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拆”与“怕拆”之间

　　—一个美国作家眼里的北京胡同

　　“胡同当然应该被保留，特别是在眼下，剩下的已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但是我也觉得，不管它是多么独特的存在，也没有人必须在其中艰难地生活。我们还是应该区分那里的居民生活和历史建筑本身的价值”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上海报道

　　北京前门大栅栏，美国人迈克尔·麦尔2005年搬进这里的一条胡同，一住就是两年。

　　在没有淋浴、卫生间、空调和网络的四合院，吃隔壁大娘包的饺子，喝燕京啤酒，读《北京晚报》，和光着膀子的男人、随地吐痰的女人们聊天，在炭儿胡同小学教孩子们英语，看到“无形巨手”在四合院的围墙外侧画下的一个个“拆”字……自称“胡同串子”的迈克尔体味了老北京的市井生活。

　　作为美国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他将自己在北京胡同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转型中的北京的思考写进自己的第一本书中。近日，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在国内出版。

　　迈克尔·麦尔曾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知名媒体撰文，并曾获得包括古根海姆奖、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怀廷奖等在内的多个写作奖项。

　　《江城》和《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当年曾和迈克尔·麦尔一起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在他眼中，“两年来，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书；在当今的英语写作圈，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世界。”

　　在迈克尔眼里，“变化”是北京唯一不变的主题。他曾在北京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书：再现古都。某天晚上，不知是谁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对于路人而言，这两个口号都可以是正确的，北京又处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与重生的循环之中。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迈克尔在书中写道。

　　理解的同时，这样的变化让他难掩惆怅，“老房子消失了，胡同也不见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随之悄然逝去。”

　　为此，他采访了许多学者、胡同保护者、开发商，搜寻北京旧区改造的历史，并考察了河内、丽江、老挝、巴黎等地的旧城改造，试图为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找到可行的办法。

　　近日，身在大洋彼岸的迈克尔·麦尔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住进胡同

　　1997年，在中国四川小城内江教了两年英语后，迈克尔第一次来到北京。

　　“我喜欢当时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和步伐。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闲逛，也可以在冰天雪地的时候随处溜冰，晚上还可以坐在露天品尝独特的北京小吃。”迈克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但他很快发现，这座城市的美化和翻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条条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在逐渐地消失。”

　　“我想写一写这个城市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遗产。”迈克尔为此采访了倡议保护天津老街的冯骥才和台湾眷村的保护者—台湾大学建筑系教授夏铸九。这两次采访让他开始思考，北京的胡同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建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蕴藏。它究竟该拆还是该保留？

　　对类似的问题，法国著名建筑师柯布西耶在其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义》中对高调提倡保护巴黎老建筑的人作了批评和讽刺，如“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

　　这本书深深影响了迈克尔。迈克尔意识到自己尽管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忧心，但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

　　“对于胡同的拆或留，我应该要走进胡同，真正在其中生活，了解那里，才能够作出判断。”迈克尔对本刊记者说。

　　2003年春天，迈克尔偶然听到了胡同拆迁户杨先生的故事，并跟随他进入那片被拆得支离破碎的老胡同。“杨先生房间的窗户碎得七零八落。他小心地擦了擦碎木头，那本是他家的窗台。”迈克尔在书中这样描述他看到的那一幕。 他感到，对北京胡同，“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几经周折后，迈克尔终于在北京市中心大栅栏的胡同里租下了一栋四合院的两间房。“每月房租600元左右，这与北京一套带有暖气和完整管道的公寓房租金相比，毫不起眼。”

　　8个世纪前就已存在的大栅栏地处古老北京中心地段，是南中轴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至今仍保存着明末清初“三纵九横”的胡同肌理，拥有100多条历史久远的老胡同、20余家百年老字号和多所钱庄、名人居所及衙门会馆，是北京城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区之一，今天，也是这个城市最为脆弱的老社区。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约57000居民，可以说是北京，乃至整个世界人口和房屋最为密集的城市区域之一。

　　2005年8月8日，迈克尔搬进了“八大胡同”之一的杨梅竹斜街。

　　归属感

　　迈克尔搬到大栅栏的那天，同住四合院的邻居老太太，一字一句地对他宣布了四合院唯一的规矩：“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

　　然而不久后迈克尔发现，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他那两个小房间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让大家看在眼里。某天清晨，那位邻居老太太甚至门也没敲，就走进他的房间，给他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香葱猪肉饺子……

　　对迈克尔来说，除了缺乏足够的个人空间，胡同里的生活也有其他不便：狭窄的空间挤满了住户，没有空调、暖气和网络，厕所和浴室都是公共的，得走上几分钟。寒冷的冬日，从澡堂步行回家的路上，迈克尔的头发和毛巾常常冻得硬梆梆的。

　　方便之处却也显而易见：“胡同就像自给自足的一个小村庄，你的日常必需品基本上在离家100米的范围内都能买到。”迈克尔说。而邻居老太太告诉迈克尔，住胡同四合院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时时刻刻踩着坚实的土地，“接地气”。

