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成温州商人投资新宠：不少人用现金买房

　　[导读　　]温州商帮以资本聚散无形、手法凶悍精准著称，叱咤于楼市和山西煤矿等资金密集领域。国际金融危机4年后，他们何去何从？



　　温州商帮的“蚂蚁经济”

　　“近年来，温州资本一直是外流的，有近8000亿元民间资本的温州，若能将这些资本就地消化，将会对经济转型产生巨大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 浙江杭州、温州报道

　　作为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最为活跃的商人群体，浙商在中国商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公开资料统计，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经济总产值、上市公司户数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浙江近5000万人口中，在省外和全国各地创业的人数达500万。

　　浙商按照地域细分，还可以分为温台商帮和宁波商帮，以及立足杭嘉湖的传统浙商。这三者风格各异，“义利兼容”、“工商皆本”这些传统的实用思想，各商帮都有继承，亦各有改写。

　　这其中，温州商帮以资本聚散无形、手法凶悍精准著称，叱咤于楼市和山西煤矿等资金密集领域。国际金融危机4年后，他们何去何从？

　　温州资本借商会加速回流

　　2013年2月15日，世界温州人大会在温州召开，偌大的会场济济一堂，繁体字书写的标语“凝聚回归，共赢未来”迎风招展，浙江省省长李强出席大会。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吸引温商回乡，成为温州市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温商有“东方犹太人”之称。据统计，目前有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创业，在全国211个地级以上城市成立了温州商会，在外创办企业2万多家，创办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

　　温州总商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温州总商会对各地商会只有业务指导，各地商会都是独立存在，温州商会保持着纯粹的民间特色。借助商会的渠道，温州资本在国内大举扩张。

　　“近年来，温州资本一直是外流的，有近8000亿元民间资本的温州，若能将这些资本就地消化，将会对经济转型产生巨大的影响。”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本刊记者。

　　作为温州本土曝光率最高的经济界人士，周德文在4年前就关注温州产业空心化的话题，并呼吁温州进行改革，将民营企业留在本地，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2010年起，温州市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温州资本回归，经过3年的努力，温商回归的积极性超乎想象。

　　在大会上，来自全球的温商签约投资项目135个，总投资约2376亿元，预计引进资金2220亿元，其中在外温商回乡投资占项目总数的63%。凭借敏锐的眼光，温商们在项目选择上也颇有特点，将关注点放在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旅游高档酒店、现代农业等方面。

　　在135个签约投资项目中，在外温商投资项目85个，占签约项目数的63%，总投资996亿元，占签约项目总投资的42%，平均单个项目投资规模11.7亿元。有关人士表示：“特别是公共服务、专业市场、城市综合体等方面的投资，还将提升温州的城市品位。”

　　“温州和台州的民间资本是浙江资本的重要构成力量，这两地的资本实力都非常雄厚，而且作风凶悍。”长期从事浙商资本研究的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蔡骅告诉本刊记者。

　　即便在房产低潮期，温州资本也不甘寂寞。本刊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恰巧碰到温州某地商会的会员开会，一位会员告诉本刊记者，早在2011年，他们就转移了资本，当时最高峰时温州新开楼盘均价达到6万多元/平方米，如今单价不过3万元左右。

　　“温州炒房团的许多资金都转移到了北美，也有一部分转到澳门。”这位会员告诉本刊记者，澳门成为温州商人投资的新宠，商会多次组织赴澳门考察，不少会员都用现金买房。

　　抱团维权

　　在蔡骅看来，2009年的山西煤改是浙商转型与觉悟的转折点。此后，浙商更加注重抱团取暖和依法投资，也加速了回归浙江的速度。

　　为解决山西煤矿矿难频发的难题，2009年9月以来，山西省政府对小煤矿进行“兼并重组”，这被外界称为“煤老板的终结”。作为山西煤矿投资的主力商团，温州商人有500多亿元资金被困山西，无法解套。

　　2009年11月，煤老板抱团委托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投书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和山西省政府等部门，质疑山西煤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近年来，浙商通过商会平台维权和解决纠纷的案例举不胜举。

