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社监委的信誉危机：红会如流毒 沾上说不清

　　为挽回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而成立的社监委，大腕云集，但它的红会救赎之路显然走得并不平坦：成立仅半年，屡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近日，来自网民的一篇“檄文”，更是让它深陷“信誉危机”。

　　给红会袪“毒”，一个社监委恐怕远远不够就连社监委自己，此刻似乎也染上了“红毒”……

　　2012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授权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委”)，首任委员星光闪耀：央视名嘴白岩松，前民政部官员、现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其中，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永被选为新闻发言人。当日，他发微博表明心迹：“大家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责任使然。”一名网友提醒道：“公众人物要特别珍惜自己的声誉，一旦被毁，就完了。”

　　谁知，一语成谶。

　　雅安地震之后，王永负责打理社监委官博，并回应网友对红会的质疑，一则“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微博将其推进舆论的旋涡。5月6日，广州网民周筱赟公开发文质疑社监委独立性。13日，周又以《红会公关部真相：只辟谣不监督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黑幕大起底》为题在网络上发文，质疑社监委沦为“红会公关部”，矛头直指王永，称“王本人所在的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与红会存在利益交换”。

　　至此，“红会”二字有如流毒，任何人或事，只要贴上“红会”的标签，就足以挑逗公众的敏感神经。

　　王永：麻烦制造者？

　　4月20日，雅安地震。频繁的微博推送，使王永变成了红会的“通讯员”。上午11：20，他用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的官微发出了第一条与雅安地震有关的微博：“总会领导正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地震救助工作。社监委有关委员也正在赶往总会的途中。社监委将对此次捐赠的情况和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监督。”

　　对于社监委的作用，王永理解为，“首先要快速，网上出现任何批评的舆情，如果确定是假的就要辟谣，如果不能确认真假，第一时间抄送给中国红十字的相关部门，责成他们进一步调查，反馈。此外，对大家提出的好的、有价值的建议，我们要及时采纳、反馈。”

　　在对红会批评性声音一边倒的舆论中，社监委的微博为红会扛住一面大旗，在舆情之中尤为显眼。4月20日，红会一个“考察”的字眼遭来满屏“滚”字，王永借社监委官微感叹道：“在这个时候，还有这么多人说滚，这确实是一种悲哀。为什么红会的改革大家都没有看到，是沟通不力，还是积怨太深？事实上，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郭美美与红会有任何关联，而这样一件莫须有的事件却让红会的信誉降至冰点。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只有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才有可能重塑红会形象。”这是第一次，王永以社监委的名义公开提到郭美美事件，并认为这是一件“莫须有”的事情。

　　他在微博上公开举报红会的邮箱、电话和私信，3天内接到举报信息近40条。他也不断查看微博网友发给社监委的信息，进行关键词的搜索。据其不完全统计，相关举报信息和@的数量，他查看过的已超过1000条。他告诉南都记者，社监委要求红会每天公布善款募集情况，要求在救援过程中保留所有协议、单据、发票等证据，以便日后评估，将来善款使用情况也将向全社会及时公布。

　　王永觉得，如果这次雅安地震红会的工作能够做到位，一定程度上能挽回民众的信任。可还没等红会挽回声誉，舆论忽然转向，瞄准了社监委。

　　4月23日，红会召开芦山地震救灾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开始前，王永以社监委的官微透露重新调查郭美美。紧接着，红会秘书长王汝鹏用微博澄清，否认重查郭美美。而后王永接话，指出是社监委两位委员动议，需委员投票表决才能决定是否重查。

　　郭美美，成为红会与公众绕不过去的芥蒂，而社监委与红会的分歧又令人生疑：两者究竟有什么关系？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让红会的形象跌入谷底。王永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郭美美的事一天说不清楚，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网友恐怕都无法交待。”成为社监委委员之后，他三次动议重查郭美美。

　　就在此时，知名爆料人周筱赟却盯上了社监委。5月6日，他发布了质疑社监委独立性的一条微博，称赵白鸽说“红监会的运作经费全部由其委员自筹”是谎言，而真相是“社监委运作就是靠红会经费养着”。其依据在于，社监委章程的第24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

　　对此，王永站出来回应，社监委目前所有的工作经费都是由一位委员捐赠。同时他也表示，红会承担社监委的活动经费完全合理，并不影响社监委独立、客观地履行监督职能。

　　果真如此？

　　独立性之争

　　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改革提上日程。2011年底，它对外宣布，撤消商红会，着手建立专家委员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公共信息平台，开展对红十字品牌使用的规范制定和现状调研。

　　听闻红会将建立社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当即表示支持。她公开建议，社监委应独立于红会之外，经公开透明程序遴选，由各领域的专家志愿者组成。为保障独立性，还需有独立基金支持，不用红会一文钱。

