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回访：再生一个孩子

　　来源：南都周刊

　　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回访：再生一个孩子

　　汶川大地震之后，一段官民并举的再生育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变得复杂而艰辛，当地政府部门更不惜以试管婴儿等手段进行攻坚。但是，流产、不孕等种种难题，横亘在这些身陷丧子之痛的高龄父母面前。

　　2010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两周年，母亲节后的第三天。

　　这一天，45岁的杨建芬到北川中学遗址，给遇难的女儿烧香。两年来，她一直想生个孩子，但未能如愿。“这天，我想跟女儿说说话。”她说。

　　与杨建芬一同前来拜祭的，还有她的好朋友、44岁的向碧琼。向在地震中也失去了女儿，两年来也在努力怀孕。

　　这一天，到北川的还有，39岁的王永会，一个曾经再怀孕又流产的母亲；47岁的牟廷华，两年来，她和丈夫做了三次试管婴儿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两年来，丧子之痛无时不刻折磨着他们。这些父母被广泛认同为汶川大地震后最抑郁的群体。在绵阳，尤其是北川地区，他们占据了整个四川地震灾区再生育对象的一半以上。

　　在安置原北川老县城居民的永兴板房区，以及灾民安置人数众多的擂鼓镇，一些年轻的丧子母亲已经重新怀孕，或者生下娃娃。但对于杨建芬等高龄妈妈们来说，目前可以做的，更多的还是等待生命的奇迹。

　　“我们是重点被保护对象。”回首这两年，王永会深有感触。

　　从2008年年底开始，经过对有子女在地震中死亡(伤残)家庭的摸查、统计，有关部门开始对这些父母实行特别生育扶助(再生育)制度，国家计生委为此专门拨出了超过一亿的专款。大多数失子家庭再生育的意愿，加上多个部门的动员，以及免费助生育等政策的落地，2009年初，灾区出现了再生育潮，在去年“5·12”更被媒体勾勒成震后重生的希望。

　　然而，在绵阳尤其北川，这些家庭——尤其是高龄丧子父母们——遭遇到了譬如流产、不孕等种种难题，这段官民并举的再生育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变得复杂而艰辛，当地政府部门更不惜以试管婴儿等手段进行攻坚。

　　根据绵阳计生部门提供的数字，截至今年4月底，绵阳符合条件且有再生育意愿的2562户家庭中，999名再生育对象成功怀孕，658个家庭成功生育。

　　在《南都周刊》记者走访过程中，从计生官员到妈妈们，总会对“再生一个孩子”的话题发出这样的感叹：“难啊！”

　　生育潮推手

　　地震之后，汤艳云，这位绵阳市计划生育指导所所长，工作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地震前，她操心的是超生问题，而地震后，她得帮忙丧子家庭生孩子。“地震确实造成了很多家庭的痛苦。我希望能在(生育)绝经之前，尽可能让她们怀上孩子。”汤艳云说。

　　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从建立档案开始的。2008年7月，绵阳的计生、妇联等部门开始对灾民群体中的再生育对象进行调查统计。绵阳的永兴板房区，也就是原北川老县城灾民的安置点，再生育的对象最为集中。永兴板房区回龙小区妇联干部文孝惠说，虽然不清楚回龙里总共有多少对象，但从社区的遇难学生花名册上来看，至少有四百多个家庭。包括北川县妇联主任贾娅，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成为再生育行动的目标对象。

　　社区的宣传工作也随即进入各灾民聚集点。2008年8月，在灾民安置人数最多的擂鼓镇，所有子女遇难的家长被集中在一起，时任擂鼓镇镇长袁家贵对他们提出了再生孩子的号召。“我跟他们说，大家不要伤心，很快国家政策就要出来了，可以再生一个。”袁回忆说，“其实我自己的孩子也遇难了，一边讲，一边就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那种痛，你永远理解不了。”

