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趣闻：对手放一宿鞭炮难挡清“人参状元”

　　古代的科举考试，可以说是当时的“高考”，甚至比现在的高考还重要。在清朝，关于科举考试的趣闻有不少，想想现在，看看古人，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爆竹声中争状元

　　翁同龢，光绪皇帝的老师，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也就是常说的状元，当时才26岁，可谓少年得志，然而，翁老师当年逐鹿科举考场，却也有些狗血的故事。

　　当翁老师还是翁同学的时候，最大的对手是孙毓汶。孙同学来头不小，算是科场江湖的世家，他爷爷是大学士孙玉庭，他爸爸是尚书孙瑞珍，他哥哥孙毓桂是道光二十四年状元，讲这些只是想证明两点：第一，孙家人读书很厉害，孙同学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自然也厉害；第二，混得好的人从来不会知足，总是有锦上添花的冲动，既然哥哥是状元，何不来个兄弟状元？

　　看看翁家这边的人口素质，也非等闲，翁爸爸翁心存也是大学士。

　　两位同学学习成绩差不多，很难分伯仲，偏偏赶在同一年考进士，同一年殿试，可状元只有一个，从不会有双黄蛋，也不会有什么荣誉状元或者最受欢迎进士奖之类的安慰奖项。谁考第二都没面子。刘禺生所撰《世载堂杂忆》说，“是科状元，无第三人敢争，非两人莫属也。”

　　如果实在要找出二人的差距，那就是距离考场的远近有差距。清廷规定，考生在殿试的前一夜，必须住在离考场不远的地方，例如可寄宿在朝门附近。这样规定可能是为了防止考生迟到。孙家住在离皇城不远的地方，翁家住得稍远。在这个时候，不正当竞争手段便浮出了水面。

　　就在考试前一晚，孙家忽然邀请翁同学来吃夜饭，两家都是世交，翁拗不过这个面子，于是赴宴。这赴的虽然不是鸿门宴，但至少是不怀好意的宴。吃吃喝喝，聊天谈地，不觉就是深夜。孙家的人忽然很关心地说：“小翁，明儿个大早就要殿试，你赶紧回吧。”翁同学吃喝得累了，聊得也累了，然后还得三更半夜赶回家，也累。

　　更累的在后头，翁同学回到家，倒头要睡，却不知道宿舍外面的人家有什么喜事，放了整夜的鞭炮，那时候还没有烟火管制，由他放去，彻夜不断。翁同龢一宿没睡。

　　而他的竞争对手：孙毓汶，早在翁同学在他家吃喝聊天的时候，就熄灯就寝了，精神养得足足的。

　　第二天天未明，入考场，孙同学精神抖擞。翁同学拿起笔来毫无精神，不由得心中长叹：“状元必属孙同学无疑了。”

　　翁同学正仰天长叹间，忽然想起袋子里还有一样法宝：两棵人参。人参不是作弊武器，考官未没收。翁同学将那人参当成齐天大圣的救命毫毛，拿起来往嘴巴里一塞，顿时，奇迹出现，《世载堂杂忆》记录：“神志奋发，振笔直书，手不停挥，一气到底。”

　　此刻，全大清王朝的人们，哪怕是全地球的人们，都不能阻止翁同龢同学成为状元了。一气呵成之后，翁同学拿起试卷得意地笑一笑：“对不起，不管你们孙家用什么手段，状元是我的啦。”

　　那一年，清王朝的状元是翁同学，孙同学屈居第二。从此，人们都称他“人参状元”。按照周星驰版唐伯虎的说法，这人参实在是考取状元，临场发挥，提神补脑，化险为夷，对付敌人暗算的考试必备良品。

　　曾国藩考前被室友欺负

　　据笔记《清代之竹头木屑》记载，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时赶赴乡试，住在长沙岳麓书院，跟某位考生同屋。这位室友的书桌隔窗户有一段距离，可以放下一张书桌，曾同学为了取光，于是将书桌挪到窗户边，室友咆哮起来：“我就靠着这扇窗户的光读书，如今被你遮住了，我还能读书吗？”曾国藩很为难地说：“那你说，我书桌放哪里好？”室友指着光线比较暗的床侧说：“可置此。”曾同学也不计较，将桌子放在室友指定的地方。

　　曾同学可能为了从学习状态进入应试状态，半夜还在用功。

　　偏偏还是很大声地用功，曾国藩家书里曾经说过，读书要读出声来，要“吟咏”再三。看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实践这个理论了。这妨碍到室友睡觉了，室友狠狠地教训曾同学：“拜托啦，平时不用功，如今在睡觉的时候来聒噪，还叫人睡觉吗。”曾国藩也不回嘴，于是压低分贝，低低地念书。

　　若干天后，乡试放榜，低调老实的曾国藩上榜了，那位很张扬很嚣张的室友名落孙山。不想这位同学真是朵奇葩，居然也能为自己的落榜铩羽找到风水的理由，他用拳头敲打着床咆哮：“此屋风水，当为我得，今乃为汝夺去。”我老早看中这屋子的风水，偏偏被这个姓曾的占了便宜。

　　同考的同学们实在看不下去，于是质问这位“奇葩”同学：“曾同学怎么坐都是你摆布的，怎么能说人家占了你的风水呢？”这位室友更怒了，强词夺理说：“风水就是这样被他抢走的。”

