没有隔离病房和负压病房。”李兴旺说。
这致使地坛医院当年接收SARS病人时，腾出一个病房不得不容纳20人。
同样的情况也在广州出现。
当时，广州八院只有一栋住院楼，肝炎、艾滋病患者居住其中，医院没有足够的呼吸机和正规的ICU病房，仅有一台老式的呼吸机，通过压强将空气输入管道，只能外接氧气瓶，甚至没有多少医护人员能熟练使用。一旦出现危急状况，病人只能被送往综合医院的相应科室进行救治。
医疗资源匮乏的尴尬并不只是在八院。
尹志标说，传染病专科医院在整个医疗界的地位，已伴随着鼠疫、霍乱等疾病的可控或消失而逐渐下降。“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对传染病医院并不重视，基本没什么投入，条件和设备都较差。”
他和同事们只能用自己发明的“土办法”改造病房，解决通风问题。
他们设计医务人员和病人分别从不同的门进入病区，走各自通道，病房封闭，加装排气扇，将病房内的空气抽出，以保证医护人员与病人所处区域的空气不发生接触，且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
为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另一样产物发热门诊，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体温在38.5度的病人会被直接指引到发热门诊，根据其个体情况进行分诊和隔离。
发热门诊医护人员的穿着跟普通门诊也不一样，他们通常戴着口罩、手套和头套，穿着隔离衣，同时诊室强调通风。
被称为防治SARS第一关的“发热门诊”筛选机制，应用至今，在甲流、禽流感时期发挥作用。
“随时做好打仗准备”
如今，广州八院形成一套传染病防治方案，更多标准被细化。
如果医院再次面对某种大型传染病，参与治疗的医护人员要佩戴特定标志，整个治疗空间也要贴上消毒标志，实行专门通道，密闭管理；病房监测多长时间，病员如何防护；家属来探病怎么进行检查，戴上哪些防护等。
“在这之前，这些没有明确的定义，或者说，要求不明确。”尹志标说。
农菲记得，甲流还在墨西哥时，卫生部已出台了一些甲流的防控措施，各个医院也开始制定具体细则。
“等到深圳出现第一例甲流患者时，我们已开始把病房腾空，所有护士随时待命。”农菲说。
此前，她和同事们学习了甲流的发病原因，如何治疗等，还学习怎么消毒、隔离，怎么进行自身防护。
政府行动也在进行中，经历SARS的尹志标成为广东省疾病应急队伍中的一员。因为在抗击SARS中积累的经验，他和另外20多名医生，平日参加拉练，随时准备前往突发疾病发生的现场，共同会诊，运送病人，以保证第一时间的疾病防治。
尹志标说，这种应急小组并不仅局限于疾病，也可以参与到综合救治队伍中，如参与核电站爆炸、大型火灾、地震等灾难中的综合救治，支援全国。
李兴旺觉得，SARS带给他最大的思考是，使人们重新认识传染病：它并没有消失，而且可能传染性越来越高。“旧的传染病会再来，新的传染病又会出现，有预警和重视，才有更好的应对。”李兴旺说。
实际上，SARS过后，整个中国在传染病科研方面的投入也逐渐增多。李兴旺介绍，整个“十一五”规划中，一共有45亿用于重大传染病的科研。
尹志标认为，可以做更多事让人来重视传染病。“就像战士一样，面对疾病来袭，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杨峰 北京报道
“同行里，不再认为传染科只是一个小不点，而是在危机出现时有很大的作用和空间。这些都是SARS带来的变化。”
尹志标
逝者
邓练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副主任。2003年2月1日，因抢救病人被感染，4月21日殉职，终年53岁。
叶欣
广东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抢救患者时被感染，经抢救无效，于2003年3月24日殉职，终年46岁。
李晓红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在抗击非典中不幸被感染。2003年4月16日，以身殉职，年仅29岁。
梁世奎
山西省人民医院内科医生，工作中感染非典。2003年4月24日上午，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终年57岁。
陈洪光
广州市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2003年4月在一线抢救非典病人时被感染，5月7日不幸殉职，年仅39岁。
数说
从2003年到2006年，政府先后投入了257亿元人民币，改善公共医疗设施和应对传染性疾病。
2006年，卫生部宣布基本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系统，而传染性疾病的通报体系覆盖了全国95%以上面积的区域。
新京报制图/许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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