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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起黄海进入休渔期，辽普渔25222(右)在大连湾港口休整。 南都记者 张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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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朝方扣押期间，船上16人就被关在这个货舱里。张晗 摄
南都记者 张晗 林旸
6月1日晚7时50分许，辽普渔25222号渔船抵达大连港渔业码头，在边防派出所报备登记后，该渔船前往大连湾码头卸货。经过一天休整，船员们迎来休渔带来的假期。5月5日夜间，这艘渔船连同其上的16人在中朝边界附近海域被朝方扣押，时间长达16天。在舆论压力下，朝鲜没有坚持索取60万元“赎金”，无条件释放渔船。
这次扣船事件几乎是旧事重演。2012年5月8日，3艘中国渔船被朝鲜扣押13天，朝鲜方面同样要求船东支付“赎金”。
接连的扣船事件并非偶然发生，在其背后，是通过民间合作开展捕捞业务，在相关区域形成了一个利益体，各股势力都希望分羹一杯。
监禁守卫们向船员索要人民币、香烟、衣物。一些守卫在索取得不到满足时，会惩罚性地将舱门关闭
6月2日，辽普渔25222号渔船与头船辽普渔25221号，并排停靠在辽渔集团的码头。两船船员比其他渔船晚放假一天，他们需要对发动机等进行修理。在遭扣押期间，朝方人员的拆卸，造成了船上一些部件的损坏。
船员状态已有恢复，提及遭遇扣押，头船船员会用玩笑圆场，“没给我机会出国”。但真正回忆16天的经历，船员赵健的情绪还难以化解，“这帮玩意(朝鲜士兵)太恨人了。”
5月5日深夜，辽普渔25222号结束作业，在海上泊流。是夜，海上有雾，视野不佳。朝鲜军艇逼近时，渔船未能及时发现。
讲述这段经历时，船长姚国治时不时用手摸摸鼻子。鼻子部分肤色青黑，他称是朝鲜士兵殴打所致的伤痕。
对于扣押渔船，朝鲜士兵有备而来。他们并不行正规检查程序，如检验船只手续、船员证件。士兵们持枪登船，3人进入驾驶室，关闭导航、定位、对讲，用木棍将姚国治打晕，将其架上朝鲜军艇。
船员刘晓伟在其他舱室遭遇了朝鲜士兵。这些士兵着军装、持枪，将除船长姚国治之外的15名船员集合在船头。辽普渔25222号渔船船头处有一间货用舱室，面积不足10平方米，室高不足1.5米，无窗，只有一扇金属舱门。朝鲜士兵搜走了船员们的随身物品，要求他们进入货舱。在被扣押的16天中，他们一直生活于其中。朝鲜士兵不审问姚国治时，他也被关在这里。船员们自主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全部被切断。
朝鲜士兵将渔船驶至椒岛附近海域，此前也有中国渔船曾被扣押在此。姚国治称，他们的船没有靠港，抛锚停在海面，朝鲜军艇与渔船相傍。
刘晓伟称，船员每天被关在货舱中，只有吃饭时才获准出舱。船员在货舱中时，朝鲜士兵轮流看守。守卫们向船员索要人民币、香烟、衣物。一些守卫在索取得不到满足时，会惩罚性地将舱门关闭，这样密闭的舱室将没有光线和新鲜空气。船上的食物也被朝鲜士兵据为己有，在许多时间里，船员们不得不烹食鱼食。
这是难熬的时光。再次回到大连，刘晓伟称，这是他一生中感觉最好的时刻。他决定利用假期回家。他离别家乡已有3-4年，从未想家。但在漆黑的货舱里，家成了他最常涌起的念想。
姚国治比船员们更难捱。除了被关在货舱里，一些早晨或者傍晚，他还要接受朝鲜士兵的审问。
姚国治对第一次审问印象深刻。这发生在5月6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半。7个多小时里，朝鲜士兵要求姚国治按照他们的说法渔船侵入朝方领海写承认书。在出现违抗时，姚国治轻则遭打耳光，重则遭拳打脚踢。姚国治鼻子、面颊的青黑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
姚国治最终写下的船舶位置是东经123度53分、北纬38度18分。尽管将位置写在了东经124度以西，但姚国治称，朝鲜士兵告诉他，这仍然是朝方领海。他称，朝鲜士兵关于朝方领海的边界的说法也多次改变，最西达到122度45分。
