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证据不足就不叫“错”放 不放才是错的

　　（导视）

　　解说：

　　入狱11年，沉冤得雪，服刑近10年，重获自由，审判法院,竟然还功大于过，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署名文章引发争论。

　　张辉：

　　几天又打，又不给吃的，又不给睡，几天几夜，弄得我神志都不清了。

　　解说：

　　维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沈德咏提出的七点思考，是否反映了最高法对防范冤假错案的态度与决心？

　　张高平：

　　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

　　解说：

　　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防范冤假错案，需要中国司法界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新闻1+1》今日关注：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白岩松 评论员：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昨天，《人民法院报》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的一句话迅速地成了今天媒体包括网络上热议的一个关键话语，那就是“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面对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特别的兴奋，另一个是很无奈。兴奋的是等了这么多年，这句话终于说了，那就是宁可错放，也不错判，但是无奈的是，这么一句话早就该说的话居然到现在才说，不过还是兴奋远远地大于这种无奈，因为毕竟说了。

　　解说：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发表署名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文中称，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一段时期以来，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章中的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了此文的背景。

　　今年3月26号，背负强奸致人死亡罪名的安徽张高平、张辉叔侄，在服刑近十年后，被浙江省高院宣判无罪。4月25号，被羁押长达12年的河南村民李怀亮，被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重获自由。5月6号，据《中国青年报》披露，蒙冤十年的河北女子赵艳锦，在法院做出无罪判决20个月后才获释回家。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沈德咏提出了自己的七点思考，其中被学界认为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是，文章对一些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念进行了阐释。例如，常言所说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文章指出，要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写作者沈德咏，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去年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的网络访谈，到上月25号，广州市刑事审判工作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沈德咏曾多次出声，强调守住底线。舆论普遍认为，这展示了最高法对防范冤假错案的态度与决心。而被公众曾一度误读的“功过论”，文章中是这样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

　　白岩松：

　　沈德咏的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之后，很多司法人士说，他没有用很多司法的专业术语，因此在学术上也许不够严谨，但是从大的层面上来看，在司法精神方面向前迈了很大的一步，但是也有很多公众首先提出的是质疑，那么多冤假错案，居然还说功大于过，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了前文和后语的话，就会有一些了解。同时，你看他话里头甚至蕴藏着某种无奈，“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他庆幸保住人头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这也是法院方面的这种无奈，有他说功大于过的某种背景。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马教授，你好。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你好。

　　白岩松：

　　大家今天也有议论，关于对于冤假错案功大于过，您怎么看待这一点？我觉得是也有他的某些无奈，甚至是酸涩。

　　马怀德：

　　对。因为沈德咏院长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一篇理论文章，不如说他站在最高法院的角度，对各级法院和法官们的一项公告、一项告诫。因为从这段时间里陆续披露的这些冤假错案来看的话，很多案件的确是留有余地的判决。也就是说，本来可判无罪，也可判死刑的，但是他们为了避免做成死刑的错案，但是又不想放过被告人，所以最后都做出了一种留有余地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的这种判决。这种功大于过，实际上我认为不是一个评价，当时错判的功过问题，更多地体现了在法院审理案件中，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错判一个人，或者错放一个人都是错，在这两错中只能选择其一，所以过去称宁枉勿纵，现在应该改成宁纵勿枉，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正是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关于无罪推定、罪疑从无的一种原则。

　　白岩松：

　　其实沈院长这篇文章，如果这四个字不用“功大于过”，而是有功有过、功不抵过，可能更准确，大家的疑义会更少，但是我理解他背后的酸涩。接下来最关键这句话“宁可错放，也不错判。”我面对它的时候有两个极端，一方面觉得特别兴奋，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这句话；另外一方面有点无奈，现在才说这句话，但是毕竟还是说出来了，您面对这句话的时候呢？

