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上台后，安倍重整官邸主导型经济决策体制，恢复“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作为宏观经济运营和战略顶层设计的平台；新设“产业竞争力会议”，作为增长战略谋划、推进经济改革、优化产业结构的班底；随后，重拾尘封五年的“安倍经济学”，引进“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激发民间活力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装订推出新版“安倍经济学”。
从形式上看，新版“安倍经济学”有所推陈出新，但实质上依旧是新瓶装旧酒，而且虚实错位，显得无的放矢。
首先，作为第一支箭的金融政策使日本金融系统潜伏风险。所谓“大胆的金融政策”无外乎是沿用了2001年日本央行的“总量放宽”政策，加进了美联储的“量宽法则”，其理论不过是经济界耳熟能详，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预期论”，政策手法则是设定“通胀目标值”。
事实上前央行总裁白川方明已经设立了2%的通胀目标值，扩大了资金供给总量，开始搞“量宽”，且引起了市场积极反应。新任央行总裁、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在4月推出的“异常层次的量宽政策”事实上是对白川政策的增补版。
白川政策兼顾了量宽与金融系统稳定双重目标，通过专设“国债购买基金”，在“公开市场操作”之间设防火墙，避免央行持有的国债总额超过银行券发行总额(即“银行券规则”)，确保央行信用，控制金融系统风险。黑田则拆掉了这个“防火墙”，全线吞进国债，结果导致原本地位稳定的长期利率上蹿下跳，振幅扩大。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超级量宽与激进的物价目标相结合，使日本金融系统潜伏风险。而如何控制金融系统风险，正是亚行行长出身的黑田东彦所不熟悉的。
其次，面临“双赤字”财政之箭引而难发。虽然安倍在今年1月就提出了总规模达20万亿日元的“日本经济再生紧急经济对策”，但基本用于赈灾后续工程，并未形成像样的景气刺激效果。眼下，日本多数基础设施是在高速增长期集中兴建的，半数左右迎来老化期，急需翻修扩建。鉴于选举导致年度财政预算滞后至5月15日才获得通过，安倍的财政之箭更是引而难发。
2011年“3·11”地震后，日本经济面临财政和能源双重风险。2012年度末，政府债务膨胀至991万亿日元，比上年度净增32万亿日元。其中，国债高达821万亿日元，比上年度净增35万亿日元。而新近通过的2013年度财政预算和2月通过的2012年度补充预算合计超过100万亿日元，年度税收仅43万亿日元，新发国债达43万亿日元。政府债务超负荷，意味着“公共储蓄”亏空。而人口老龄化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工资不涨，“民间储蓄”也在下降。不能忽视的是，地震后日本电力紧缺，能源进口膨胀，贸易呈现“进口超过出口”的结构性变化，贸易收支连续10个月赤字，经常收支顺差急剧缩小，“日本版双赤字”浮现。而在G20会议上，日本政府对国际社会承诺2015年实现基础财政赤字减半，2020年实现顺差。若2014年如期提高消费税，则意味着日本将面临“日本版财政悬崖”。
无疑，日本版的“双赤字”与“财政悬崖”无法给安倍政治长期筑底，不仅考验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将考验其应对“日本债务危机”的能力。
第三，安倍的经济增长战略惧怕改革阵痛，回避开放市场，暴露“安倍经济学”的虚弱。近日安倍主持“产业竞争力会议”敲定了以“日本再兴战略”为概念的经济增长战略，并由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出台了“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发射了“第三支箭”。但这“第三支箭”恐也难逃“无的放矢”的窘境。
日本再兴战略提出“日本产业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造计划”和“国际展开战略”，重点是设立“国家战略特区”、确立“战略产业”、扩张“战略市场”，获取“战略利益”。计划提出将给积极进行设备投资的企业减免法人税、改革金融资本市场，刺激医药、农业等战略产业，支援妇女高端就业，振兴旅游，吸引外来投资，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数值目标。
但在体制改革、放松管制上，安倍未敢拿出真招。如安倍主张弃耕农地集约化，促进非农企业进驻农业领域，实现农业所得10年倍增，但不敢放松“土地流转自由化”；虽然主张激活民间活力，刺激企业投资，但不放开政府垄断市场，对最大的官制企业邮政公社只字不提，邮政改革束之高阁；虽然主张增强企业竞争力，却不放松“就业管制”，严格限制“企业解雇”；虽主张吸引外来投资，但不放松移民政策，更不执行普遍的法人减税，优惠政策仅限于“设备投资”和“国家战略特区”。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此外，安倍增长战略的核心是扩大海外市场，抢占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和海外资源权益，即以海外发展为前提。而眼下，美国经济虽开始复苏，但欧洲经济仍未摆脱负增长，新兴国经济增速普遍下滑，非洲经济尚未形成规模。因此，基于海外市场的企业设备投资倍增计划难有用武之地。
“安倍经济学”是安倍重掌政权后的第一战略目标，也是为完成政治夙愿而做的关键铺垫。尽管一度引发市场亢奋，资产价格回升，但政策的避实就虚，已使“安倍经济学”有如强弩之末，无力根治日本经济顽疾。(文/《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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