　　在擂鼓镇，形容自己是“被重点保护”的王永会没有去这个打气会。失去儿子的她，“当时完全没有心情”。两个月以后，当地计生站给王永会打来电话，告诉她可以领一个《免费服务手册》，了解新的再生育政策。“这时候我们就有了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她说，“我还有个女儿在河南读书，但老公说，能多生一个是最好的。”

　　计生人员和再生育父母们的交流，通常是私人、谨慎而婉转的。在计生工作者的描述中，地震过后，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精神状态非常低落，直到2009年才开始有所好转。“第一年叫他们来的时候，脸上都是似笑非笑的。第二年沉郁的表情才少了一些。”王芳说，震后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情绪转变之下， 很多家长从被动被召到计生站进行再生育宣传、检查和治疗，到主动到站里配合再生育工作，有些家长还结伴“赶场”——参加各种孕育专家的咨询活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丧子父母都有如此的心境，特别是对于丧子且丧偶的人来说，重新开始新生活是第一步。文孝惠说，“有些父母年龄会增长，他们生孩子会越来越难。”还有一些家庭，由于忌讳被遭致生育能力方面的闲话(尤其男性)，也没有积极参加再生育的检查、治疗，对此，擂鼓计生服务站站长王芳很无奈，“没法子，慢慢磨。”

　　2008年10月，是失子家庭纷纷得到免费服务消息的月份。在各地，计生系统要求“责任到人”，“一对一服务”，“努力满足再生育家庭的生育愿望”。有的父母得到消息的时间比较迟，譬如在女儿遇难后特意梳跟女儿同样辫子款式的杨建芬，她到2009年3月才主动去询问，拿到了《免费服务手册》——这个再生育对象的象征。

　　对于计生职工来说，计生人员的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办的还是心理与生理技术两个层面的业务，但他们需要完成全新的工作目标。“我们发宣传单，打电话，到社区去了解，如果要孩子，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擂鼓计生服务站站长王芳，现在能叫出镇上(哪怕不是住在镇里)所有再生育妈妈的名字，也会把自己过去的凶劲，用在斥责类似孕妇穿高跟鞋这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让她们(有孩子以后)出现笑容，有笑容。”她向记者强调说。

　　流产阴影

　　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父母，由于经历过计划生育措施，再生育的话，通常都要走这样的一步：取环，解结扎，进而试图自然怀孕。有一个母亲，2008年下半年未取环便怀上了孩子。“在过去，这样的孩子会被建议打掉，但现在我们要担心这个胎儿会不会有问题。我每天睡觉都在担心。”王芳说。

　　幸运的是，这个孩子最终还是顺利出生了。与之相伴的是，2009年上半年，北川地区再生育家庭出现了一段生育潮，很多自然怀孕的母亲诞下了她们的孩子。

　　计生系统的员工们描述中，新婴儿的出生几乎牵扯着父母的过往情绪。去年年中，一个孩子在绵阳剖腹出生，当获知是男孩后，这位母亲当场嚎啕大哭，“我前一个(遇难的)是儿子，这次又生了个儿子。我儿子投胎来了。头天晚上，我做梦就见到他跟我说，妈妈你不要生其她的人，你就生我！”

　　饱尝丧子之痛的父母们，对孕育新生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文孝惠的话来说，“怀娃、生娃、养娃是这些家庭两年来最主要的任务。”就记者调查所见，从绵阳附近的板房区，到北川老县城附近的山区，成功再生育的母亲在产前全力保胎，产后则成为了全职妈妈，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一些在外打工的丈夫，在孩子出世后也辞工回家，戒烟戒酒，跟妻子一样，每天围绕着孩子生活。

　　新生命的降生，不单单是这些父母的寄托。“管委会的领导说，只要有孩子，在新北川县城就可以有大一点的房子。”杨建芬说。

　　对于计生员工来说，如何保护这批特殊的孕妇，成为了工作重中之重。当再生育孕妇们接近预产期，计生员工便会每天保持联系，预防任何意外的出现，而最惊险的一次是去年有个产妇突然出现临产征兆，结果在擂鼓计生站救护车上，把孩子生了下来。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那么幸运。根据当地计生干部的描述，在擂鼓和永兴等地，再生育妈妈们成功怀孕以后，流产率达到了20%以上。具体的征状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干了重活，有的是因为做家务，有的甚至毫无征兆。