　　马怀德：

　　我觉得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应该说在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完全做到独立判断的话，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案，所以说像这类案件，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实际上是一种选择了，在两害相权的情况下选其轻，也就是宁纵勿枉，宁可放掉一个没有罪的人，或者是不可能证明有罪的人，也不要错判一个无辜的人，当然法院之所以是这样选择的话，可能法院也是很多无奈了。因为沈德咏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一个奉命行事的问题，所有案件的审判，如果法院不能独立地审判，他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特别是对法院人、财、物等权力，都有权力加以制约或者影响的人，都有可能左右法院最终的裁判，甚至有时候媒体受害人都可能给法院施压，使得法院无奈的情况下做出错判，所以要想解决这类问题，沈德咏的想法也不错，就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

　　白岩松：

　　其实我们也在关注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都希望一步一步能在这句话里走向司法独立，但是这毕竟也是一个过程，嘴上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很多冤假错案能够让我们看出来，背后还是有一些左右的力量，原因在哪里？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张高平：

　　可怜我给（母亲）送终的机会都没有，我就想不通，我一趟车开了十年，十年才开回家。

　　解说：

　　这是两个月前，张高平从监狱回到家中的场景。十年前，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开大货车送货去上海，同县的一个17岁小姑娘王某，搭乘他们的车去杭州，然而王某却在随后被发现，遭强奸致死。因此，叔侄两人成为最大的嫌疑人。2004年4月21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就在两个月前，浙江高院再审宣布叔侄俩无罪释放。沉冤得雪的同时，案件审理中的细节也呈现在了公众面前。

　　张高平：

　　七天七夜都是像这样子站着，要叫我这个手这样子铐起来，跪皮鞋底，不让我睡觉。他要嘴巴里放两根烟，烟灰要一样齐，不准用手。

　　解说：

　　然而，在张辉叔侄的判决书里，却有这样一份情况说明。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刑警大队证实，从未对张氏叔侄进行过刑讯逼供。今年3月26号，浙江省高院再审做出了这样的认定，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

　　张辉：

　　提审了几天几夜，不让吃，不让睡，又饿又困，简直是跟死了差不多了。

　　解说：

　　当年在调查中，警方还从被害人王某的指甲末端鉴定出了一名男性的DNA，通过检验这份DNA与张高平叔侄两人无关，然而这并没有为张氏叔侄带来正义的希望。

　　白岩松：

　　我们来看看，沈德咏这篇文章也在分析很多冤假错案造成的原因。“在我国现实情况下，他认为有奉命行事、放弃原则、工作马虎失职等等”。接下来，继续连线马怀德教授。

　　马教授，您怎么看待沈德咏提出的这三条原因，尤其像是奉命行事，您觉得这个奉命除了上级，是否也包括其他不该影响司法的一些力量，有了这句话，今后就能够消除吗？

　　马怀德：

　　错案既有客观技术的原因，也有办案人员能力素质水平作风的原因，但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司法权不能够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奉命行事，我想凡是能够控制法院人、财、物的各类主体，甚至是媒体、舆论、受害人，都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给法院施压，迫使法院做出一个未必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做出的判决，丧失了它独立判断的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想避免错案，就是要排除各方面的干预，尤其是有可能给现代法院施压的各类主体的干预，让法院能够更加公正、独立地行使它的审判权。

　　白岩松：

　　最后一出冤假错案，可能很多公众把棒子全打到法院这儿了，但是您肯定最了解了，从公安一直到检察院、法院，恐怕谁也跑不了。在命案必破的这种情况下，刑讯逼供等等很多方面，就出在这样一个链条当中，法院这回，沈德咏这么写了，你觉得整个司法这样一个链条是否都会共同拥有这种司法精神开始改变。

　　马怀德：

　　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他们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所采用的证明标准是有差别的，就像筛子一样，公安机关的筛子可能粗一些，检察机关的细一些，到了法院就应该排除合理怀疑，做最细的筛子了。现在法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制度来判案。同时，应该是检查院、公安机关，也应该同时反思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我们整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防止错案的发生，而不是仅仅在法院这个环节去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做出一个错误的裁判。

