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神圣的经济学家

　　因为我很尊敬博诺，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债务减免会促进经济增长，对艾滋病的医疗救助会拯救非洲艾滋病人的生命；但是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却让我不能相信这一切

　　文 | 【美】罗伯特·J·巴罗

　　“帝国主义者”加里·贝克尔

　　1968年我第一次见到加里·贝克尔，那时我刚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了一个工作讨论会，贝克尔正好在那里工作。在我发言时，有个听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开始攻击我。但还没等我回答，贝克尔就拿过我的讲稿，与那个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反复辩论，最终贝克尔辩论成功。

　　当时我想：这简直太棒了，举行讨论会一点都不难---我不需要进行任何辩论，就会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挺身而出替我击败所有的攻击者。但可惜的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贝克尔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突出成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广泛的社会问题。早先他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包括存在种族歧视和其他持有歧视观念的雇主，如何在劳动市场上花费更多的成本。他早期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人力资本---包括人们为什么认为教育投资与物质资本的商业投资具有相似性。后来，贝克尔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了犯罪、惩罚制度、婚姻、离婚、出生率、吸毒和偏好的形成等诸多问题。

　　一些评论家认为贝克尔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而且贝克尔也从不掩饰他试图扩大经济理论应用范围的雄心。但是我认为，应当根据事情的结果来评价他是否存在“帝国主义”倾向。在我看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有助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有助于制定有用的公共政策。

　　1992年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令人振奋，但这一刻来得太迟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每年都会列出一个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在贝克尔获奖的前5年里，他一直位居这一名单的榜首。

　　有人猜测贝克尔迟迟不获奖的一个原因，是诺贝尔授奖委员会认为学者们一旦获奖就会止步不前。这种考虑对于贝克尔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当时贝克尔正处在研究成果的多产期。如此说来，过早地授予贝克尔诺贝尔奖会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猜测，这个解释可以安慰那些仍有希望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贝克尔获诺贝尔奖时才62岁，这个年龄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点年轻。自1969年第一次颁布这个奖项以来，其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是67岁。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实际上远远高于其他领域获奖者的平均年龄---化学和医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59岁，物理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56岁。当然与其他奖项相比，经济学奖颁发的时间还比较短。但是，多年来经济学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一直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确实是一件让人出乎意料的事。好在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

　　贝克尔曾跟我提起过，当记者问起他的爱好时，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记者们认为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犯罪、婚姻、出生率等问题不能被视作一种爱好，因此，贝克尔最后只好回答说打网球是他的爱好。

　　贝克尔打网球的行为可以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范例。

　　刚开始他一点儿打网球的天分都没有，后来经过多年的刻苦培训和练习，他打网球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了一定的实力。然而，缺乏天分有点像心理武器，可以用它来对付对手---那些对手们不想输给根本没有体育天分的人，于是他们往往有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且贝克尔经常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停下来说：“这一分很关键。只要你能赢得这一分，你就有可能赢得这场比赛。”这些话无疑加重了对手的心理压力。

　　几年前，我去阿根廷的一个城市图库曼作经济增长的系列讲座。可以说，图库曼当时还处于正统经济学的边缘地带，在那里我遇到了科迪米教授。1960年前后他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我发现他是斯蒂格勒的忠实崇拜者。他详细地讲述了斯蒂格勒的成就，然后告诉我他如何在讲授经济思想史时运用斯蒂格勒的学说。

　　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了加里·贝克尔。我认为贝克尔也是一位相当杰出的经济学家。科迪米不无悲哀地摇摇头，我感到他并不赞同我的观点，而且由于我对贝克尔的好评，他开始不尊重我了。接着， 科迪米认为贝克尔的问题出在他没有独创性。

　　这个观点确实令我吃惊---许多人反对贝克尔是因为他的观点难以让人接受，而不是因为他缺乏独创性。最后科迪米说出一件令人吃惊的事：贝克尔的所有思想全部来自于菲利普·威克斯蒂德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常识》一书。

　　经他这么一说，我急切地想回家找出那本《政治经济学常识》看看。虽然我有这本书，但从来没仔细读过。后来读到这本书时，我迅速找到了科迪米谈到的地方。威克斯蒂德确实敦促过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而不仅局限于平常研究的商业领域。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将这一思想深入研究下去。这样说来，贝克尔仍是具有独创性的。

