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8日电 美国《星岛日报》17日刊载《斯诺登泄密暴露美国社会软肋》一文，文章指出，对经历了9·11和波士顿恐怖袭击的美国民众来说， “恐惧感”比美国政府对自己隐私的侵犯更能成为自己判断政府行为正确与否的依据。美国社会的“恐惧感”日益变为美国人的软肋，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监听也就成了合理的行为了。
文章摘编如下：
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揭露美国监控全球电子通讯，全球哗然。“棱镜门”的最大意义是揭示了美国拥有霸道的国际话语权。棱镜计划惊人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说明美国正紧握全球电子通讯网络的咽喉。另方面，也充份彰显美国指鹿为马的超强能耐。明明是自己以间谍手段偷窥监视全球，却以受害人姿态公开控诉中国黑客入侵。更不可思议是败露后，一句“只为反恐”，便立马重返道德高地，还施回马枪将斯诺登描绘为中国间谍。如此一来一回，正义的依旧是美国超人，并且有不少国内外的支持者乐意为美国的歪理背书。
香港有游行抗议美国入侵香港计算机，可是，不论从民调或媒体上观察，“棱镜门”在美国本土并没有引起八级地震，震撼程度远未及得上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国内主流媒体关注斯诺登的私生活更甚于他所揭发的秘闻。除少数民权团体发声外，何解未见有民众大规模抗议或谴责政府呢？
据路透社最新民调，31%被访者认为斯诺登是英雄，指他是叛徒的占23%，其余46%没有意见没感觉或没法作出判断。波士顿爆炸案伤亡有限，但震撼仅次于9·11。而波士顿案与棱镜门相比，又为何一热一冷呢？所差者是当中的“恐怖”元素。波士顿案是恐袭，棱镜门则是反恐，这根本差异决定了民众的反应。
只要回顾美国二战后如何一路走来，便明白“恐惧感”是美国人的软肋，而恐惧又是理性的最大敌人。
刺激民恐惧感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是美国政客的基本功，当中最著名的还有1964年约翰逊总统竞选时的女孩与核爆广告。广告虽引起极大争议，然而约翰逊就凭核威吓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保守派智库，2000年曾要求克林顿出兵伊拉克，藉扩军以继续主宰世界新秩序，又认为需要有如珍珠港事件来加速美国战略思维的转型。一年后9·11发生，国会急忙应白宫要求通过《爱国者法案》，授予政府秘密监听、拘捕和无限期监可疑涉恐人物的权力。数十万美军随即参与长逾十年的两场中东战争。
9·11阴影下，美国绝大多数民众愿意为反恐作出牺牲，而且道德底线低得几乎不存在。透视式的机场安检是小事一宗，自爱国者法案通过之日，美国民众不但接受政府秘密监听，甚至连奥巴马政府以无人机击杀未经审讯的怀疑涉恐的美国公民，同样被默许。其实在斯诺登到香港爆料前，过去几年美国媒体也偶有报道美国政府秘密监视国人的行为。美国公共电视台于2011年曾专题报道国安局庞大的秘密情报收集系统，称该局一天便能栏截十七亿条电子通讯，再交由数以百计的合约公司进行分析，花费一律是国家机密，猜测应以十亿元计。这些零散的报道很快就烟没在浩瀚的海量新闻信息中，激不起一丝波澜。
斯诺登所揭发的监听项目，于美国民众来说可谓意料之中。“棱镜”下虽然可能失去私隐，但对日常生活不影响，更主要是棱镜满足了美国民众缺乏安全感的心理需要。美国人自觉生活环境极不安全，却鲜能反思如何从根本处令安全感真正建构。久而久之，是非判断越来越扭曲。也因此小学校园屠杀案后枪管法仍失败，反而提倡教师佩枪上课。只要出于恐惧，什么不合理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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