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中国模式不怕与西方模式竞争

　　来源：求是

　　徐惠喜：成就“中国梦”是世界的重大利好

　　与世界共发展，和世界同分享，这是“中国梦”独具特色的重要内涵。事实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成就“中国梦”是世界的重大利好，中国梦的实现将为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和平发展提供一种新范式。如今，亚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北美和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经济板块。1998年以来，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占比从7%上升到23%。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亚洲带来了新的机遇。2012年，中国的贸易进口额达18178亿美元，给亚洲和世界各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亚洲的重要投资主体。2012年，中国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开展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中国的城镇化战略、扩大内需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将继续拉动包括亚洲各国和地区在内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国将与各有关国家一道，在成就“中国梦”的过程中，继续推进双边与多边自贸区建设，拓展在新兴产业、基础设施、金融、科技、能源、水务等方面的合作，扩大人文合作，推进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共同实现亚洲的伟大复兴。（《经济日报》2013年4月8日）

　　姜 洪：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引擎和枢纽作用

　　长期以来，以美欧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并形成以美国为单一引擎的单循环世界经济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动参与者。世界经济体系正逐步发展和演变为双循环经济体系，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经济体系。这两个循环不是封闭的，是立体的、多孔的，通过中国这一枢纽将两个循环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近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西方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经济运行危机四伏，而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的原因。中国成为世界双循环经济体系中连接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枢纽，并实现了双循环经济体系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推进短期内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投资的需求，中国成熟的工业体系很适合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红旗文稿》2013年第7期）

　　张维为：中国模式不怕与西方模式竞争

　　当今世界，西方模式正遭遇巨大挑战。对于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和社会来说，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其中失望的更多。包括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相当一大部分是“扶不起的阿斗”，完全靠西方援助。为什么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失败概率这么高？西方制度可以概括为由分到合，即社会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其代表，通过多党制的竞争、票决的方式，把分裂的碎块重新整合起来。而非西方社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要它分裂了就再也整合不起来，比如泰国、蒙古、菲律宾等，甚至包括今天的许多西方国家本身，比如美国，它也越来越整合不起来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民主相比，一个主要特点可概括为选贤任能。现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大都有两到三任省委书记的经历。如果按照西方一人一票才算民主的逻辑，中国的政权没有合法性，但如果按照中国人选贤任能和“治国必须靠人才”的逻辑来看，美国政府没有合法性。中国大陆今天在很认真地探索协商民主。以大陆的五年计划为例，意味着在各层面上进行成千上万次的磋商，是真正的民主，从而对国家产生长期指导。到现在为止，共产党还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政党，而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党。这是最关键的。（《环球时报》2013年3月18日）

　　辛向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能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三大能量：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深刻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使中国梦的实现始终有正确的方向，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的背景下为中国梦找到实现的路径。二是抓住机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的发展寻找到了很多的机遇。从邓小平同志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的嘱托，到江泽民同志的“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从胡锦涛同志的“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的正确论断，到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的辩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处处体现着抢机遇、抓机遇、用机遇的特点。三是能够化解风险。30多年来，我们先后化解了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风险，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雄厚基础。（《北京日报》2013年4月15日）

　　李世默：中国式民主生机勃勃

　　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最高权力交接平稳、周密且有序，向世界展示中国式民主不断焕发勃勃生机。首先，中国共产党适应时势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已连续执政63年，在其跌宕起伏的执政历程中，表现出了超凡的适应性和自我纠错能力。邓小平推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一巨大调整使中国在短短30多年间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10年前相比，中国今天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的将是全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共产党再次通过自我革新，主动适应新的形势，有效应对高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其次，中共选贤任能的体制。西方所谓的“中国通”们反复强调中国的干部腐败问题，但西方人士或许无法相信，中共作为一个享有中国宪法确认并保护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其内部的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能够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一整套完善的机制，通过复杂精细的程序进行干部遴选和评估，确保不断选拔出优秀人才。其三，中共拥有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中共执政以来，虽然经历多次极为困难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体也从未对中共失去信任。这种信任使中共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反思调整，开展自我革新。未来几十年中，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共获得的政治支持只会水涨船高。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西式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这些彷徨者来说，中国的成功无疑更具有启发性。（《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4月1日）

　　郎秀云：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比较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比西方的两党、多党制度优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合作协商优于对立争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民主党派之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团结合作关系，不是西方政党“你上我下、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党恶斗。二是利益整合优于利益对抗。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下，百年来形成的政权运作方式是各政党轮流执政，只有执政党才能主导国家行政权力，在野党或者反对党一般不能直接参与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必然首先维护支持他们上台的资本集团的利益，不可能完全公平地对待其他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则始终照顾同盟者的具体利益，通过制定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相应措施，保障他们及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在面临各种重大问题时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三是和谐稳定优于分歧动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为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开辟了制度化渠道，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有利于促进参与者的合作互动，激发良好的意见表达，通过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方式形成共识和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避免了政党之间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稳定与和谐。（《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3月上）

　　张树华：对民主的认识误区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追求民主时，有些人往往不由自主地陷入种种理论或认识“误区”，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政治衰退”，主要表现为：第一，将民主简单等同于现行的西方政治模式，将“民主”口号化。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在认识上往往将西方政治形式理想化、模式化、绝对化，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西化。第二，民主概念过于片面化、“意识形态化”。国际上某些政治势力习惯于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将某些反共势力、民族分裂主义等同于民主。第三，过分强调民主的普遍性。忽视民主化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往往认为，只要移植西方社会的普选制度、政党制度、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等民主模式，民主便会成功，将民主化进程简单化。第四，将民主抽象化、庸俗化，将“民主化”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认为民主就是政治放松、绝对自由、政治竞争。民主化就是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组、政党斗争、投票选举、全民公投，等等。第五，将民主形式简单化，特别是将普选与民主化进程等同起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选常常变成一场“政治赌博”。选举过程中金钱政治、丑闻不断、更改游戏规则等种种问题更是接连不断。公民投票时就像是在下“赌注”。第六，将民主绝对化，将西式民主神圣化。认为民主是政治发展唯一的和终极的追求，不顾甚至抛弃“稳定、效率、秩序”等政治价值指标，追求最大限度、所谓绝对的“自由”。（《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