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李克强(图)

　　在安徽文史馆大院的儿时生活

　　在合肥八中的5年青春

　　在安徽凤阳大庙的知青岁月

　　在北京大学77级法律系的时光

　　在南京某区法院的实习

　　在北大团委的政坛起步

　　同伴、同学、老师、校友眼中的李克强

　　文史馆大院

　　“看，他跟你爷爷是一起长大的。”62岁的李皋兰兴起时，会站起来，指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画面里的一个人对只有几岁的孙子这样说。

　　李皋兰指的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那些画面总能把李皋兰的思绪带回他们曾一起玩耍的那个大院安徽文史馆大院。如今，这里被另一个地名所代替合肥市红星路80号。

　　这是一栋三层楼房。二楼以上为居住房，一楼为4个铺面。李皋兰说，这4个铺面，原是李克强一家住的平房。

　　1997年5月17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提到了这所大院：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所院落的惟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图书室，藏有近万册书。李先生便是这图书室惟一的管理人员，兼做出纳与采编。

　　“李先生”是李皋兰的父亲李诚。1953年，李来到文史馆上班。同一年，李奉三也来到合肥，入住文史馆大院。第二年，李奉三与曹氏生下李克强。彼时，李诚的儿子李皋兰已4岁。5年后，李诚把李皋兰从老家接到了文史馆大院。

　　“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我们俩，我们就成了最好的伙伴。”李皋兰说。

　　再大一点，李皋兰和李克强前后进入南门小学。“学校离家只有200米远，”李皋兰说，“我比克强大4岁，去学校都是我带着他一起。”

　　上小学的李克强显现出过人的聪慧，“看书基本过目不忘，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几名之一。”

　　也是从那时开始，李克强对大院里的图书室充满好奇。在《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李克强写道：

　　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李先生发现后，总是用严肃的表情和礼貌的手势将我赶出图书室。后来，又有几次，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但不得打破安静的气氛……好景不长，这样美好的时光很快就被打断：一个动乱的年代开始了，首遭厄运的当然是这样的图书室。作为一个“四旧”或者说“封、资、修”书籍聚集的场所，自然是在被查封之列，李先生也就失去了办公的地方，回到家中。在那个动乱年代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童，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却波及小学。我突然和李先生一样，也“赋闲”了。

　　“此子日后必当大任”

　　同样被“赋闲”的，还有李皋兰。李诚便在家中设课堂，传授儿子。李克强常跑到李诚家中旁听，遇到不懂的，也主动发问。久而久之，李诚觉得李克强反应很快，领悟力也强，很高兴，逢邻居就说，在他晚年之时，能遇到这么一个聪慧的孩子，很欣慰。

　　此后，李诚让李克强每天到家里听课。在《追忆李诚先生》文中，李克强回忆这段时光：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先生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

　　李诚时常欣慰地对李克强讲，他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带了3个得意门生，分别是马茂元(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舒芜(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以及吴孟复(当代古籍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每每此时，李克强都默不作声。在文史馆大院外面，只要别人问起，他都称自己是李诚的第4个得意门生。

　　此话经人传到李诚耳朵里后，他大喜，“此子日后必当大任，无人能及也。”

　　八中的青春

　　后来，李克强进入合肥八中读书，度过了5年的青春。

　　合肥市第八中学退休老师吴天华曾是李克强的生物老师，她在接受采访时笑称：“他成绩很好，是学生会宣传干部，人很优秀。我教他(高二)生物，他好像也不太爱发问，有点小调皮，上课会跟同学说说话。”

　　从初一开始教李克强的退休老师刘世民和李更是感情深厚，他是李高二班的班主任兼政治科老师。他透露，李克强读书时成绩很好，很勤奋，尤其尊师重道，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时每次回合肥探亲，必拜访中学老师。

　　1974年，李克强从合肥八中毕业。不久后，便去凤阳县插队。

　　“你有什么权力改我的发言稿？”

　　孙启超，李克强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如今85岁了，脊背有些佝偻，记忆也有些模糊。但他记得29年前那幅画面：一位年轻人坐在田埂上“看青”，黑瘦的身躯上挂一件白汗衫，鼻梁上的眼镜与土地并不搭调，倒是与手里翻的书页浑然天成。烈日炙烤，他抱起手里的《三国演义》，爬上田间高耸的明皇陵，在陵墓上一片阴翳的小树林里继续安静地翻书。传说陵墓是朱元璋为母亲所建。多年后，这里成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以外的旅游景点，导游在讲解时总不忘加一句：当年李克强在这里插过队。