　　“商会是在外商人维权的重要组织，也是同乡商人之间解决纠纷的重要平台。同乡在外，同行业之间发生一点摩擦，起诉到法院，大家都觉得难看，若有德高望重的会长，大家坐下来喝杯茶，就能把事情说清楚。”四川省浙江商会秘书长刘良绪告诉本刊记者。

　　若在外地投资发生纠纷，或者需要落实优惠政策，企业需要维权时依托商会，能获得更大的力量。“以商会名义出面，能促使地方政府公平解决问题。”刘良绪说。

　　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擅长资本运作的温州商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温商资金链吃紧，出现跑路潮和跳楼等极端现象。在此情况下，杭州市温州商会想到了成立律师团。

　　“杭州市温州商会律师顾问团”下设9个专业法律部，涵盖了刑事、民商事、建筑房地产、公司法、金融保险、知识产权、国际经贸投融资等各专项法律服务。各法律部的部长几乎都是杭州各大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及合伙人。

　　“顾问团成立一年多来，律师顾问团与商会合作紧密，帮助商会会员把脉投资的法律风险，为会员提供事前服务，消除了不少法律纠纷的隐患，帮助企业规避投资风险，防患于未然。”杭州市温州商会律师顾问团秘书长麻侃律师告诉本刊记者。

　　麻侃介绍说，顾问团还帮助在杭州的温州商会作融资法律风险评估，深入分析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经典经济司法案例，为温商融资创新出谋划策。

　　蚂蚁经济

　　在传统商会，历来就有互相拆借资金救急的传统。缺钱找同乡熟人融资是商会的一项重要功能。

　　“有钱找项目，有项目找钱。”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这样评价商会的作用。随着近年来银根紧缩，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借道商会和商会平台融资，成为商会会员企业的优先选择。

　　在重庆、成都和喀什等地，都有浙商抱团整合资源。2012年4月，厦门浙江商会刚成立，就与当地金融企业对接，浙商的优质企业获得当地金融行业的青睐。浙江商会成立当天，与厦门中行、厦门工行、厦门建行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获得3家银行授信600亿元。上述三家银行将对该商会会员企业优先安排授信额度，并量身提供专业性、综合化金融服务，全方位支持商会和企业发展。

　　2013年1月，泉州市浙江商会成立，成立当天泉州市浙江商会与6家银行举行了签约授信仪式。中国农业银行泉州分行、中国银行泉州分行等6家银行分别授信泉州市浙江商会100亿元额度。

　　“银行授信给骨干企业，等于是会员之间的互相担保，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厦门市浙江商会的一位会员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给同乡刚刚创立的企业提供担保，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也说明浙商抱团的决心。

　　“浙商到各地投资，都是产业群体的转移。大家以组建工业园区的方式进驻地方，与地方政府的产业方针配套，或者以商会名义出面与政府谈判，获得相对便宜的土地和低成本的融资平台，这成为浙商转移产业的重要条件。”蔡骅告诉本刊记者。

　　“很多商会的会员企业都出去创业几十年了，家人也早就迁居到创业所在的地方，现在温州提出温州人经济，在金融改革的前提下，确实需要大量资本回归，但这需要政府提供好的创业环境。温州人喜欢通过朋友来获得商业信息，将项目分享后一起赚钱。” 周德文说。

　　这种看上去分散，但是相对灵活的机制，让资本能够迅速集中又迅速分散。商会就是这类资本聚集的核心。

　　“这好像是蚂蚁，一只蚂蚁找到目标，一群蚂蚁就会迅速围上来。温州人到一个地方就组建商会，组建商会后就能迅速将找到的项目和资金，通过会员之间、商会之间的交流，互通有无，共同赚钱。”周德文形象地将温州商会经济称为“蚂蚁经济”。

　　[导读　　]温州商帮以资本聚散无形、手法凶悍精准著称，叱咤于楼市和山西煤矿等资金密集领域。国际金融危机4年后，他们何去何从？

　　商帮新使命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总商会，作为广东省第一个成立的镇级总商会，2012年6月8日承接了来自陈村镇宣文办等6部门15项职能，打响政府放权第一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智亮 | 广州、佛山报道

　　天河路，是广州市最繁华、最著名的现代化商业街区，是岭南商圈的孵化地。

　　它云集正佳广场、万菱汇、天河城、太古汇等众多中高端购物中心，遍布着老广州特色的零售小商贩和极富地域色彩的岭南小吃商铺。是“老广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是外来游客游览广州必到的一站。