　　白岩松：

　　否则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法院一想都是同行，公安、检查院推到我这儿，我就顺水推舟，顶多死刑改死缓，是存在这种局面吧？

　　马怀德：

　　对。因为检察院既然起诉到了法院，当然就希望法院能够判，公安机关如果是报到了检察院，当然希望检察院来批准逮捕，所以说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的任何否定，都有可能对前一环节的办案机关和人员构成一定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各自负责，独立来行事相关的诉讼法规定的权力和职责。

　　白岩松：

　　所以我想仅有法院这篇文章是不够的，包括检察院和公安，包括我们媒体也要去反思，包括上级领导、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环境。接下来，还是回到宁可错放也不错判，其实国外也有类似“案例”，不能确定，这个案例您熟悉。

　　解说：

　　直升机与几十辆警车在洛杉矶公路上展开追逐，这是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最令人难忘的镜头。辛普森，美式橄榄球运动员，1994年6月12号，辛普森的前妻妮可•布朗及其男友罗纳德•高德曼被发现惨遭利器割断喉咙，死在一处住宅门前。随后，警察在辛普森的汽车和车道上发现血迹，辛普森被指控为凶手。美国社会也几乎一边倒地认定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然而在九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一场不亚于战争的激烈而漫长的辩论，最终辛普森重金聘请的梦幻律师团利用控方证据的漏洞，说服了陪审团，被判无罪。

　　白岩松：

　　其实很多年前，面对辛普森案的时候，国内很多民众有些不了解，从情感、义愤和直觉上觉得就是辛普森干的，最后居然无罪，现在慢慢可能会有一些理解了。马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

　　马怀德：

　　我想辛普森案件是在美国坚持程序正义、罪疑从无的一个典型案例，也就是在证据不能足够证明辛普森有杀人犯罪的这种情形下，应该首先认为他是无罪的。中国很多冤假错案，通常都是在真凶被抓或者被害人复生的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的时候才能认定原判是错误的，而不能在正常审判阶段，尊重法律和程序，坚持独立审判公正原则，避免让无辜者蒙冤。所以辛普森案件和诸多这类冤案一再地提示我们，在刑事案件这种特别重要，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种重大案件中，应该坚持程序正义，对于所有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有犯罪的情况下，就应该按照罪疑从无的原则，将其释放。

　　白岩松：

　　其实这个时候老百姓又会有新的担心，虽然盼望了很久，冤假错案等等，但是宁可错放也不错判，万一错放了怎么办？沈德咏这篇文章，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接下来还可以收集证据等等，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他指的天应该是公平和正义。马教授，怎么看待公众面对的时候，先是高兴，可能接下来有些担心，假如说真是罪犯真给错放了怎么办？

　　马怀德：

　　在这里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救济途径，真的罪犯被错放了的话，还有可能被真正发现，但是如果错判，甚至是错判死刑的话，就会导致一个生命的消失，所以这个角度讲，错判死刑可能是一种致命伤，但是错放，留有余地无期徒刑，死缓这种判决是非致命伤，错放一个犯人可能也是一个错误，但是几种权力、几种危害相抵的话，错判的危害最大，所以为了避免错判，我们宁可选择错放，或者是宁纵勿枉，用这种方式来缓解这种社会的紧张。同时，当然也要解除人们的担心，就是错放了之后，罪犯会不会逍遥法外，造成更多、更新的犯罪案件，但是在人权保障事业不断前进、进步的情况下，我想这些代价可能是必要付出的代价。