　　那些年到大庙的知青有七八个，来自上海、蚌埠和凤阳县城等不同地方。纪鸿冠是负责知青管理工作的老师，“知青小组住在姜桥一带，刚来时，他们相互看不起，关系并不好，既不学习也不劳动，到最后饭也没人做，生活都成了问题。”

　　李克强是后来者。纪鸿冠发现这位青年与先前几位有些不同：“话不多，爱读书。”但是，“在个人生活细节和个人卫生上，就没那么讲究了。”这是纪鸿冠能说出的李克强惟一的缺点。

　　不凡的工作能力，让李克强下乡一年后就升任大庙公社党支部书记。是年，李克强仅20岁。“这在大庙是史无前例的。”

　　大庙村民生活尽管普遍困难，但逢红白喜事，流行请干部吃饭，“李克强上任后，是从来不去的。”

　　有一年，李克强到凤阳县城参加知青代表大会，原定要发言，并提前将发言稿写好交到了大会组织部门。大会当天，纪鸿冠陪李克强到会，在油印室，李克强发现自己的发言稿被改了，“增加了他父亲曾任凤阳县县长的内容，他看到气死了。一百多张稿子是要分发到参会人员的，他一张张把这些内容全部涂黑掉，弄得满手油墨。”大会主任看到责问他，他反问：“你有什么权力改我的发言稿？”

　　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

　　“他每周要去县城图书馆找书读。”纪鸿冠感觉到，李克强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20世纪70年代，有一群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大庙明皇陵考古。一日在凤阳县文化馆，遇见在凤阳考古的“北大明史专家”，李克强瞥见他手上拿的一本书，上前故作探问：你这书是从那家图书馆借的吧？“他读书太多，哪本书在哪里清楚得很。专家被震住了，和他交谈起来，渐渐发现李克强对历史很精通，于是结为忘年交。”

　　这位考古专家是北大明史教授王健英。“王私底下是想拉他去做考古研究助手的，但是李克强不愿意。”王又向凤阳县委提建议，让李克强到文化馆做管理人员，县委同意了，找李克强谈话征求意见。岂料李克强不答应，他回复县委领导说：“我不愿做干部，我还要学习。”纪鸿冠此后听李克强说起要参加高考，“其实他拒绝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

　　1977年，纪鸿冠带着李克强等一批知青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其他几个知青出考场都喊难，只有他觉得简单。”张传林记得李克强走出考场时说：“这题目，以后大学门槛就要被踢破了！”

　　新时代

　　在中国法学会的办公室里，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林中梁把回忆慢慢聚焦到李克强身上。李是法律系团委书记、党支部委员，“他思想解放活跃，又不走极端，他很赞成打破陈旧的东西，但冷静成熟”。

　　对政治问题“不轻易表达观点”。这中庸形象停留在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的印象中。35年前，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同班同学，是因为他们同为“学习毛选先进个人”。只是，何勤华的先进是地市级的，李克强则为安徽省级。

　　比起中文系和哲学系对当下政治的热烈讨论，何勤华觉得，77级法律系的同学并不张扬。这是一个82人的大班级，有党员30多名，年龄参差，从17岁到30多岁；出身各异，从农家孩子到高干子弟。但在林中梁看来，团结勤奋是他们的共同点。

　　就像所有关于77级大学生的叙述那样，他们珍惜时光，求知若渴。食堂排队背英语的李克强、坐公交车背英语的李克强、随身携带单词卡片的李克强被反复宣扬，几乎成了他的大学生涯标准像。

　　往后回忆起来，同学陶景洲又为这标准像加上一个朴素的挎包，一身军装、一身中山装和仅有的两条裤子，瘦弱，书卷气，几乎不大声叫喊。

　　这样一名学生，“一来就自学西方经济学”。何勤华在看完一部叙述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电影后，激动难抑，结合《资本论》写下一篇两万多字长文。同学都建议他给李克强看看。李克强花两三晚的时间读完何勤华的文章，给出了直接建议：“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年轻人

　　看起来，李克强谦卑内敛而积极主动。有一年，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在通往课室的过道里，因为拥挤产生矛盾，扭打起来。结果，法律系一名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群情激愤，要求校领导从严处理。林中梁记得，李克强主动介入，协助沟通谈判，最终将同学情绪安抚下去。这让李得到了校领导的赏识。

　　李渐渐在学校的活动中崭露头角，承担起北大学生会常务代表会议的工作。很快，李克强被推举为常代会主任。常代会是当时北大新创立的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的机构，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组成，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被誉为“学生人大”。

　　1980年10月6日，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学生被单独划为一个选区。作为常代会主任，李克强也被建议参加选举。

　　那时，李克强和他的同学们正在南京实习。何勤华说，很多同学都去参加选举，后来听回来的同学说，演讲最后变成了发牢骚。林中梁对此并不感兴趣，也劝李安心实习。最终，李克强只是参与联署，推荐了一位人大代表候选人，自己并没有参加竞选，“这大概是他政治敏感的体现”，何勤华说。