　　39岁的王永会，去年5月流产过一次，现在又有了7个月的身孕。她的儿子在北川中学遇难，直到现在，每到周六、周日，心里都会感觉到一阵空虚。“那是下午四点，我在板房里不舒服得很，肚子有点痛。后来计生的人来检查，说肯定保不住了。那个痛啊，比生我以前孩子还恼火。晚上八点多，落了。”

　　在永兴板房，有个再生育母亲怀孕三个多月后流产，夫妻两人抱头痛哭；另一个刘姓的母亲，在震后，头一次在怀孕五六个月后流产，第二次怀孕不久又再流产，现在患上抑郁郁症。

　　汤艳云认为，再生育潮中的流产有时是心理上的原因，“怀上了但是心情还不好，想到前一个孩子还是很伤心，这种心理因素就可能影响到她的内分泌、卵巢等功能，影响到维持妊娠的继续进行，从而引起流产。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父母年纪大了，本身精子卵子的质量不好，所以流产率相对要高一些。”

　　流产的阴影，让计生等部门开始在板房社区开展孕期教育，以减低再生育妈妈们的风险。在擂鼓，一名孕妇为了保胎，天天都躺在床上，几乎从不下床活动，由丈夫专事照顾。而另一个再生育孕妇，在怀孕期间由于营养吸收过多。肚子大得恐怖，皮肤是透亮的，几乎是没法走路。

　　不孕的焦虑

　　“在北川再生育的这个群体里面，由于年龄比较大，很多家庭都存在困难，绵阳到目前生了接近九百多个孩子。地震两年了，能自然怀孕的都已经怀过，生过了，剩下的都是疑难杂症。”一位绵阳市计生干部这样对记者解释。

　　在擂鼓镇，王芳估计至今未能怀孕的再生育父母占总量的30%以上，而在永兴板房等老县城丧子父母群体中，这个比例更高。

　　高龄，成为再生育的拦路虎。很多失去读高中孩子的父母，是在1980年代进行绝育的，当时结扎手术对输精管的腐蚀比较大，于是一些40多岁的再生育父亲，即使做了输精管接通手术，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生育效果。对于大龄母亲来说，精神原因也会引起内分泌的失调，扰乱其卵泡成熟、月经的规律，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的生殖功能也在不断走下坡。

　　永兴板房区，时常可以看到一锅一锅的中药在煎，这是渴望再生育的父母们希望能早日受孕。在擂鼓，计生站外时而也会出现一些江湖郎中，打着“包生”的旗号，向没能怀上的父母们兜售着生意。还有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或者抱着娃娃的母亲，也给那些未能怀孕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怀上了的是安慰，没怀上的是恼火。”文孝惠说。

　　向碧琼是永兴板房区里再生育行动最早的一个，直到记者采访时，她还在每天煎药调理身体。在地震过后的两个月，向就跑到医院去取下了节育环，又解决了输卵管堵塞的问题。虽然一名来义务咨询的北京医生告诉说，因为年纪太大，她再怀一个孩子的希望已经不大了，但是向碧琼没有选择放弃。现在她见到了社区里跟遇难女儿年纪相仿的女孩，还是忍不住要哭，她还是想生。她到四川各地到处找中医、找偏方，现在正在吃三百块一副的中药方子。“什么送子观音，神婆都看过了，有时看完以后还去拜一下庙子。”她说，“生孩子是任务，没得孩子干脆不要活了。”

