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下民国高考作文：你能得多少分

　　拜读《“不考语文”错了吗》一文，觉得不无道理。其实，理工科院系考不考作文、作文题目该怎么出，素来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不禁想起民国时期的“高考作文”来。

　　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没有搞全国统考和联合招生，高考全由各院校自行招生，但也受到教育部管理备案。至于是否考作文、怎样考，则是各有各招、各自命题的。只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的三年多里，由于全国各大学纷纷迁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比较安全的“大后方”，才实行全国统一招生，但作文题还是各出各的。

　　一九二九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题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即曾国藩、李鸿章)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一九三二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要考生将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翻译成白话散文。

　　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有三四题目供考生自选，其中一题是“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要考生对下联。“孙行者”即人们耳熟能详、协助唐僧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下联三个字当然也应该是个人名，此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结果只有三位考生对上，较佳一联对的是“胡适之”。“胡适之”是当时北大名教授(后为北大校长)。这里，一为神话人物，一为当代大儒，“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可谓对仗工整、严丝合缝，既有趣又合乎要求。另一位考生答得更好，他写的是南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祖冲之”对“孙行者”，更是天衣无缝的“绝配”了！

　　出这道题的是清华名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有人认为陈寅恪出此怪题是为了调侃一下胡适，其实非也，陈寅恪内定的标准答案是清代学者王引之和祖冲之二人。楹联也算我国国粹之一，陈寅恪希望通过“对对子”的形式来检阅考生的古文基础和国学修养，其初衷和用心之良苦不言而喻了。一九四六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作文题是《学校与社会》，这道题目很简单，容易驾驭，挥笔即就，多数考生不慌不忙信手写来，不到半小时就写出一千余字，当时京津一些报纸副刊还争相摘录刊登该届高考范文呢。

　　一些文学青年挥笔写文每每得心应手易如反掌，但在数学面前却往往如临深渊束手无策，其命运如何呢？民国时期一些青年才俊的高考经历，也颇值得回顾的。

　　一九三年，二十六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而臧克家却把两题都做了。他写的《生活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独具异彩的三句话“杂感”短小精悍却极富哲思，立即打动了主考官闻一多，闻一多咏诵再三拍案叫绝，破例给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结果，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只吃了“零蛋”，还是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了。其实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因作文过于优异(其它科目平平)被主考老师赏识而破格录取的，闻一多对臧克家恐怕也有“惺惺相惜”的心理罢。臧克家因此成为闻一多的高足爱徒，与另一诗人陈梦家合称“闻门二家”。

　　一九二九年，钱钟点书报考清华大学，数学考试遭遇“滑铁卢”，只得了十五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却特别优秀，英文还得了满分，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打破常规，破格录取了他。从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多了一位学术大师，其日后的代表作《围城》、《管锥编》、《谈艺录》等更是名满天下。无独有偶，一九三年吴晗报考北京大学时，国文、英文各得了一百分的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北大不予录取。他不甘心，又转考清华大学，结果国文、英文又考了一百分，数学依然是零分。但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毅然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学生。吴晗果然不负众望，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其杂文《谈骨气》还入选中学课本，至今被人们广为传颂。

　　作文的优劣，可以衡量一位学子的国学涵养，但“学术有专攻”，作文优秀者不一定是全才，数理化不一定好；同样，“数学王子”也难以写出绘声绘色的美文来。从这个角度考虑，如金陵客在《“不考语文”错了吗》一文中所述，今年上海几所理工科高校决定不考作文，也有一定道理的。说此举是“数典忘祖”，实在有点言过其实、有失公允了。当然，高校究竟考不考作文、怎么考作文，可以坐下来研究讨论，也应该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任何的“一刀切”、“一言堂”总是不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