此后的一些早晨或者傍晚，朝鲜士兵会将姚国治带出货舱。审问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他重写承认书、渔船价值、姚国治与船东关系等等。通过卫星电话，向船东于学君索要赎金，也是在这些时候发生。赎金金额从200万元，降至最后要求的60万元。这些审问里，朝鲜士兵也曾对姚国治动手，但下手并不像第一次那么狠。
这样的状况持续至5月21日凌晨。姚国治称，朝鲜方面突然告知他们获释的消息，“前一天还在向船东要求赎金。”辽普渔25222号重获自由，但船上的机油等被朝方没收，船员们的4000余元现金也被朝鲜士兵拿走。朝方还要求姚国治签署了一份承诺书，表示士兵们并没有没收船上的任何物品。
姚国治的说法，与船员所述相同，也与一些曾遭遇扣船的船东、船长一致。据《京华时报》报道，在5月2日至5日间，辽丹渔25395号渔船同样遭遇朝鲜扣押，船长曾受殴打，船东交15万元赎金后，渔船获释。去年曾遭遇扣船的船东孙财辉、张德昌称，他们的船长和船员也曾受到殴打。
相比孙财辉和张德昌的船主船员，姚国治和15名船员所受的皮肉之苦轻些。在获释后，辽普渔25222号继续在海面上作业10天，返回大连。渔船返回的第二天晚上，船东于学君请船长船员们吃了餐饭。姚国治描述，于学君对船员颇为动情，敬了大家一杯酒，“兄弟们放心，不会亏待大伙。”
帮艇朝鲜开发程度较低，渔业资源相对丰富。在朝鲜发现优势所在之后，他们试图以此获利
渔船归国后，有一件事情，船东们再不想提及，去年的孙财辉、张德昌如是，今年的于学君也如是。在渔船获释前，这3位船东都曾提到，朝鲜方面要求将赎金交付丹东的公司。但对于公司名称，他们都未曾透露。
一名消息人士称，此次扣押渔船，朝方要求于学君将钱交付名为“某ZH EN G”的公司。但因为语言障碍，公司名称只是发音如此，或者相似。于学君和船长姚国治都对此表示不知情。
在去年扣船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开始流传一些匿名网帖，指称扣船与丹东帮艇有关。
帮艇，在丹东曾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东港市的码头上，船东船长们都可以讲述关于帮艇的历史，但他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帮艇起源，或因最初的渔民偷渔。朝鲜开发程度较低，渔业资源相对丰富。在朝鲜发现优势所在之后，他们试图以此获利。丹东与朝鲜仅隔鸭绿江，朝鲜人、中国的朝鲜族人很多，以致许多商店拥有汉语和朝鲜语双重标识。这些人成了朝鲜变相兜售渔业资源的中间人。他们找到丹东一些具有势力的人物，与朝鲜合作，划出海域进行专属经营。若想进入这些专属区域捕捞，渔民需要交帮艇费。
这一阶段，被辽宁宝华实业集团(下称，宝华集团)副总经理由能波称之为“散打”。该集团在东港市家喻户晓，是如今“中朝海上联合捕捞合作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曾被质疑与以往的扣船事件有关。由能波此前曾任东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兼支部书记，他自认对于东港的渔业状况颇有发言权。
既是散打，则形势相对混乱。朝鲜方面，实行海域管辖的军方内部存在利益冲突。这可能导致一些军队势力无力掌握专属区域。中国方面，不同的代理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结果是经常出现渔船被扣押的情况。扣押原因或是渔船未交帮艇费，或是交了帮艇费，但帮艇方无力维持专属区域的秩序。
情况愈演愈烈后，扣船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在中朝模糊的海上边界附近正常作业的渔船，也可能遭遇扣押。这是与帮艇直接有关的扣押渔船。
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官方网站上的消息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2008年4月17日，中国海监丹东市支队接到辽丹渔运55593渔船船主举报，在边界海域中方一侧，有中方和朝方人员对未确权海域看护管理，阻碍渔民正常生产。24日，支队在中方管辖海域，发现一艘载有朝方人员的船艇正在对中方一侧的附近海域实施看护，中方联合执法人员将其驱逐离境。