　　胡同让迈克尔想起了故乡—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在那里，“每个人都互相熟悉、彼此照顾。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胡同之外的人们会将这里称为北京的“贫民窟”，迈克尔不以为然：“如果我没有在这里住过，如果我不知道人们在这里是如何生活的，我可能也会认为这里就是个‘贫民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贫民窟’是疾病与‘问题行为’的滋生地。但是胡同却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地方。这里的街道很整洁，人们也彼此互相关照。在这里，我的自行车不会被偷走，我也从没有看到过一次酗酒打架事件，这和北京别的地方都不一样。这里不是‘贫民窟’—这里是蓝领居民区，或者叫工薪阶层聚居区。”

　　当时大栅栏所属的宣武区是北京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中地。大栅栏的胡同中也住着很多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打拼的外地人。

　　“我来到这后发现，胡同就像一个大熔炉。它让外地人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并且在市中心有一处能够负担得起的居所，他们在这里各自为生活打拼，最终融入本地居民之中。他们的方言变成了京腔儿，他们很自豪地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北京的学校读书，也同样乐于为北京纳税。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都愿意移居大城市一样，他们来到北京是为了让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好。”迈克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和许多外地人一样，迈克尔最终在胡同里找到了归属感。住进胡同一个月后，他毛遂自荐，成为炭儿胡同小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外教。从此，胡同里的居民按照迈克尔中文名“梅英东”的姓，称呼他“梅老师”或“小梅”，而不再是“老外”。

　　“我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那里的一员。比起远远地在胡同外观察记录，我觉得成为胡同居民的一分子，为那里作出贡献感觉更好。”迈克尔说。

　　无形巨手

　　穿行于大栅栏的大小胡同间，常常会有沉闷的大锤敲击声从不远处传来，让迈克尔心中一震—又有哪座老旧的四合院被拆了。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迈克尔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房子上，出现了“拆”字符号，同时出现的还会有一张告示，宣布将在几天内开始一个社区的“再开发”。

　　“在胡同里，对于生活，你很难作出长期规划，因为不知道哪一天，那只‘无形巨手’就会伸向你，然后你就不得不搬家。”迈克尔对本刊记者说。

　　2005年，一个权威的政府智囊机构发布了一份《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报告》，其中提到，“为了‘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的全面实施，我们不能忽视‘城区角落’，必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报告中的“城区角落”，特指那些住房密度高、道路狭窄，绿化少，并且“环境混乱”的地区。其中列出的343个城区角落中，大栅栏等胡同集中地区赫然在列。

　　造成胡同“环境混乱”这一困境的原因，在迈克尔看来，主要是胡同里所谓的房东没有房屋的所有权，仅有使用权，因此不愿自掏腰包为院子的修缮和维护埋单。

　　迈克尔发现，被拆迁胡同的居民抱怨最多的，是开发过程往往缺乏透明性，拆迁和改造计划没有公之于众。

　　“‘无形巨手’从不会耐心坐下来，接受采访或与大家讨论磋商。北京没有奥斯曼男爵（19世纪法国城市规划师，因主持了1853年至1870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记者注），没有任何一个或一群有名字有面孔有声音的真实的人，大胆站出来说，‘我们要对这个城市做这做那，原因是……而你们将感激我们这样做，原因是……即使现在不感谢，以后也会。’”

　　“是谁在拆这些街道？是谁从中获利？我发觉，很多北京人越发感觉在自己的城市里反而像个客人。普通民众感觉他们在‘拆或建’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去询问这样不可再生的空间为何要被拆除，而去建设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特色的商业设施。”迈克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盼拆，怕拆

　　在大栅栏即将被拆除的传言四起之时总是郑重其事地宣称自己永远不会离开的邻居老太太，来向迈克尔告别。她卖了自己的房子，要和家人搬去公寓楼居住。

　　“我的房间卖了个好价钱。肯定比这片儿拆迁的时候给他们的赔偿金高。”她告诉迈克尔。

　　虽然老太太一再强调，离开这个住了45年的家自己一点也不伤心，但还是忍不住感叹，住这样的房子，大家总能互相说说话，相互帮助。住楼房的话，大家互相不打招呼，也不认识。

　　真正融入胡同生活后，迈克尔逐渐理解了这里的居民们对胡同矛盾而复杂的感情—尽管大多数居民都热切期盼能搬出拥挤不堪的大杂院，搬进现代公寓，但还是有数量可观的人们不愿去往往在城郊的新居。在胡同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句话，“盼拆，怕拆”。

　　“老房子拥有的不仅是砖瓦，它们也承载了人们的记忆，一座城市的记忆，一座城市的精气神儿。眼睁睁看着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被夷为平地，很多北京人都感到很伤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儿，因为那些留下他们儿时或全家记忆的地方都消失不见了，就像他们自己的记忆也消失了一样。”迈克尔说。

　　对于那些在胡同中谋生的外地人来说，现实可能更加残酷：胡同拆了，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再以低廉的租金在北京市中心的黄金地段租下一个做小生意的门面，也许自此无法在北京立足。