　　白岩松：

　　其实在这儿，我也要跟沈德咏副院长来商榷一下，这句话当然是对的，大家对里头的司法精神的前进也看得到，宁可错放，也不错判，但是另外说一点，之所以错放的原因就是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应该把这个“错”字拿掉，只要证据不足，放就是对的，不放才是错的，因为现在整个刑诉法都已经发生了相关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向前走这一步，没有错放这一说，证据不足应该放，放就是对的，不知道沈院长是否同意这个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2005年资料：

　　原审裁定认定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解说：

　　冤狱十年，佘祥林家可谓家破人亡，兄弟佘琐林为了给弟弟上访，被拘留41天之多，母亲杨五香更是因四处伸冤，被抓入狱九个半月，在出狱后含恨而死。女儿佘华容因家中没钱，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佘祥林出狱时家徒四壁，只剩下佘祥林老父亲一人。2005年10月底，佘祥林拿到了70余万元国家赔偿，加上其它补偿共计90万元。虽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佘祥林对这一赔偿数额表示满意，但他同时也期望，国家赔偿应该要考虑受害人精神方面的损失。

　　佘祥林：

　　有关方面能不能经过我的这个冤假错案，对以后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受害人精神方面的赔偿，要给予考虑，因为我知道是什么滋味。

　　解说：

　　然而佘祥林有关精神赔偿的心愿一直未能如愿。

　　赵振举 赵作海的叔叔：

　　我对它有最大的意见。

　　记者：

　　你是觉得这个赔偿少了吗？

　　赵振举：

　　对。

　　记者：

　　那你觉得应该赔多少？

　　赵振举：

　　应该在100多万吧。

　　解说：

　　说这话的人叫赵振举，2010年振动全国的冤案当事人赵作海的叔叔。2002年，河南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作海死刑，缓刑两年。同佘祥林的遭遇一样，八年后的2010年4月30号，被害人赵振响活着出现了，于是赵作海的冤案终得昭雪。随后，赵家亲属对赵作海获赔的65万元国家赔偿数额并不满意，最后又提出追加6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然而这一精神赔偿诉求，在当时实施的《国家赔偿法》中仍无章可寻。2010年12月1号，新的《国家赔偿法》正式实施，精神损害赔偿首次被写入其中，佘祥林、赵作海案或许正是这一改变的推动力量。如今，这一新改变虽然已推行两年半之久，但就在昨天，《人民日报》撰文引用专家的观点指出，精神损害抚慰金规定，虽被看作是一大进步，但精神损害抚慰金怎么赔，目前尚缺乏标准，冤假错案的精神赔偿要落到实处，似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白岩松：

　　我们看看宁可错放也不错判之前的演变，最早的时候是革命那时候的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因为革命就是你死我活，因此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到后来慢慢演变看似比较公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但是在现实执行当中，重点全落在了不放过一个坏人上，于是经常还是冤枉很多好人。这次终于到了宁可错放不可错判了，但是这里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马教授，我不是学法律的，但是我的感觉是新的刑诉法出来之后，还是有一些司法人士觉得心里不乐观，觉得那种奉命行事，包括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觉得不踏实。比如说错放吧，只有证据确凿了，但是想办法给人放了，这才叫错放，证据不足就该放，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马怀德：

　　我认为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人权保障相关条款的规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达不到构成犯罪的标准，达不到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就应该宣告无罪。所谓的罪疑从无，或者是无罪推定，应该是要严格坚持的，而不是像民事诉讼一样衡量证据，根据双方证据多少来确定是否构成犯罪，应该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关于罪疑从无的原则，对于不构成犯罪、证据不足的一律作为无罪处理。

　　白岩松：

　　但是还是要感谢沈德咏这篇文章，我们都明白，不是纠缠咬文嚼字，代表了司法精神一种很大的跃进，但是真落到实处，马教授，您认为什么是最关键的？

　　马怀德：

　　我认为司法机关要严格地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事，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程序要求，所以如果法院能够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严格按照法律办，就会避免很多错案。

　　白岩松：

　　非常感谢您，当然也要感谢沈院长，宁可错放，也不错判，但是希望它能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