由能波称，2007年开始，在丹东相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宝华集团将帮艇改造成项目制。
2004年，宝华集团与朝鲜胜利贸易联合总会社(下称，胜利会社)合作，在平壤注册中朝合作胜利圣龙合作会社(下称，合作会社)。合作会社投资660万欧元，胜利会社占55%，宝华集团占45%。胜利会社具有军方背景，拿到了朝鲜官方许可的西海(中国称黄海)经营权。宝华集团以合作会社为依托，争取到了朝鲜西海和东海的捕捞经营权。朝鲜东海是远洋捕捞，不存在中朝边界争端，因此，与西海争议地区的捕捞不尽相同。
由能波称，在2009年朝核危机爆发时，由于安全性等问题，项目制一度受到上级相关部门的不信任。后辽宁省公安厅、海洋与渔业厅、外经贸厅等部门专门开会研究，复函丹东，同意启动这一项目。
同样来自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官方网站消息，丹东市与朝鲜民间渔业合作项目于2010年5月28日正式启动。
由能波称，除了宝华集团外，官方许可参与到该项目中的还有辽宁昌平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昌平公司)和东港市润增公司。3家公司中，规模最大的是宝华集团。
昌平公司，法人代表迟学平。该公司与朝鲜的联系也颇为紧密。2004年，昌平公司与朝鲜白头山经济联合商社在朝成立高丽松永合营会社，在朝鲜平安北道薪岛浅海从事水产养殖、捕捞业务。2006年，该公司在平壤设立“昌平贸易代表部”，从事对朝贸易业务协调、联系，协助高丽松永松合营会社的合资工作。朝鲜中国商会官网信息显示，迟学平是朝鲜中国商会常务理事会副会长。
润增公司位于东港市润增码头。该公司少有公开资料，但在东港当地，提及润增公司，不少人都知道其老板为杨传革。去年扣押渔船事件发生后，网络上有传言称，此事与润增公司有关。该公司并未就此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润增公司和昌平公司也没有就中朝民间渔业合作项目进行说明。
由能波对宝华集团的项目运作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表示，虽然都在项目框架内，但另外两家公司如何操作，他并不清楚。
宝华集团操作项目时，每个项目年进行两次招标，分别对应两次渔期。第一次为春季，到当年的休渔期止；第二次在秋季，至当年12月31日止。宝华集团自身不养渔船，面向社会招标。宝华集团对投标船东、船长进行审核，有违法记录的渔船不能通过，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标准。这与当地渔民所述大体相同，只是在渔民看来，这意味着帮艇不是想帮就帮。
宝华集团每次招标数量在400条船上下。招标完成后，渔船资料会在中朝双方各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宝华集团向参与项目的渔船收取费用。由能波表示，资金业务有专门人员负责，他不清楚具体费用标准。渔民们口中，该费用可达20余万元，但这并不特指宝华集团运营的项目。这些费用的一部分，宝华集团将支付给朝鲜方面。
一切妥当后，备案船只获得有朝鲜标识的旗帜和证件。由能波称，在朝鲜西海(黄海)的合作项目，不同于朝鲜东部海域。后者属远洋捕捞，前者属于边境贸易。联检部门为项目专辟通道，供渔船进出朝鲜海域使用。
尽管参与捕捞项目的费用高昂，渔民们称，参与到其中的渔船仍然有利可图。官方数字显示，在2010年项目启动后的第一次渔期中，仅宝华集团和昌平公司，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即创产值6亿元左右，对丹东地区当期水产养殖、冷库加工、外贸出口以及交通运输、餐饮服务、批发零售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由能波称，民间合作项目从形式上看，与此前的帮艇很像。但在帮艇时期，相关部门所采取的打击方式，对于私占海域仍防不胜防。而将项目制合法化后，将打击化为疏导，减少了此前的扣船等违法事件。按照由能波的说法，项目内的没有发生任何涉外事件，没有重大伤亡事故，渔船安全得到了保障。
