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应该支持文化书院 学术书店的发展(图)

　　在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也面临着不少新问题，对此民间讨论较多，并对其自生自灭的状况颇为担忧。其中较为典型的，一是各种文化书院的兴起，一是不少学术书店的倒闭。这种兴衰起伏，折射出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人们在必须面对这种处境时的思索及寻求。

　　一、关于文化书院

　　文化书院有着中国特色，它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的“学院”（Academy）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在历史进程中，西方的学院发展为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大学，而中国的书院也转变为公共教育的学校。但在这种现代教育体制出现异化、或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时，民间性质的学院和书院又在悄然崛起，成为现代社会中文化教育发展中的奇特景观。

　　中国的书院兴起始于唐代，开元六年（718年）设丽正修书院，为其肇端；该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当时颇有影响。贞元中，李渤隐读庐山白鹿洞，为潜读、研修乃书院立意奠定了基础；此地南唐建立学馆，号庐山国学，从而使“国学”这一表述与“书院”结缘；该学馆于宋时改称白鹿洞书院，享有盛誉。唐时李宽在湖南衡阳北石鼓山建屋读书，宋时书屋重建并得真宗赐名石鼓书院。宋代曾有白鹿、石鼓（一说是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睢阳（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岳麓四大书院，其中岳麓书院学生曾达千人之多，其“造就人才，传道济民”之举，使之有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声誉。这些书院或私人、或官府创办，颇为中国文化增光添彩。此后元、明、清三朝亦盛行书院教育，直到清末废科举，传统书院才逐渐改为学校。在清朝，除了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书院之外，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也曾创办过传播西学的书院，如英国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傅兰雅等人于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等就颇为有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的自我意识得以苏醒，人们开始研习国学，除了少数名牌大学的国学院或国学研究中心之外，弘扬国学最给力的就要数民间兴办的文化书院了。值得思考的是，虽有许多著名教授和一些大学校长提倡，“国学”作为一级学科的申请没被通过，因而在正统、体制内的教育科目中仍被边缘化。其学科性质被质疑，所含内容亦被人议论、怀疑。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体制内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列为了一级学科。鉴于这种中西比较，我支持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一级学科来重视，也同样对把国学作为一级学科投了赞成票。尽管没有通过，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投赞成票，我仍认为这涉及到中华文化意识的问题，同时也深感中华文化复兴的艰巨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当国学在教育体制内仍被冷遇时，而民间自发兴起的文化书院则主要以弘扬国学为己任；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文兴有国学，学兴靠书院”。今天文化书院发展的情况，是否也印证了传统中“礼失求诸野”之说？对今天文化书院的发展概况，我想，山东尼山圣源书院的牟钟鉴院长、北京四海孔子书院的冯哲院长，肯定会了解得更为详尽和透彻。

　　对于文化书院的兴起，我曾在“两会”期间建议有关部门开展相应的、比较系统和整全的调研，摸清基本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做出科学决策。我还通过媒体对之有过呼吁。但我感觉社会对之仍然关注不够，重视不够。我们今天热议的文化建设太偏重“文化产业”了，官方及媒体谈得较多的还是影视、动漫等具有产业意义的文化。而对需要付出的“文化事业”却缺少很好的、系统的构设和规划。实际上，这种文化书院虽然是自然兴起，却反映出了社会的需求，以及对“应试”教育体制所必要的“素质”教育补充。而且，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觉悟的一种积极表现，故而完全可以将之纳入文化建设及发展的事业之中。

　　对于这些样式多种的文化书院，有关部门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应对之加以积极引导，形成其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防止其不必要的异化嬗变。为此，我想继续呼吁有关部门有目的、有条件地对相关文化书院加以补助、扶持和加强，使之成为当前或今后中国社会“学前教育”、“公民教育”、“素质教育”、“终身教育”等的重要构成，以充实、弥补当今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各级院校教育之不足。如果我们准备迎接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的到来，那么我们也应该有魄力推出像宋朝四大书院那样的现代著名书院。文化书院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留下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佳话，而且也是中国知识精英聚集之地，为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因此，对于今天中国文化书院的复兴及迅速发展，我们的社会应有中肯、积极的评价和客观、冷静的分析，并应该通过有关部门的定向支持或专项帮助做出有益的尝试，使之成为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和积极发展。

　　二、关于学术书店

　　对于学术书店的大量倒闭，媒体最近报道较多，也对其原因有较中肯、客观的分析。这些学术书店的倒闭诚然与大众读书锐减和电子读物的冲击有关，却也反映了有关部门在关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时的作为不够、缺乏积极性等问题。学术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是否为文化强国或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学术书店则是这种学术发展的重要氛围和气场之一。因此，对于一些必要的学术书店的保留，有关部分也应该有“守土”意识、“阵地”意识。建议有关部门将保留一定的学术书店作为其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不要再让所有的学术书店自生自灭。其相应举措则包括减免学术书店的营业税，提供较为合适的书店位置，如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所在地有意识地帮助、扶持一批针对性较强的学术书店，对学术书店组织的学术讲座等活动亦作为相应课题来加以补贴，并积极鼓励和支持出版社在学术书店搞新书发布会、读书会等活动。

　　其实，由政府出面支持或扶植学术专业书店，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传统。早在1885年，傅兰雅就曾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家专门的科学技术书店“格致书室”。他所在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官办书局，当时其出版的书籍主要就是通过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向全国邮寄发售，而且不收邮费，售价也为八折。学术书店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专业学习、深入研究的文化氛围，如傅兰雅于1887年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格致书屋报告”说，“格致书屋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在中国以中文传播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关于科技的书籍、地图及其他出版物的流通”。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格致书屋在1888年就已在天津、杭州、汕头、北京、福州和汉口等地开办了分部，其销售网络甚至还延伸到了日本、朝鲜等地。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经济很薄弱的情况下，政府都能出面对学术专业书店给予帮助和支持。在中国国力已经比较雄厚的今天，我们的政府对学术书店等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学术书店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对今天中华民族的阅读有一种积极引导。我们常说“营造学术气氛”，其实就是指对之要有意识的营造。今天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喜欢阅读的好习惯，但在这种广泛阅读中学术文化的含量正在急剧下降。而要真正启发我们民族新一代的智慧，则不能让“开卷有益”主要成为一种随意性、低俗性、娱乐性的滥读。所以说，“读书有道”，精神修炼靠培植、引导。中国人的积极、高雅、智慧人生要靠读书来熏陶，而且是读好书，读具有学术价值、文化蕴涵的著作。学术水平的高低，反映出其国家的精神面貌如何。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农村、边缘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经济、文化“扶贫”活动；但在城市、尤其是在大都市却多关注文化产业或文化事业的“锦上添花”活动。在当前学术书店不景气的情况下，希望有关部门能有积极、有效的举措，实施对学术书店的文化“扶贫”工程，而且这种对学术书店的重点帮助应该是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较为集中的地区。学术乃天下公器，也是国家文化发展的标志。我们文明古国带给世界的精神遗产，理所当然是颇具学术成果的文化。我们要提倡读学术书，做文化人，就应该让学术书店火起来，成为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灵性气场。我们的民族要认识到，学问并不只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对整个民族也具有精神熏陶的意义。中国人的人格修养、文化蕴涵，也是与学术、学问密切相关的。正如培根所言：“学问变化气质”、“学问锻炼天性”。所以，我们要积极呼吁、全力保住学术书店这一学问的提供地，爱护这一展示人类智慧结晶、精神成果的精美橱窗。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