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中国不必走美国老路

　　食品安全：中国不必走美国老路

　　“如果必须以血的代价，才能唤醒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意识，那么，在这条路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早已有过前车之鉴，中国不必从头到尾再走一回。”

　　记者｜王若翰

　　黄浦江上的死猪，得感冒的家禽，上海部分河道的大量死鱼……一度因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而食之无味的现代人，终于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还有什么是能吃的？

　　在新中国成立65个年头、国内改革开放历经35个年头后，中国大多数公民已经基本上告别了饥寒交迫的时代。不仅如此，在国内的大部分地区，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食品、餐馆里花样繁多的菜品清单，似乎都在昭示着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但很少有人考虑，一个城市人口比重日益增加，农村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的国家，究竟在靠什么支撑人口对于食物的巨量需求？是各种对问题食材高明的处理手段？是配方越发复杂的化肥制品？是含有大量有机砷的家畜催长饲料？还是将生物基因结构如搭积木般抽调重组从而实现高产的转基因技术？抑或，还有更多尚不为公众所知的“高科技”手段。

　　“如果必须以血的代价，才能唤醒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意识，那么，在这条路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早已有过前车之鉴，中国不必从头到尾再走一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加州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美国杨百翰大学法学博士张军，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提出了这一观点。

　　混乱年代

　　《新民周刊》：从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至今，美国已走过了236年，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史，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被正式提出，又经历了怎样的漫长过程？

　　张军：美国有关食品问题的讨论，其实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这个问题是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日趋呈现。但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却是各有不同。当食品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人们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后，这样的问题注定会被越来越多地关注。

　　早在1905年，美国一位名叫厄普顿·欣克莱的记者，在深入芝加哥一家屠宰场进行了历时数月的暗访后，发表了一部名为《屠宰场》的长篇小说，揭露当时美国肉类加工厂内的黑暗，其中某些段落描写了肉制品加工厂生产过程中的恶劣环境和以次充好等现象，例如在描写肉联厂加工香肠时的一段文字：“员工们将那粘满血的肉放在水里一搅，就扔进了机器；将过了期的肉切成块制作成火腿肠；将洗脸洗手的水用作调味品……”

　　《新民周刊》：据说这部小说的发表在美国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从而推进了新肉类检查法的立法？

　　张军：是的，在这当中还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时任美国第26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一天早上享用早餐时，恰巧在读这篇小说，看到这一段时，他大叫一声，将口中的香肠吐出，并将剩下的半根奋力掷出窗外……

　　《新民周刊》：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否可以说明，美国总统的日常饮食没有特供？

　　张军：的确，正是因为这样，食品安全在美国不仅和每个公民，甚至也和总统息息相关，罗斯福也因此深感此事件关系重大。1906年6月，罗斯福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特别咨文，报告了他派人暗访芝加哥肉类加工行业的情况，并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令，授权联邦检查员对肉类食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监控。面对罗斯福的施压，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肉制品检查法》。与原有的《肉类检查法》相比，新法令规定，对美国各州之间销售的以及出口的肉制品的生产过程和制成品进行检查，并为此每年拨专款300万美元。

　　《肉制品检查法》通过后，罗斯福又促使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物法》。罗斯福在其国情咨文里提出：“我建议制定一项法律，对各州间商务中的假冒伪劣食品、饮料和药品进行管理。这项法令将保护守法的制造业和商业，也能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健康与福利。”

　　从食品到环境

　　《新民周刊》：从历史上看，19世纪初的美国，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更多的还是将眼光聚焦在卫生等领域。在这之后，该问题又经历了那些阶段？

　　张军：这就要提到第二本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由蕾切尔·卡逊撰写，于1962年问世的《寂静的春天》。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讲，该书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书中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惊世骇俗的预言，使作者本人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与农药生产利害攸关的部门的猛烈抨击，同时，也使这部书成为了当时很受争议的一部著作。受该书的影响，肯尼迪总统特地为此组织听证会，美国国内掀起一场上至总统下至百姓的关乎国运民生、关乎地球以及人类前途的大讨论，使得生态观念深入人心，并对政府决策、国会立法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仅仅在这本书问世的当年，美国各州就通过了40多个法案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1967年，美国建立了环境防御基金，1969年国会通过《联邦环境政策法案》，1970年美国环保局成立。

　　《新民周刊》：从该书的立意上看，探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仅仅是食品，而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担忧。

　　张军：环境与生态是一个宏观上的大问题，其中涉及到很具体的领域。该书作者曾于1935年至1952年间供职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与环境有关的生态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由于农药等化学制剂污染所引发的农业、渔业等问题。书中主要阐述，DDT有机杀虫剂，在农业上的大规模应用，导致一些以鱼类和鸟类为主的动物中毒死亡的问题，揭示了人类在农业上依靠化学药品，追求近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现实。

　　同样的问题，放在当下的中国来看，很多村庄因为化工厂的建立，导致了引用水源地污染，一些村庄里的人甚至因此大规模地患上癌症。可以说，生态问题会产生很多环节的连带作用。化工业对水源、土壤的污染会导致农作物中的一些有害化学成分超标，从而通过食物链的循环，最终影响到人、畜的健康。