渔民们则善于解读弦外之意：未参与到项目之内，或者说没有帮艇的渔船，安全则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去年扣押渔船事件发生后，有一种声音认为，运营项目的公司要对不参与其中的渔船进行威吓。但持这种说法的渔民，并无法给出足够的证据。
由能波细数了宝华集团的业务，以证明宝华集团资产庞大，不会因数十万元的赎金做出违法行为。宝华集团董事长宋琦的表态是，违法违规的事，宝华集团不会做。但昌平公司和润增公司并未对此表态。
另有熟悉丹东渔业生态的人称，在中朝边界海域，还有一些零散的势力，也希望在争议地区分取利益，他们也存在着做出非法行为的可能。
渔业1985年底，中朝互助渔业合作协定期满，双方至此再未签署渔业协定
如果自2007年算起，民间合作的捕捞项目已经开展6年。但渔民对此的称呼，仍然是帮艇。南都记者所接触的渔民或对民间合作捕捞不知情，或者无法对合作捕捞项目进行准确解释。
其中一个原因是，民间合作捕捞项目实施过程的不透明。关于该项目的公开资料只有一篇，即前文引述的消息。该消息发布于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官网上，发布时间为2010年7月，信息来源是丹东市海洋与渔业局。
南都记者曾到丹东市海洋与渔业局，试图核实宝华集团关于中朝民间合作捕捞项目的说法，并希望了解关于该项目更全面的信息。副局长李利源得知采访涉及朝鲜后表示“敏感，不能说”。南都记者再三询问，李利源只是给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说法，“政府把自己这块工作做好，民间是民间的事。”
渔民们每年为参与合作捕捞付出数十万元费用，相关部门却既不表示收费违法，又不解释为何收费。加之丹东的帮艇传统、海上扣船事件频发，民间自然对收费的合法性产生疑问。
大连大学副教授白明春，曾主持研究《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与辽宁省可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项目。他认为，相关部门的敏感态度源自于中朝海上边界的争议，官方一旦有所表态，可能会被解读为承认朝鲜在争议海域上权利。
白明春称，1959年，中朝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黄海渔业协定》。该协议在1960年7月生效，合作期为5年，期满后，合作期又延长5年。1972年，中朝又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渔业互助合作协定》。这段时间里，中朝在海洋渔业权上合作得很好。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获得通过，公约于1994年生效。该公约提出了通常所说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985年底，前述中朝互助渔业合作协定期满，双方至此再未签署渔业协定。
由能波称，国家层面未签署渔业协定，但真实的渔业资源就摆在那里。在没有卫星定位之前，渔船航行在广阔的海域上，定位并不清晰，“你说弄(捕捞)还是不弄？”由能波将这块地方称为利益纠结体，方方面面都想趟一趟这片浑水。
由能波认为，中朝民间渔业合作项目实施后，人们纠结于项目合法性也正因此。“没有大框架，小的框架出不来，但这个事情还是得做，就得以民间力量出现。”
白明春认为，相关部门对此少有公开和表态，也正是因为大框架的缺失。
这样，民间力量更像是承担了政府职责。中韩两国签署了正式的渔业协定，中国渔船赴韩国水域捕捞作业，须取得入渔资格。船东可以到东港市水产苗种监督管理站增殖捕捞科进行申报。而进入朝鲜西海(黄海)，渔民们需要通过民间合作项目。政府何时能对这些项目公开、规范，无人能知。渔民们的安全，还将依赖支付费用，寻求民间力量荫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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