　　为了生孩子，向碧琼夫妇以及擂鼓的牟廷华夫妇，都在去年到成都接受试管婴儿的治疗。做试管婴儿的市场价不菲，从两万到三万元不等，尽管是国家买单，但向碧琼已被之前的治疗耽误了时间，她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一两年下来，身体就要进入更年期了。在去年底，我的月经已经乱了，越来越少。”向碧琼说。

　　做试管婴儿的过程是繁复的。在夫妻尤其女方经过大量的检查项目以后，医生用药物人为地使女性月经周期间生成的多个卵泡同时成熟，并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它们取出。卵泡在试管里，与从父方提取的精子受孕，最后在受精卵分裂到一定程度时植回到子宫。在操作期间，试育者还要服各种药物，但还不能保证这个受精卵发展为女方子宫内胚胎。

　　向碧琼并没有如愿。医生告诉她，卵子受精不成功。她到现在还在生气。“做一次就要挨几十针，死了算了。”牟廷华则是做了三次(根据政策，第三次自费)，也是不成功，她的丈夫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现实，认为医院有敷衍、赚快钱之嫌。牟廷华的丈夫抱怨说：“我怎么知道那个受精卵是不是我和我老婆的？除非我亲眼看到我的精子和老婆的卵子受精，我就认了。”

　　成都生殖中心的一名医生私下向记者解释：很多再生育父母的年龄和身体状态，即使做试管育婴也只有不到30%的成功率，医生们能做的，只是尽量理解这些父母的感受。

　　2009年12月18日，家住北川任家坪山上，43岁的刘洪英成功地生下了四川灾后再生育中的第一个试管婴儿，并被誉为“创造了奇迹”。这个儿子被命名为王涪蓉，年纪比刘洪英的外孙女还要小，见到生人总是会笑。“万幸的万幸，一次就成功了，”刘洪英一边用鼻子拱着5个月大的孩子，一边对记者说。

　　整整三个多小时，这位高龄母亲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一刻都没有放开过。

　　放弃或者继续

　　奇迹是个别的。

　　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北川把没能怀孕成功的再生育父母集中起来，进行了生育力的评估——对于哪些人需要继续检查，哪些人需要继续治疗，哪些人尝试试管婴儿，计生部门重新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梳理。“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再生育的希望可能真的是要落空了。”汤艳云坦言。

　　“很多父母的心态，如果还像原来那样的话，他们是想不开的，他们是永远不放弃的。我们也只有让他们从阴影中走出来，告诉他们，幸福还是有其他的途径。”王芳无奈地说。

　　对于北川地方政府来说，伴随着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的到来，灾区再生育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提及再生育工作，当地很多干部都对记者摇起了头。

　　流产过一次的王永会，现在挺着大肚子在家门口闲荡。为了保住宝贵的胎儿，她辞去了工作。

　　做了三次试管育婴都以失败告终的牟廷华，找到王芳，告诉这个为她生孩子折腾了将近两年的计生站站长，自己决定放弃了。

　　向碧琼仍然天天在吃药，计划在夏天进行第二次试管婴儿的尝试。她说，“现在住在板房，一天吃了耍，耍了吃，钱用光了算求了。像我们这种北川人，没有再生育就没有奔头了噻！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娃儿身上，我们再辛苦都愿意。”

　　向的好朋友杨建芬连尝试试管婴儿的机会都没有。去年初，这个44岁的北川女人，被医生告知生育希望“很渺茫”。她的丈夫在地震以后终日酗酒，而且年纪也达到了54岁。

　　在今年春节，杨到农村老家，把一位亲戚的女儿带回了板房收养，这令酗酒的丈夫重新有了点生气：他开始走出社区，为新女儿买衣服，买水果，买大虾。

　　“多么想，一直想，一直到今天都想要个女儿。”像很多北川父母一样，杨建芬还是习惯性地把遇难女儿的照片带在身上，而她的养女，也被改名成自己遇难女儿的名字。现在杨最关心的是，国家能否帮助她养育这个新女儿。“我们这些最终生不出来的，只能收养了。但现在只有再生育政策，我以后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