　　而此时，李克强在南京某区法院的实习表现优秀。如今已是著名律师的陶景洲见证了李克强在法庭上的辩护。那是一个4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子，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开庭的前一天组织几个人讨论至深夜。法庭上，他表情严肃，缓慢的语速中带点合肥口音。

　　何勤华回忆，李克强处理案件积极活跃，还有电影制片厂以他们班的实习为背景、以李克强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见习律师》。这部1982年面世的电影，由孙淳主演，讲述了北大法律系见习生言文刚的办案故事，主题是对“文革”的反思。

　　人生的路口

　　李克强更为投入的似乎是专业上的探索。何勤华说，法律系的学生普遍崇拜一些治学和治国的偶像，厉以宁和胡耀邦是其中著名的两位，“李克强则比较亲近龚祥瑞和张国华两位老师的思想”。

　　张国华当时是法律系主任，颇受学生欢迎。李克强和张国华聊得投机，俩人常一起下围棋，受张老师影响，李克强一度想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

　　后来，李克强上龚祥瑞老师的宪法课程，“又对西方宪政产生兴趣”。他大量阅读外国法律书籍，参与翻译《法律的正当程序》，还在龚祥瑞的指导下发表论文。

　　“他很欣赏李克强！”陶景洲举了一个例子：在校期间，龚祥瑞出过一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他和李克强等几位同学都是助手，但序言中提到的第一位助手是李克强。

　　不过，陶景洲认为，李真正的兴趣在于经济法。“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

　　毕业那一年，李克强还组织20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作为一名全优生，他拥有许多选择，他一度考虑过留学，但党委书记和副校长都希望他留校。

　　在这人生的路口，他向老师和同学咨询。林中梁告诉他，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很适合，而且一毕业就是正处级”，何勤华说，同学们的普遍意见是强烈建议他从政。“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一届里从政前途最大的就是他了。我们中有的年龄太大，有的太小，能力和志向也不同。”

　　最终，他选择在北大经济法教研室当老师，兼北大团委书记。

　　八十年代

　　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期间，李克强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创建团校，被宣传为典型人物。但校友回忆说，李克强的独立气质招致了一些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共青团北京七大选举共青团全国十一大代表时，他落选了。两个月后，共青团全国十一大召开，李克强仍位列其中。《中华儿女》的报道称，这是得到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点将干预”。之后在团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他还当选为团中央常委，由此进入了“政坛快车道”。

　　不久，李克强调到团中央工作，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他所面对的青年，有锐气也有迷茫，有热切期盼也有伤痕累累。1980年，《中青报》一则潘晓来信就引发长达半年的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一面是揭示青年问题，一面是树立青年典型。号召学生学习张海迪，一时成为李克强的工作重点。两年后，李克强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分管学校部。

　　思维的轨迹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电视和报纸像是换了面目。青年中，“颓废”似乎是新的审美，“一无所有”正在变成时尚，一贯刻苦奋斗的孩子们，则纷纷考起了托福。那时，李克强专注于“希望工程”。

　　1990年3月的寒风中，李克强带队到安徽金寨县考察，为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金寨诞生。这项工作颇受好评，1991年，江泽民为其题辞：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1993年，李克强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彼时，“南巡”之后的中国春风再次刮起，团中央推出系列“适应市场经济”的措施，两大跨世纪青年工程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成为第十三届团中央的工作重点。之后，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青年文明号”等相继出现。“希望工程”也快速发展起来。

　　在外界的观察中，李克强形象稳定，缜密地度过了16年团干生涯，1998年，他调往河南任省委副书记，开始主政一方，获取新的政治经验。离京后的李克强不常参加同学聚会了。毕业20周年聚会上，大家再次见到了他。何勤华感到他从未改变，总是很随和的样子。

　　早年一次聚会上，有同学听说李克强带团参观朝鲜，便开诚布公地问他对朝鲜的印象，他也直率表达了观点。何勤华转述：朝鲜的落后导致他在联合国发言没有人听，甚至中国在联合国发言也没有太多人听。听得最多的还是美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的发言。李克强还感慨，国家要强大，不能总是内部阶级斗争，不发展生产。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思维的轨迹。他一旦执政，经济肯定是他的工作重点。他从那时就意识到，经济不好，在国际上是没有地位的。”何勤华说。

　　(感谢姜明安教授、赵蕾女士、摄影师严明及其家人对本文采访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文章有删节，全文详见本期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林珊珊 徐丽宪 赵佳月 实习记者 黄昕宇 杨媛 朱诗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