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郭美美案”进入第二季 社监委独立性成疑

　　在经历丑闻带来的信任危机后，地震救灾暴露出中国红十字会的新困境。“郭美美案”仍在炙烤中国最知名的慈善机构。

　　特约撰稿｜陈良飞

　　“躺枪”

　　就在芦山地震的第二天，有关红十字会的一条负面新闻，就盖过了除地震之外的其他所有新闻。

　　4月21日13时许，有网络媒体的报道称，台湾红十字会组成救助队欲入川救助，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其先援助500万元人民币才可以进入灾区。报道还援引台湾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的话称，4月21日下午已经收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来的500万元善款用处细则，其中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医疗器材的购买，另外400万元并没透露具体用处。

　　这条消息迅即引发网友疯狂评论，国内各家媒体官方微博纷纷转载，引发义愤。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辟谣，承认捐款确有其事，但“台湾救援队能否进入，不取决于红会，而是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两件事并无关联。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表示，说红会要挟，实属夸大了红会的作用。

　　当天下午，台湾红十字会也在其官方网站严正声明“此为错误报道，绝无此事”。声明称，台湾红十字会于20日因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提出需求，决定捐助500万元人民币给地震灾区。依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初步规划，100万元人民币将用于紧急阶段之救援及灾民安置、采购医疗药品、器材，台湾红十字会将实时拨付；另外400万元人民币将用于灾后重建，款项将于提出细部规划后拨付，并将共同执行赈灾重建计划。

　　在当晚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台湾红十字会台湾总会赈济处陈姓处长还晒出了其与最初报道者的邮件往来，确认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台湾红十字会先援助500万人民币再进入灾区救助”一说根本不存在。陈姓处长说，“大陆红十字组织是有提出500万人民币的赈济需求，但并未说要捐500万才能进入灾区。”

　　在台湾方面背书后，这一乌龙事件就此落幕，红会“躺枪”，却没有收获同情。事情虽然得到澄清，但网友的注意力早已远离此事，转而质疑起了4月21日中午的照片事件。

　　4月21日中午12时51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张一男一女在救灾帐篷中吃泡面的照片。图说为：“刚经历了一场余震，坐下来吃碗泡面。”微博并未注明这两个人的身份。

　　不过眼尖的网友很快认出，照片中的女性为红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网友们没有认出赵白鸽身边穿着红会标志马甲的男子，不过他戴着的一款手表深深“刺痛”了网友的眼睛，很快地，“表弟”一说新鲜出笼，其佩戴的手表被指认为浪琴表，痛骂开始在网络上蔓延。甚至连赵白鸽面前摆放的三个矿泉水瓶也成为网友们“吐槽”的内容：别人没水喝，你一个人喝三瓶。

　　这次出来紧急辟谣的是北京媒体《新京报》。身穿红会马甲的“表弟”随后被多名同事指认为该报特派雅安地震灾区记者，当时在芦山县医院边吃方便面边采访赵白鸽，并非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发布该事件调查报告，确认了该男子的真实身份，确为《新京报》记者，“照片系他今天中午采访赵会长边吃边聊时所摄，其红色外套为红会所赠，手表系由其女友在韩国购买，价格约400元人民币。”不过，该委员会的报告中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发布此照片欠妥。

　　“乌龙”　　地震三天后，《新京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于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

　　该报道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4月23日表示，目前，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

　　红会社监委的官方微博账号两次转发了这一报道，显示出对这一报道内容的基本认可，只是随后强调了重新调查的程序问题： “委员刘姝威、黄伟民、王永建议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消息得到广泛关注，不少媒体和网友也希望参加，特此致谢。按照社监委章程，该提议须由半数以上委员通过方能启动，进一步的消息将随时发布。”

　　尽管官方微博已经明确提示了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与红会本身的区别，重查“郭美美案”也只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部分委员的意向，但在随后的传播中，人们将这个消息理解为，红会将重启对“郭美美案”的调查。没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两个机构一再宣称的“互不隶属”关系。

　　误解并非空穴来风。在社会监督委员会高调宣布将重启对“郭美美案”的调查时，红会高层保持着异样的沉默，既未否认也没有确认这一消息。直到信息充分发酵三天后，4月26日傍晚，红会秘书长王汝鹏才在其实名认证微博，把这个消息轻描淡写地化解为一条“乌龙新闻”。

　　王汝鹏的微博说：“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GMM，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GMM。真实情况是监督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一些媒体记者见风就是雨，报道成了红会决定要重查GMM事件。这样的乌龙新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但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明确维护了消息的真实性。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新闻发言人王永对《新民周刊》表示，报道的唯一瑕疵在于，“社监委内部达成初步共识”应为“社监委内部几个委员达成初步共识”。

　　他表示，王汝鹏的表述并不准确。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多个声明显示，重新调查起码最初源于三位委员（王永、刘姝威、黄伟民）的个人建议，而不是两个人。王汝鹏强调“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却对社会监督委员会“内部已达成初步共识”只字不提。

　　监督困境

　　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其微博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很多人注意到红会力图塑造新的形象。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对红会的救灾表现有两点深刻的印象：第一，快速响应不错，地震发生两个小时内，红会就组织实施救灾工作；第二，这一次红会很注意形象，一到灾区就搭建帐篷，派小分队到各处了解实际需求，根据需求来进行救援。　　于建嵘表达了个人与体制的“纠缠”：“说实话，我对红会现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博士还是认同的。前年冬，我发起救助露宿街头上访者时，众多国家机器对我们施压，她却私人给活动捐了两万元。但红会的问题是：官僚化没有了人性，不公开失去了人心。这些不是她个人能改变的。”

