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队搜救台湾老人14天无果 自愿买单拒绝赞助

4月16日，蓝天救援队还在继续搜索失踪的台湾老人。新京报实习生 翟超 摄

　　4月4日，60岁的台湾人董先生在门头沟清水涧爬山失踪，至今14天过去，仍无任何信息，但救援仍在继续。

　　对于搜救终止时间，各救援队表示并无明确标准，最后就是“不了了之”。而为了这场搜救所付出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成本，都在由谁承担？谁在为救援作出决策？通过这个案例，民间救援的现状似可一露端倪。

　　1 何时撤出谁说了算？

　　停止搜救需专家团队“会诊”

　　“每条路线至少已经过三组搜救人员排查，”蓝天救援队队长远山指着电脑上的密网，“整个山几乎翻了几遍。”

　　何时停止搜救？远山没有答案。

　　蓝天救援队法人邱丽丽说，要分析各种综合因素，一般情况，搜救至少会持续两周。如果不是天寒地冻，失踪驴友有一定野外生存意识，坚持两周完全有可能。

　　一个地方，不同的搜救组去过三次，还是没结果，“以往我们救援队就可以宣布撤出了，”远山说，周末，还会继续组织队员上山。

　　“但如果官方总指挥不同意我们撤出，就得配合，”远山说，停止救援这种重大决策是作为总指挥的政府说了算。

　　“但据以往经验，官方不可能做出这种决定，除非家属让停止搜救。”远山说。

　　董先生的妻子说，“救援队很努力，但每个人都有耐力极限，可能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我是不会放弃搜救的。”

　　其他几支民间救援队则坦言，谁也不可能给出何时停止的决策，也没有这种标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国际紧急救援专家、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高层培训中心公共管理专家委员会主任崔和平认为，现在基本可以停止搜救了。

　　崔和平指出，野外搜救有一个自然人存活规律，如果人遇险，能够保证呼吸，但没有水和食物的条件下，正常生命存活期最长7天。当然也会有生命奇迹存在。

　　但崔和平同时指出，何时停止搜救需要专家团队来“会诊”。因为家属总抱着一线希望。而政府喊停，易引起公众误解和家属不满。

　　崔和平指出，每一次搜救，都不能简单地判断是否停止搜救，而应及时成立专家团队，他们了解救援规律，知道救援的代价有多大，如何与家属沟通，何时结束搜救。

　　2 谁来指挥搜救力量？

　　搜救之初应由红会提前介入

　　据了解，每次山野搜救，当地政府、公安等部门牵头组建前方指挥中心，担任总指挥，各方救援力量来指挥中心报到登记。政府部门负责重大决策，协调民间救援队、急救、消防、武警等多方力量，还会提供通讯等后勤保障。

　　远山说，对于搜索路线的制定，搜救人员分配，政府部门一般会交给专业救援队。

　　多年来的搜救经历，令蓝天救援队与官方的合作默契，“蓝天”几乎成为每次官方牵头救援的行动指挥，此次门头沟搜救也不例外。

　　远山说，他们把每天的搜救路线和人员安排报告给政府部门，经同意后，再展开工作。“毕竟我们是专业人员，方案都会通过的。”