　　“每当我来到胡同之外，就会深深想念这种人情味。”迈克尔说。在他看来，最让胡同居民们不舍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在此形成的精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街坊邻居彼此相识，基本不会有人不由分说指着陌生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不会有汽车响着刺耳的喇叭，让你停下让道，再绝尘而去。邻里街坊之间，没有剑拔弩张的‘交战’，而是倡导彼此原谅和宽容。

　　“胡同当然应该被保留，特别是在眼下，剩下的已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但是我也觉得，不管它是多么独特的存在，也没有人必须在其中艰难地生活。我们还是应该区分那里的居民生活和历史建筑本身的价值。”迈克尔对本刊记者说，“最理想的状况是，让想留在那里的居民留下，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给他们安全感。”

　　对于大栅栏地区胡同的保护，迈克尔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可能是要将使用权彻底转为产权。同时在有效监督下促成四合院建筑的复原……大栅栏地区原有10000居民，现在已经增加到60000，所以必须通过补偿的方式鼓励一部分人搬迁，以达到瘦身的目的。”

　　不过，他也承认，“这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得多”。

　　他们为何来到中国

　　志愿者们没有工资，要和当地人一样地生活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吃同样的食物，说同样的语言

　　文 | 杨天

　　1995年，23岁的美国青年迈克尔·麦尔，作为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中国四川内江做英语老师。

　　“在美国人心目中，和平队就是自1960年代肯尼迪政府执政期间开始的一个对外援助项目。它的目标是让外国人了解美国，也让美国人了解外国。”迈克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很庆幸能有这样的机会，让我离开家乡，去外面看看那些我自己可能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

　　和平队规定：申请者必须年满18岁，且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志愿者一般要服务两年。

　　肯尼迪的提问

　　1960年10月14日，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讲。

　　“你们当中有多少个准备当医生的人愿意到加纳行医？未来的技师或工程师们，你们有多少人愿意在外交领域工作、奔波于世界各地？”肯尼迪问台下的同学们。

　　几个月后，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他抛出了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1961年3月1日，就任总统数月之后，肯尼迪签署了第10924号行政命令，下令成立与管理和平队，通过政府来招募和管理美国境内愿意为第三世界服务的志愿者。这项命令于同年得到美国国会以通过《和平队法案》的方式授权。

　　按照《和平队法案》的规定，和平队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友谊，为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能力，且愿意在艰苦环境下在国外服务的美国男性和女性公民，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获得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

　　5个月后，第一批和平队队员开赴加纳。

　　临行前，肯尼迪接见了他们，说：“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

　　肯尼迪告诫志愿者们，他们的生活不会轻松。志愿者们没有工资，要和当地人一样地生活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吃同样的食物，说同样的语言。

　　和平队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更多政府邀请和平队去他们的国家工作，这个项目很快就从最初的两个国家（加纳和坦桑尼亚）扩展到了数十个发展中国家。

　　服务国家达139个

　　自和平队成立以来，志愿人员不断被派驻到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往往深入派驻的市镇和村庄，与农民、教师以及医疗人员一起工作，教授英文或商业课程，乃至帮助养殖鱼类、家禽和牲畜。

　　上世纪70年代是和平队极其活跃的时期，派驻任务更有针对性，志愿者工作经验也更加丰富。到1974年，和平队已应邀在69个国家工作。1979年，和平队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内部不再从属于国务院，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

　　1991年苏联解体后，和平队的志愿者首次被派往东欧的一些国家，“协助市场经济转型”。

　　“9·11”恐怖袭击之后，出于安全考虑，和平队关闭了一些中亚国家的项目，转而投向了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区。

　　根据和平队官网上的资料显示：迄今，已有超过21万名美国人担任过和平队的志愿者，服务国家达139个。至今，仍有8000多名和平队志愿者在77个国家服务。工作领域包括教育、医疗、艾滋病防治、商业、环境、农业和青少年发展等。

　　对和平队的工作成效，美国政府和国会不定期地委托美国大学或民间评估机构，到第三世界国家对和平队的工作进行评估。

　　对于和平队的怀疑和抨击从来没有停止过。从1961年的尼日利亚开始，不断有国家指和平队是“间谍”、“新殖民主义者”，等等。

　　超过700位美国志愿者在中国服务

　　在中国，和平队有另一个名称—“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

　　1988年，中美双方就美国派遣和平队志愿者来华任教达成原则协议。1998年6月29日，教育部与美方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实施美国志愿者项目的协议》。

　　项目由外交部负责协调，教育部归口管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具体实施。根据协议，志愿教师主要在四川、重庆、贵州和甘肃等西部四省市从事高等师范专科院校基础英语和环保课程的教学，任期两年。

　　开始在中国服务之前，每个队员都要接受岗前培训，内容包括了解中国教育系统，教学法培训、汉语培训、跨文化培训和医疗培训。在最初几个月的岗前培训期，培训队员居住在中国家庭里。岗前培训还包括为期三周的针对中国学生的教学实习。

　　1993年，和平队首批志愿者到达中国，以教英文为主。迄今，已有超过700位美国志愿者在中国服务，志愿者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