　　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当年年底，社监委应运而生。

　　红会秘书长王汝鹏在微博中强调，“社监委只是红会监督(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要把它误解成是红会的唯一监督力量”。

　　与杨团设想的不同，中国红十字会没有采取“网络海选”方式，而是“先确定了社监委的定位、委员的标准，通过网络搜索、各方推荐”，确定委员人选。

　　当选的委员之前也没有公示，直至2012年12月7日第一次社监委全体会议召开，16名委员才正式与媒体见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央编译局副主任俞可平、零点集团袁岳、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人位列其中，其中也包括杨团。

　　社监委成立当天，其秘书长黄伟民介绍社监委将独立开展三方面的监督：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十字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委员会可以主动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红十字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成立会场上，邓国胜对社监委行使职权曾表示过担心：“社监委和监事会不同，没有法定的监督权利，只能是受红会委托去监督红会。这样看，监督的权限可能还需要社监委和红会协调。”同样，社监委如何考察，发现问题如何处置，如何向社会公布等，都需要可操作性的规则。“希望社监委不要成为摆设或橡皮图章。”

　　为了尽可能保持独立性，委员均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说，委员不会从红会领工资，也不会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保持独立性；成立秘书处后，也会独立办公、独立召开会议、独立发布社会监督报告；至于社监委的日常工作成本，“还要看最后通过的委员会章程”。

　　章程：妥协的结果？

　　去年12月29日，红会社监委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大会，由16位委员讨论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

　　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第二十五条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日常办公提供办公场所及设施。在杨团原本的设想中，社监委最好不拿红会分毫。但章程显然与其设想不符。

　　章程也规定，社会监督委员会设立新闻发言人，负责与公众及媒体的沟通工作。擅长品牌管理的王永被任命为首任社监委新闻发言人。自然而然地，他也成为官微管理员，直至5月6日。

　　连日来，王永等委员疲于应付各种质疑。但发现让他们难以招架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自己制定的社监委章程。这些章程中的相关规定，成了周筱赟等网友质疑社监委的一个强有力武器。

　　周筱赟指出疑问：“赵白鸽、王永为什么一直宣称红监会是独立第三方，运作经费自筹，从来不提章程中明确规定"红会应为其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应为其提供办公场所及设施"？”

　　王永则回复：“确实，按照章程，社监委的工作经费应该由红会提供。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有委员主动向社监委捐赠了工作经费，完全属于委员自筹。”

　　周筱赟则一口咬定，章程明确规定社监委由红会提供经费保障、办公场所，“就注定了红监会的非独立性质”。

　　此外，4月19日，正是社监委成员、新闻发言人王永所在的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将“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的荣誉颁给了中华红十字会的“掌门人”赵白鸽。王永是否利用双重身份攫取利益？对此，王永回应，作为社监委成员，自己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赵白鸽的工作思路和工作状态，也了解她为红会改革所付出的种种艰辛，所以向评委会做了推荐。他强调自己只是评委之一，并不能左右最终的评选结果。

　　根据社监委章程第十一条：被监督事项与本人利害产生利益冲突时，委员应主动回避。

　　南都基金会理事会徐永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委员应避免与红会合作”，“哪怕是纯粹的公益性合作，因为容易有利益牵连，会对其监督带来不公正判断。”如果评选赵白鸽为“十大品牌女性”时王永已是社监委委员，王永的机构又推动这样的评审，易引起社会对王永作为社监委委员的公正性产生疑问。身为社监委成员兼新闻发言人的王永，在推荐赵白鸽参选“品牌女性”称号时，是否与其他社监委成员沟通过？这些都是章程及社监委的内部制度需要细化完善的地方。

　　章程是否存在先天不足？当记者联系杨团时，她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在回复短信中透露：“第一次开会讨论时，(对于章程)大家都没经验，6月中期就会不一样。”按照社监委的章程，6月份第二个周五(6月9日)，将召开委员会议。

　　5月14日，记者联系王永，他表示“目前不能接受采访，而且要回应的质疑都已经在自己的博文里贴出来了”。此外，他也透露需要跟秘书长黄伟民请示。

　　对于“请示”一说，黄伟民称并无此规定，社监委委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过，当记者询问他对近期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的态度时，黄婉拒了，他说：“暂不接受采访，将由社监委的官微来统一回应各界的质疑。”

　　王永称自己主动要求移交官微，是因为管理微博占用太多时间，也要防止社监委微博是一个人的声音。自5月6日起，社监委微博的更新与他无关。黄伟民的答复则是，官微现在由秘书处专人在负责打理，王永也参与管理并给予指导。

　　采写：南都记者 刘素楠 王辉

　　作者：刘素楠 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