　　此次门头沟搜救大约一周后，几家民间救援队实质上脱离了指挥中心的统一调度安排，而是按各自的路线进山搜寻，搜索无果后悄然撤出。

　　崔和平说，政府最大的优势就是手中的权力，是决策保障者，搜救专家在救援过程中需太多资源支持，但他调不动，政府应保障专家最大的需求，实现专家指挥的最佳效果。

　　“政府应该把它不专业的领域放权给社会和市场。”崔和平认为，生命拯救涉及很多专业知识，不同生命拯救活动需总结过去经验、专业知识，应让懂的人去指挥。

　　政府要注意避免非专业决策、避免干扰救援、避免资源耗费、避免风险质变、避免善意的违法。政府要发挥的是五种力量：保障力、协调力、号召力、凝聚力、公信力。

　　在崔和平看来，北京市红十字会是最合适的组织，因为在中国，红会不仅是人道救援组织，也有很强的政府背景。

　　红会从搜救一开始就应该提前介入，包括组织社会救援力量、专家团队、安抚家属等工作。

　　3 谁来承担救援成本？

　　志愿者自愿买单拒绝赞助

　　至今，进山搜索已超过1000余人次。其间，时间、人力、物力成本耗费巨大。

　　蓝天救援队外地队友驾车驰援，自付油钱。队员黑蝙蝠为队友们支付了一次住宿费，1000元。有时食物少了，衣服鞋子坏了，谁看到了谁就会自觉购买补给。

　　远山说，不仅志愿者自己不算，整个团队也不会算。

　　去年10月刚成立的浩天救援队已有200名队员。两名队长包揽了每次救援的成本及日常培训、装备等费用。队员们会自带食物及个人登山装备。

　　蓝天救援队法人邱丽丽说，“我们从来没考虑过成本问题，这个没法算，多少钱算合适？人命无价。”

　　“成本再高，也不收取被救人一分钱”。蓝天、浩天、红箭等救援队，无论队长还是队员，基本异口同声。当董先生的妻子提出要给救援队辛苦费时，遭到拒绝。

　　邱丽丽说：蓝天救援队之所以能持续运营，关键还是那些参与搜救的队员，每个队员都是志愿者和捐赠人。

　　刚成立半年的浩天救援队现已有200名队员。两名队长包揽了每次救援的成本还有日常培训、装备等。队长聂建良不无担忧，成立至今不到半年，参与搜救十几次，两名队长投入十五六万。

　　聂建良考虑寻求社会和政府支持，“要是我有一天支付不起了，整个团队就面临危机，救援力量就会被削弱。”

　　很多救援队拒绝过企业赞助。拉赞助，资金是充实了，但运营管理水平跟不上，意识不到位，“这个队伍还能保持纯洁吗？”这是远山最大的担忧，“公益组织最重要的是理念和精神。”

　　目前，蓝天救援队每年有不超过5万元的善款捐赠。政府也会购买服务，提供一部分装备和培训费用。

　　4 民间救援能走多远？

　　建议保险业和救援机构合作

　　绿野救援队的周京民说，山里满是荆棘，走路几乎不能抬头，需要低头钻，两手不停地拨开荆棘。刚被雨水淋过的泥土湿滑，一路上有3名队员滑倒，而一脚之外，即百米悬崖。

　　而志愿者们也有担忧，他们表示，国内没有专业救援保险，如果救援时意外受伤，根本没有保障。

　　志愿者们期待，国家是否会出台一些志愿者的保护条例。

　　另外，一些非专业人士容易忽视的问题，专家也会留意，比如失踪者是否购买了保险，其使用的信用卡是否包含了国际紧急救援服务等，如果有国际基金救援保险，那么搜救成本问题就可以由保险公司承担，救援队的成本也得以解决。

　　“我打心眼里敬佩蓝天救援队，但救援者的志愿精神，不能成为社会的保障系统。”崔和平指出，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靠这样的精神来支持。野外搜救应从过去政府包办、社会力量转变为新型保险业。

　　崔和平指出，野外搜救要走专业化、产业化的模式，就要让保险业和救援机构合作。随着紧急救援保险产品的推出，当你遇险时，会有社会资源来救助你摆脱困难，保险公司会为此买单。这个观念不仅是要政府意识到，民间力量、社会公众也要意识到。

　　在美国、亚洲发达国家、欧洲国家，依托的就是现代新型保险业。当投保人在全世界旅行遇险，动用了专业的紧急救援力量，保险公司委托救援组织对投保人施救，所有经费都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甚至会从投保人的保费中抽取很小一部分的钱，用于支持救援队平时的运转。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王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