　　“这几年商会发展非常迅猛，天河区下属的街道基本上都成立了总商会。”广州市天河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陈晓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原本由政府组织的活动，现在借助商会这一平台实现

　　“商会跟企业一样，要有自己的定位，我们的定位就是要代表广州市这座现代化、国际化都市的商业文化形象，要走国际化路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正佳集团副董事长、天河路商会会长谢萌说。

　　作为80后，谢萌拥有海外求学背景，相较于父辈有着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同时作为一个亲历了广州国际化城市发展之路的“老广”，在接手了家族企业成为新一代掌门人之后，他开始思索怎样为广州的国际化之路添砖加瓦，也思索着如何让自己的企业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在将这一想法以提案的形式提交之后，得到了广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去年7月7日，我们天河路商会正式成立。”谢萌告诉本刊记者，之所以如此顺利，一方面是得到了广州市领导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利用天河区组织各街道成立各自商会的契机，“各个街道都有自己的商会，形成了网格化的管理模式，但我们跟他们不同，我们是要打造国际化商圈，要成为代表广州市商业文化的国际名片。”

　　陈晓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说前些年主要还是政府推动、鼓励，现在更多的是商人的自发、自觉行动。

　　陈晓晖分析，当下商人热衷成立商会，首先是看重信息和平台的共享，其次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需求。现在很多老板在名片的头衔部分，都把其在商会的职务放在第一位。

　　成立数月的天河路商会，组织了“国际购物节”、“花车巡游”等活动，并与新加坡乌节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合作成立联盟。“我们将要举办的活动信息会在他们那里公布，他们的信息也会在我们这里公开，这样无形中向国际社会宣传我们，让世界各国的游客知道我们，进而吸引他们来这里消费娱乐。”谢萌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原本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活动，现在可以借助商会这一平台实现。

　　根据天河路商会的设计，天河路首先要提升国际知名度，其次要完善软硬件。在硬件方面，很多国际知名的商业街区都是步行街，但天河路由于交通区位比较特殊，一直没能实现。“这么宽的马路，要让潜在客户愿意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也是一个问题。”为此，他们开始与广州市各相关部门接触，希望能够在天河路上搭建几座过街天桥。

　　软件方面，他们计划组织编制整个天河路乃至整个广州的衣食住行实用信息指南，把这里打造成游客必经的集散地和信息获取中心，并准备组织志愿者，为来此游览消费的国际游客提供双语志愿服务。

　　承接多项政府职能

　　佛山在商会建设方面的步伐更大一些，政府正把一些职能向商会转移。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总商会作为广东省第一个成立的镇级总商会，2012年6月8日承接了来自陈村镇宣文办等6部门15项职能，由此打响政府放权第一炮。

　　2012年8月24日，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总商会承接了包括项目申报、行业管理、招聘指导和金融上市等多方面内容的28项政府职能。此后，商会联合成立总商会的模式遍地开花。同年9月21日，南海区桂城总商会成立，承接了43项政府转移职能；10月24日，南海区九江镇总商会成立，承接38项政府转移职能。

　　除了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佛山市各级总商会还在工商联的指导下，成立了包括诚信、品牌、标准、资本和服务在内的“五大联盟”。据佛山市委统战部部长马亮照介绍，在总商会和“五大联盟”的共同作用下，佛山企业多次参与了行业国家标准的制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盐步内衣协会联合质监部门共同起草的四套内衣联盟标准和由佛山本土医疗保健设备企业牵头制定的《保健按摩器具国家标准》。

　　“商会在佛山发展壮大是有原因的，一是佛山历史上商会盛行，佛山商人在很多大城市都建有会馆，有历史基础；二是在全国来说，佛山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更多的是提供服务，基于市场需求，佛山的商会也会发展壮大。”马亮照告诉本刊记者。

　　“在政府放权、商会承接一些原有的政府职能后，在制度设计上如何避免商会成为‘二政府’，应该是政府考量的事情。”广州市天河区统战部副部长伍小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政府应该考虑如何放权，放什么权给社会组织。