　　拿目前中国人对国产奶粉普遍缺乏信心的事例来说，很多人在提到对奶粉的担忧时均表示，自己不仅对农业部门的监管及乳品企业的良知持怀疑态度，结合大背景来看，由于环境的污染，中国的草场灌溉、奶牛饮用的水源无不让人担心。可见，由化学药品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局限于少数个案，而是几乎延伸到所有生态领域的大问题。

　　《新民周刊》：说到环境问题，对于涉及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美国在法律方面又是如何惩处的？

　　张军：按照美国的法律，对于造成污染的企业或个人，首先要处以巨额罚款，并且根据对污染后果的评估，这些企业或者人很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民事、刑事两部分追责的机制，使人们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在中国，很多公共食品、环境事件出现后，人们都没有看到对于相关企业及责任人的追责部分，在这种违规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社会规则中，人们当然会倾向于选择违规。

　　《新民周刊》：食品的工业化生产带来了两大问题——食品添加剂的大规模应用，和各种垃圾快餐食品，后者近些年来在美国几乎更受关注，凑巧的是，这些饱受诟病的快餐食品，2001年在美国也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自传”——《快餐帝国》，这部畅销书据说后来还被拍成了一部同名电影？

　　张军：在书中，作者以最真实的情况揭露了一个事实，即“所有美国饮食的阴暗面”。相对于书中纪实性质的描写，电影里的情节更多被故事化，影片通过3个故事介绍一头牛是如何变成汉堡包的，批评了快餐业及其社会影响，同时还涉及对转基因食品的质疑。片中快餐店的名字叫“米基”，与一个全球连锁快餐企业的英文首字母“M”相同。

　　《新民周刊》：相对于前两部书引起的轰动社会效应，目前，美国各种快餐业的车轮依旧隆隆向前。转基因类食品虽一直受到争议，但其是否会对人类和生态造成伤害，也尚无定论，因此并未被遏制。有人猜测，这些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对食品的巨大需求有关，是这样吗？

　　张军：在对待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美国目前的做法确实较一些欧盟国家有所不及。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政府已经明文规定，食品企业必须在生产包装上注明，该商品是否为转基因食品，让消费者在知情权得以保证的情况下自主选择，而美国尚无相关法令。虽然少数美国食品生产企业也会出于自愿，在包装上标注“非转基因食品”或“原生态食品”等字样，但由于政府没有明确的法令约束，这种所谓的“原生态”和“非转基因”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评价标准。

　　《新民周刊》：美国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未出台相关法令？

　　张军：这个目前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一些生产转基因的企业势力范围过大，或者出于美国国内对食品的巨大需求量考虑。毕竟，如果完全杜绝掉那些双腿肥大、翅膀沉重到无法站立的食用鸡，和那些因为瘦肉精而售价低廉的牛肉，很多人可能因此挨饿。在农业上，完全按照自然的培育方法，根本无法满足今天人口对食物的需求，这点在中国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我个人认为，在食品数量与质量的需求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度”的协调问题，明确食品的工业化生产到什么程度，是可以被接受的。在西方，往往生活条件优越的人看起来是比较瘦的，而一些生活在下层的人，则普遍很胖，这与他们食用廉价的垃圾食品有很大关系。

　　借市场之手净化市场

　　《新民周刊》：在中国的体制之下，很多人将食品安全问题归结为政府的监管不利，同样的问题，在美国又是依靠什么在进行调节？

　　张军：美国的立法权归属国会，在1906年美国通过《肉制品检查法》时，也是罗斯福向国会递交咨文说明情况，最终还是要国会来立法。政府层面，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县政府，都只能充当执法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政府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充当裁判角色，而中国一些企业的国有控股机制，使政府无形中和企业站在了一边，变成了参与者，这就很难保证其裁判的公正性。同时，美国的司法权归属法院，法院和政府属于两个独立的机构，政府在处理企业和消费者关系时如有不当之处，由法院来进行判决。

　　《新民周刊》：除法律外，美国社会当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监督机制？

　　张军：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企业的规范化生产并不依靠政府，而是依靠行业内部的自律机制。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其行业内部指定的行业标准应该是高于政府制定的统一标准的。换而言之，政府给行业提出的规定，是该行业必须遵守的最低下限，该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于同行企业间的竞争考虑，会拟定更高的行业标准，企业会通过提高自身标准的手段，使自己占领更大市场。

　　《新民周刊》：行会中各企业之间是否会出于竞争考虑而相互监督？

　　张军：竞争让产品品质更硬，就是这个道理。当行业内部出于自私的目的来提升自身品质时，政府的监管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美国的国家机制，通篇就是一句话：以贪婪制约贪婪，最终达到整体的不贪婪。你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利，你的对手一定把你盯得死死的，一旦被对手抓住小辫子，你会死得很难看。

　　《新民周刊》：有没有可能对手之间握手言和，一起贪婪而不去互揭短处？

　　张军：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下，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如果是政企合一就难说了。前几天，在谈到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时，李克强总理提出：“把政府错装的手还给市场”，若果真能实现，中国企业则有望形成完善的自律机制。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企业也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是时候呼唤真正意义上的行会出现了。政府应该退出市场竞争机制，使政府的利益和企业利益不发生交织，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公平的裁判。

　　在涉及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经用惨痛的代价，为中国提供了很多例证，中国没必要亲自走一遍，没必要用数以千计的大头宝宝、用一条条受尽污染的河流、用一代或几代人的健康为代价，来换取这样一个西方国家早就得到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