　　从翁同学和曾同学的例子来看，任何的暗算和嚣张，对于有真料的人而言，只是一种逆向帮助而已。

　　对联讽刺科考作弊

　　清代，凡是未考中秀才的人，不管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

　　雍正年间，有一位老童生颇有才华，但由于没有后台，加上性情耿直，不肯送礼给考官，因而连考十二次都落第。他仍不灰心，继续应考。考官看见他的名字很不高兴，随手将他的考卷丢在一边，还吟了半联来讽刺：上钩为老，下钩为考，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

　　语气尖酸刻薄，老童生知道后感慨盈怀。他想，自己之所以“考到老”，就是因为考官徇私舞弊，于是一气之下大声吟出半联来回敬考官：

　　二人成天，一人成大，天大人情，人情大于天。

　　将考官的贪赃枉法，凭人情来录取秀才的恶行展现出来了。考官听罢，气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尽管考官和老童生的立场截然不同，所写的内容也不一样，但都是用拆字的方法来写：“老”和“考”区别于最后的那一钩是向上或是向下；“天”是“二”和“人”组成，“大”是“一”和“人”组成。此联的构思很巧妙。

　　清代末年，太史徐花农被派到广州府当考官。有个姓方的大财主为了让儿子考上，在考试前千方百计打通关系，携着厚礼带儿子去拜见徐太史。徐太史要方公子即席写字来看看，方公子就提笔写了“一品当朝”。这是极大的恭维，徐太史自然十分高兴，加上已接受贿赂，所以就录取了他。

　　方公子的容貌漂亮但胸无点墨，所以发榜后众论哗然。那些受了十年寒窗之苦却榜上无名的考生更是愤愤不平，因此有人在试榜的旁边贴了一副对联来抒发感叹：

　　不嫌文丑，惟爱颜良。

　　文丑和颜良，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作者借这两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来进行讽刺：“文丑”就是文章丑陋，“颜良”就是容颜美丽，尖锐地揭发了考官作弊的事实。

　　清代规定，每年对秀才考查一次，称为“岁试”，根据成绩分为六等。

　　某秀才水平很低，连某些常用字也糊混不清，此人之所以能当上秀才，是由于他的父亲是当朝的京官。次年岁试，考官换了人，而这个秀才却毫无长进，在考卷中竟将“豺狼”写成“才郎”，“权也”写成“犬也”。结果，不知其背景的考官将他评为六等，还将他狠狠地训斥一顿。消息传出，成了人们的笑谈，秀才的妻子羞愧得无地自容，上吊自杀了。后来考官知道这个秀才的父亲是一名京官，于是匆忙将其成绩改为一等。为此，有人在秀才的家门口贴上了这副对联：

　　权门生犬子，烈女嫁豺狼。

　　横批是：“六一居士”。

　　这副对联，将秀才的权贵出身，妻子的“英烈”行为和他所写的错别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讽刺得入木三分。“六一居士”意即从六等跃升为一等，也很幽默。

　　要说明的是，“六一居士”原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号，含意是家有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自己是一个老翁，伴着这五物终老。如今作者拿这一雅号来讽刺这个愚蠢的家伙，虽然含意相同，但若欧阳修泉下有灵，也会生气的。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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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高考”

　　也“封卷”

　　也有“少年班”

　　现在高考规定有严格的封卷制度，以防止考试阅卷出现人为弊端。实际上，这种封卷制度在古代“高考”就早已有之。

　　史籍记载，我国古代科举封卷制度起始于宋朝。据《宋史·选举》说，宋太宗淳化年间，为“革考官窝私之弊”，采用监丞陈靖的建议，推行“糊名考校”法，科考时在试卷上糊住考生姓名、籍贯，决定录取卷后再开拆弥封。追溯起来，宋代的“糊名考校”法显然当算是高考封卷制度的“始祖”了。

　　不过，在古时封建官场腐败的情况下，即便实行考卷弥封制度，还是有不法考官凭借辨认考生字迹作弊。于是，在宋大中祥符八年，真宗赵恒下令设誊录院，由书吏誊抄科考试卷，考官藉誊抄副本评卷。此种作法，把考试封卷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每年的高考，几乎都会传出有低龄高分考生被重点院校破格录取的消息。前几年还有学校开设了“少年班”，专门网集“神童”加以重点培养。

　　然而，对“神童”实行特意培养并不是今人的创举，大量史料说明，中国自古就不乏“神童”，而古代各朝对这些“神童”也是格外重视，一旦发现，就要着意加以培养，并引为皇朝幸事。

　　史学有记，早在汉时朝廷就选拔了一些年龄俱在12岁以下的“奇童”在太学读书。唐代科举则专门设立了“少年班”童子科，只要是年龄在10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能诵文十通者，就可以入“科”，给予身份。当然，由于年少不经事，他们虽有功名，却不能去治民。

　　而在宋朝，童子科还“录取”过女孩。宋淳熙元年，有个叫林幻玉的女孩，在中书省应试，主考官挑试诗书43件，全部通过，为此，孝宗皇帝特地封她为“孺人”。

　　元代也曾规定，凡童子科中试者，一律“录取”到朝廷的最高学府国子学里加以重点培养。 据《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