　　无论如何我还是记住了这件事，盘算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用它对付一下贝克尔。

　　当我和妻子与贝克尔和他的兄弟们进行网球比赛时，机会来了。一开始贝克尔就宣称他们队是不可战胜的，这简直太令人气愤了。他甚至说打败我和妻子的那队队员曾是他和他兄弟的手下败将，因此推算起来，他们必胜无疑。

　　我盘算着自己需要保持一点心理优势，于是我安排我的小儿子乔希（当时8岁）在比赛之前先去球场，那时他正在读《政治经济学常识》。我琢磨着贝克尔会问乔希正在读什么书，便嘱咐乔希在他说出作者名和书名之后，就说“我觉得你的所有思想都来自这本书”。这一时刻将是开始网球比赛的最佳时机。

　　贝克尔来到网球场，走到乔希身边问道：“乔希，你好，最近读什么书了？”乔希自然是回答：“菲利普·威克斯蒂德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常识》。”但是，不等他继续说下去，贝克尔马上说：“哦，是的，我照搬了他的著作。”不用说，贝克尔的坦白让乔希万分高兴，本来他还以为要花大力气才能让贝克尔说出这番话。

　　接着我们开始了乏味的网球比赛，结果如何我已经不记得了。

　　业余经济学家：摇滚歌星博诺

　　我的同事杰夫·萨克斯喜欢参与有趣的事情，但是1999年夏天当他的秘书打电话邀请我与他和摇滚组合U2的主唱博诺共进午餐时，我还是很吃惊。博诺希望和我讨论“Jubilee 2000”的活动，这场全球性的活动旨在取消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国际债务。

　　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拒绝与他们共进午餐，但是后来我决定与我的女儿莉萨讨论一下这件事，她对摇滚歌星们颇有研究。她说：“爸爸，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我最终还是要感谢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父亲给我带来的额外收益。当然，你必须去。”由于我从不放过可以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于是我接受了邀请。

　　在共进午餐时，我跟他们说，我不可能成为“Jubilee 2000”的支持者，但是有些左翼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支持这个活动。博诺说这正是他想和我交谈的理由，他想看一下能否劝说思想坚定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承认这场活动的正确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博诺对20世纪80年代的生存救助计划等其他全球福利计划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只想推行债务减免，以此作为促进债务减免国实施正确经济政策的途径。他甚至说，债务减免是有条件的，条件是债务减免国承诺将减免的债务用于可监督的生产性投资。

　　听到摇滚歌星说出这样的观点令我十分震惊。然而，我还是理由充分地反驳道，债务减免国的承诺是无法兑现的，并且在促进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债务减免根本排不到前十位。运行良好的法制制度、市场的培育、对教育和健康的有效投资、宏观经济的稳定等措施更有利于促进穷国经济增长。

　　我提到了一句歌词：“不付出代价就获得财富”（来自“恐怖海峡”乐队的一首歌曲），并说一个国家不付出任何代价而获得资源的种种方式都可以用这句话进行概括。这些方式包括债务减免、拖欠债务、外国援助，甚至是接受诸如石油之类的自然资源的捐助等。所有接受免费资源的例子都表明这种方式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

　　博诺同意国家按期还债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商业合同引发的债务。但是，他和萨克斯一致认为，非洲和其他穷国的大部分债务来自于世界银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债权国，正是由于这些组织和国家在这些穷国推行了那些考虑不周的方案，才造成它们负债累累。其中许多贷款是为了收买当权者，而当权者又将这部分资金转化为个人所有。

　　他们指出，债务国根本无法偿还这些债务，而且过重的债务利息阻止了债务国在国际上获得新的有效投资。博诺说，“Jubilee 2000”的根本思想是只进行一次这样的债务减免，因此不会助长这些国家借了新债也不还的风气（对此我有点担心，因为圣经上说每隔50年就有一次大赦年）。

　　萨克斯本能地比我更同情“Jubilee 2000”，因为他从来不认为拖欠债务对一个国家的名声有多大损害。虽然他们未能说服我支持这项活动，但是萨克斯的一番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不应该从借款人的角度评价债务减免，认为他们获得了免费的资源，而是应该从贷款人的角度评价债务减免。应当要求贷款人列出在发放给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中哪些真正具有市场价值，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应当这样做。这种要求或许能促使国际组织未来根据经济状况发放贷款，并将款项贷给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