　　“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后一系列丑闻，中国红十字会遭到的声誉危机足以令世界上任何一家普通慈善组织破产。中国红十字会虽因其特殊地位而屹立不倒，但也经历了人事更迭。

　　从1994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兼任。这一传统在2013年被打破。中国红十字会现任名誉会长为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任会长，负责日常管理的常务副会长一职由赵白鸽担任。

　　赵白鸽于1980年代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生物医学博士学位，1989年回国，任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所长。1992年，赵白鸽赴美，在密歇根州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回国后，进入国家计生委任职，2003年被任命为国家计生委副主任。2011年10月，在“郭美美事件”处于风口浪尖时，赵白鸽临危受命，接手红会。红会原常务副会长王伟虽然留任副会长，但已退出日常管理。

　　赵白鸽的首要工作是洗刷丑闻带给中国红十字会的阴影，挽救这家历史悠久的慈善机构陷入最低谷的社会声誉。2012年底，组建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红会试图通过强化自我监督重建公众信任的第一步。

　　社会监督委员会由16名来自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公益等多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包括迟福林、王振耀、俞可平、白岩松、王永、刘姝威、袁岳等。16名委员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对红会的监督。

　　出乎意料的是，芦山地震发生后，正是这一自我监督的努力，使红会陷入了新的信任危机。一句“乌龙新闻”让红会社监委与红会之间顿生抵牾。王汝鹏发出微博的当晚，王永向多家媒体强调，红会无权就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否重查郭美美表态。换言之，如果社会监督委员会要求发起调查，红会无权干涉。

　　当晚8时，王汝鹏在微博中承认了这一点：“社监委是独立第三方，是否重查GMM，将由他们按民主决策程序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如果社监委决定重查，红会将予以积极配合。”

　　但王汝鹏也指出，“红会本身不存在重查的问题，GMM事件的调查报告2011年12月31日已经公开发布，网络可查。”

　　在王汝鹏的微博发布5个多小时后，4月26日深夜，红会社监委又发布了一则态度强硬的“声明”，再次强调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不隶属于红会。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将由社监委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

　　直到两天之后，王永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仍反复强调：红会无权对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表态。

　　此事中显然有诸多矛盾模糊之处。王汝鹏的表态属于个人意见还是红会的官方立场，目前仍不得而知。王汝鹏至今仍不肯在其实名认证微博直接写出“郭美美”三个字，涉及到郭的，一律以“GMM”代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赵白鸽在地震救援现场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郭美美事件仍然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高调宣称自己作为第三方的独立性，但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独立性能不能得到保证，仍有待观察。王永则用“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一俗语来形容红会当前的“病症”，不能真正接受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正是红会最大的病灶。

　　就在社会监督委员会与王汝鹏就是否重启调查进行“隔空对话”时，外界却对此持一种更超然和悲观的看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伤害早已铸成，就算是重启了调查，对恢复红会的社会信任“也没什么作用”。

　　在4月27日的新浪微博时事热搜榜单中，10个热搜词汇有3个和红会有关。郭美美高踞第一名，红十字会位列第六，红会总会秘书长王汝鹏也被搜索了2万次。

　　前路不明

　　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对红会在芦山地震救援中的表现也相对满意。不过仅仅依靠一次抗震救灾的表现就想重获信任显然并不现实。

　　这可以在捐款中得到直接体现。据中国基金会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基金会中心网提供的数据，截至4月2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筹措2.35亿善款善物；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收到1.69亿的款物，位列第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目前筹措了2133万元款物。

　　张志安说，红会信任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民众对于公权力以及有公权力背景的组织不透明、不完全公正的运行机制不信任的一种投射，是一种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在红会身上的集中爆发。显然，民众对红会抗震救灾能力和作用的质疑也是郭美美事件引燃的社会不信任情绪的一种延续。

　　张志安还认为，这与非公募基金和个人在新媒体传播上的优秀表现密不可分，不管是壹基金还是李承鹏的个人救援，都成功地实现了新媒体动员。显然，红会在新媒体上的表现要向这些非公募基金学习。

　　于建嵘对“谁能拯救中国红十字会”的微博，引发了近1.5万条转发和评论，众多网友开出的“药方”还是那么单一：去行政化，去官方化。这正是多年来社会舆论和专家学者已经喊到嘶哑而社会大众听到耳根起茧的主张。

　　但“去行政化”显然是红会最敏感的神经。即使是在万夫所指的情况下，红会仍不容挑战自己的行政属性。4月25日，红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说：第一，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红十字法》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其二，如果中国红十字会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根据现行的组织结构，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副部级单位，类似一个介于政府与NGO之间的组织。

　　王平引来的嘲讽比责骂更多。在多年研究中国慈善组织的邓国胜看来，只有外界的强大压力，如其他非公募基金的壮大和突出表现，才能让红会清醒。

　　“非公募基金的存在会促进公办基金的改革，不改革，捐款就会流到这些非公募基金去了。”邓国胜说，“如果慈善蛋糕做大了，大家都会增长，如果蛋糕还是那么大，当然就会有此消彼长的问题。”

　　王永则认为，所谓“去行政化”的药方太过简单化，红会改革的方向并不在于是否去行政化，而在于是否能够做到“公开、透明、廉洁、高效”8个字。

　　“如果能够做到公开透明，又能享受体制内的资源，红会不是能够更好发挥作用么？”王永说，“任何组织，只要拥有那么多的钱，有几十万人的队伍，都有可能会爆出贪污腐败的问题，而不在于是官方还是民营。”

　　王永说，重建红会公信力，建立透明的运作机制是关键，而查清“郭美美事 件”是透明的第一步，不查清，红会永远难以重获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