　　陈晓晖说，从香港的经验来看，香港商会在几个方面受到监督：政府无论有什么事项委托给商会，都由几个商会竞争，并且要听证审计；政府给的每一笔钱，商会收支都要写得一清二楚；涉及监管职能的，应该由政府成立独立机构去履行，而不是由商会来承接，因为商会不能避免利益冲突。

　　商会与法院达成调解协作平台

　　广东省钢铁贸易商会成立于2011年11月25日，是以1997年成立的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钢铁贸易协会为主体，联合南海区钢管协会、东莞市钢铁流通行业协会以及惠州钢铁流通商会的基础会员组建而成的。

　　“之所以能够成立全省的钢铁贸易商会，就是几大协会诚信联盟的成果。”广东省钢铁贸易商会常务副会长劳锦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商会成员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挺过难关，没有像有些地区的钢铁贸易商那样，因资金链断裂而分崩离析、互相倾轧，最终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也都是因为在“五大联盟”的基础上，商会做了很多工作。

　　“在商会内部，我们组织会员单位共同出资成立了短期融资平台，凡是商会成员，在有资金困难的时候都能够在这里融资。”劳锦锋告诉本刊记者，“在我们这里，凡是有不良交易情况的，比如不诚信交易、欺诈性交易等，我们都会向所有会员公布名单。我们这里多年没有出现过不良交易记录。”

　　“除此之外，一旦会员之间因为交易产生纠纷，我们的会员也不会像其他企业那样直接走司法诉讼程序。我们会先进行行业内部调解，调解不成功才会走法律程序。”劳锦锋说，“大都会调解成功，做生意，和为贵。”

　　他告诉本刊记者，钢铁贸易的专业性和时效性很强，如果因为简单的纠纷就贸然走上法庭，往往两败俱伤。他们在工商联的协助下，以商会为平台与当地法院达成协作，对于会员内部的纠纷首先通过商会调解。

　　渴望职能拓展

　　南海平洲玉器协会成立于2001年12月25日，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将近40000家。因平洲玉石直接从缅甸采购经香港入境，协会成员经常接触外商，每年的平洲玉石拍卖活动也都会有国外客人参加，在对外接待方面，玉器协会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

　　“我们跟这些外商很熟悉，就申请由我们协会来承担对这些外商的管理和服务，目前还没得到回复。”平洲玉器协会会长梁晃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此外，玉石翡翠的进口关税还实行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玉石经销商的成本很高。“以前万元户很稀罕，现在一餐饭都要成千上万元，还按照以前的标准把翡翠玉石定位为奢侈品，已经不太合理了。”梁晃林说，现在连钻石进口都能享受关税优惠，而玉石却还征收着30%以上的综合关税，也就难免有经销商“多进少报”，“高进低报”。

　　2012年海关查获平洲数家玉石公司存在偷税漏税行为，大批玉石翡翠积压香港。“海关也不懂玉石翡翠的定价标准，不管什么品位成色，统一标准，很多经销商没法办，只能跑到香港的码头，一块一块挑选，好的就装箱运进来，差的、收不回成本的就当地解决或者退回缅甸。”

　　梁晃林说，海关和公安不了解玉石翡翠的定价，每当遇到类似案件都会请协会的专家过去定价，再由物价局确认。“我们申请过由我们承担核价的职能，我们自己盖章，但是不行。到现在都是有案子就请我们过去，定完价一次性给多少钱，算是购买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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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帮成长曲折路

　　1905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商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商会。到1908年，中国共有58个总商会和223个分会，其中海外分会有9个。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商会总数得到迅猛发展，增加至794个，1915年激增到1262个

　　文 | 黄柯杰

　　商业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受到抑制，商人受到歧视。

　　“重农抑商”可追溯到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是不变的方针。商鞅变法明文规定奖励耕战，汉文帝提出重视农业生产，再到清朝初年的海禁等，“重农抑商”贯彻始终。

　　“重农抑商”直至清末

　　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具体规定，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经商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当奴隶。