　　午餐结束时，我仍然认为促进穷国经济增长的前十项政策中不包括债务减免，但是我听到的这些观点比我预料的要好。因此，当时我很高兴为“Jubilee 2000”拘谨地欢呼了两声。

　　回想起来，两声欢呼也太多了。

　　尽管博诺的政策建议存在上述一些疑虑，但是1999年夏天我们共进午餐后的那段时期无疑是博诺在许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功的阶段。他发起的活动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教皇（据说他还试戴过博诺那副人人皆知的太阳镜）。博诺成功地说服了众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观点，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就是其中一位。

　　更令人惊讶的是，博诺不但说服了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成功地说服了一些保守主义者，其中包括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2001年6月他在华盛顿设宴招待了博诺。游说活动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0年11月就签署了减免43 500万美元债务的协定。而且，尽管博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四处游说政治家们上了，U2组合在经历了90年代的创作枯竭期以后，又于2000年推出了十分畅销的专辑《所有你无法抛弃的东西》。

　　2001年6月，博诺的“崇高之旅”途经波士顿，他顺便参加了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并发表了“毕业纪念日”演说（在这次典礼上他被授予2001级荣誉学员称号）。此外，博诺、萨克斯和萨默斯都在庆祝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发展中心第一届毕业班的餐会上发表了演说，国际发展中心还授予博诺荣誉硕士学位。

　　在 “毕业纪念日”的演说中，博诺引用克林顿在2000年11月庆祝签署债务减免协定演说中的一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萨默斯部长走上前来对我说，刚刚一个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小伙子来见我，他只有名字却没有姓，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小伙子相当聪明。你们知道他吗？⋯⋯因此博诺提高了包括拉里·萨默斯和杰西·赫尔姆斯在内的每一位美国政治家的文化意识，这也为美国的现代音乐欣赏带来了一大好处。”博诺用这段话评价萨默斯，认为他受到了文化艺术上的挑战。

　　在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餐会上，博诺要求再次与我会谈，这令我很吃惊，但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知道借这次波士顿之旅的机会他将拜见各界名人。听完精彩的演唱会，我发现连我也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充分欣赏这样的演唱会了。之后我们在他的旅馆套间中相聚。即使刚刚进行了3个小时的紧张演出，博诺还是马上开始与我讨论他的新使命---阻止非洲的艾滋病蔓延。U2组合的领衔吉他手“刀刃”与博诺一样说话中肯、善于思考，他也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讨论。

　　博诺说，他想把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医疗救助和扩大国际贸易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此外，与上次我们谈论债务减免问题一样，他希望反对他这一想法的保守主义者能够理解并支持他的想法（我的女儿莉萨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谈，她已经26岁了，但仍是U2组合的忠实歌迷。她后来说她简直不能相信杰出的歌星博诺会像她的父亲一样。在她看来，我适合进行冷静的思考，而博诺却不适合）。

　　在波士顿的讨论和后来的电子邮件中，我都承认非洲的艾滋病蔓延危害严重，但是我对博诺制定的计划是否有效仍存有疑问。

　　诚然，迫于国际压力，大制药公司愿意以低成本生产并出售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制药公司的生产意愿可能来自于各国的政策，诸如巴西等国家取消了治疗艾滋病等疾病的药物专利权，但这种政策实际上促使制药公司相互盗用知识产权。姑且不评价这种政策是否道德，强行取消制药业的盈利能力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只有追求利润的公司才会去研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或疫苗。只有保证药品发明者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才能保证有更多更好的药品不断推陈出新。

　　此外，我还提到了提供治疗麻疹和疟疾的医疗救助---事实上只需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或许会更有效。比起拯救艾滋病人的生命，拯救麻疹和疟疾病人的生命所需的费用要低得多。然而，为了肯定他们的想法具有积极的一面，我指出这种扩大国际贸易的想法是好的，将这种正统的经济观念与扩大医疗救助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政治敏锐性。

　　因为我很尊敬博诺，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债务减免会促进经济增长，对艾滋病的医疗救助会拯救非洲艾滋病人的生命；但是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却让我不能相信这一切。

　　我在想，如果博诺运用他的游说才能去推行真正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经典自由主义思想，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我希望一个国家能够拥有产权、法制、自由市场和小政府。如果这个国家还能对教育和健康进行投资，我会更加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