　　这是历史上中国“重农抑商”思想最严酷的制度设计。

　　由此形成稳定的“士农工商兵”的排序，商人在社会中居于底层。

　　农业作为民本得到当权者的重视，而商人不过是“贩夫走卒”，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些“贩夫走卒”之辈即便在富甲天下后，都想着捐一顶红帽子，倚身官家，从红顶商人胡雪岩到状元企业家张謇，身上无不流淌着传统的血液。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朝，抑商政策却被束之高阁，宋朝出台政策，将大量农民投入到商业手工业中，造就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民间经济繁荣时期。到宋朝中期，商业大潮兴旺，对外贸易发展，钱庄行业迅猛发展，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纸币和银行雏形。造船、火器、印刷、织布和瓷器等手工业出现繁荣景象。

　　但是，明朝重回重农抑商旧轨，资本主义萌芽若隐若现，始终未有大的发展，直到清末。

　　不得不提到清朝中后期的两位商贾巨擘，他们的故事如今家喻户晓。

　　作为清朝时期浙商的代表，与同时代的晋商代表乔致庸相比，胡雪岩不是纯粹的商人。同样是做钱庄生意，胡雪岩依赖左宗棠，涉足政府军需、军火等垄断性行业，在富足的江南水乡攫取大量的垄断利益，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他以商人的敏锐眼光和对局势的判断而富甲一方。

　　乔致庸早年立足民间，以粮食贩卖和钱庄汇兑为主，将生意拓展到边疆地区，从江南的茶叶丝绸到蒙古的羊皮，商通天下，广泛地进行物资的置换和贩卖，逐渐形成以票号为中心的早期金融业。

　　当时，各地商人组成的商会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并未有很强的共同利益诉求，仅仅介于乡谊之间，并未变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救亡图存，革命风起云涌。“士农工商兵”格局推倒重新排序，“唯军是重”、“实业救国”等理念，让军人和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

　　清朝末年，商人的组织性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行会等早期商人的聚集组织，已经逐渐变成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近代中国商会的一个雏形。这是一个由上海部分官员和商人成立的议事机构，商人在公所内商量行业大事，清政府对实业鼓励的举措不断加大，同年，张之洞和袁世凯分别在汉口和天津成立商业会议所，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后，第二年根据现实需要，政府颁布《察定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商业公所一律改名为商会。

　　1905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商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商会。到1908年，中国共有58个总商会和223个分会，其中海外分会有9个。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商会总数得到迅猛发展，增加至794个，1915年激增到1262个。

　　在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商业繁荣的地方，到处可见各地的商会和公所。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团体，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商会制度的建立，确定了商人的社会身份和组织的有序化。

　　此时，半官方半民间的商会普遍建立，却遭到政府的严密控制。

　　按照规定，各地商会组织的建立，都需要呈报官府，政府对商会的活动也加以限制。《察定商会简明章程》的若干条文解释中明确规定，商会会议限于讨论有关商务事宜，演说只能集中于会议之内。“一切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

　　这些，让商会的民间性大大减弱，但是清朝末年政府对民间的控制减弱，中央政府政令也难以触及到地方公共事务，因此商会的独立性反而大大增强。

　　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

　　民国早期，军阀混战，各派系都拉拢财团成为重要的后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繁荣，上海地区迅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相继出现，以宁波人虞洽卿为首的航运公司和宁波系四明、中国通商银行为基础的银行财团，以纺织和面粉行业为核心的荣家资本企业，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高度交融，并与政府联系密切，形成类似日本财阀的财团组织。

　　实力雄厚的上海江浙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当时流传有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

　　商会成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振兴本国商务和实业，“联商、振商、保商”成为各地商会的宗旨。

　　以上海为例，当时工商分家，分别有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在上海的商会叫上海总商会。但一些工业企业也参加商会。商会某种意义上同政府存有矛盾，有斗争也有联合，这是因为政府要收税，企业总希望低税；而商业领袖又与政府关系密切，以获得某种垄断资源，获取巨大利益。

　　解放后，新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与旧的中国工商联区别在于，国营企业成为会员，私营企业虽也是主要会员，但是国营企业已经处于领导地位。

　　“文革”期间，全国工商联工作基本停摆。

　　改革开放后，1979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崛起的前提下，工商联的行动纲领也相应调整。

　　随后多次变革，到2001年，全国工商联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为“中国民间商会”，使得工商联具有“总商会”的性质。由此，全国工商联就可以以“中国民间商会”(中国总商会)的名义和形式，积极开展各种对内对外的活动，各地的商会也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