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黑龙江晨报
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放弃个人优裕的生活，几十年来一直为受污辱的黑人的平等和自治而英勇斗争。黑头发斗成了白头发，27年的铁窗生涯使他坚信正义最终会取得胜利。他胜利了，一个被奴役、污辱300多年的民族重见光明。
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像一团“黑火”，他以其顽强的斗志、坚忍的毅力、博大的胸怀、鲜明的立场、高尚的人格和幽默的智慧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成为和解、和平、正义与友善的象征，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被誉为“活着的传奇”。
追求真理的不屈精神是曼德拉魅力的基石，铸就了曼德拉钢铁般的意志。27年的铁窗生涯非但未能消磨他坚强的意志，反而使其历久弥坚、愈益坚强，锤炼出坚韧顽强、沉着大度的优秀品格。曼德拉此时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南非人民整体的人格魅力的象征，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南非民族之魂。
他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而不要“将白人赶到海里去”，拯救了一个新南非，他的一生正是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个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体现着一种包容万事万物的海量。
曼德拉只有一个，他是英雄、巨人，我不可能是他，我只能是塔博·姆贝基。
--南非总统 姆贝基
纳尔逊·曼德拉之所以有如此的力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悲剧在于他不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扑灭正在毁坏我们美丽国家的烈火。很明显，他是一个巨人，有超人的智慧。……你和他在一起时，你毫不怀疑，他具有我们的语言所称的“魔力”人格和风度。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大，人民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无可争辩的演说才能。他能把群众的感情用雄辩的、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你读他的法庭陈述时，你就会为你也是一个黑人而骄傲。这个国家需要曼德拉和其他那些在狱中或流亡在外的人。
--南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德斯蒙德·图图
曼德拉先生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能同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同乞丐一起散步。我要告诉塔博，他如果同纳尔逊·曼德拉说话，他就是同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同一个狂暴的人说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
--埃迪·丹尼尔斯
他对前途的信心一直在增长。他从来没有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能活不到出狱了。无论在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很乐观。
--马哈拉吉
他是个黑人，他是个囚徒，也许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正是这个人，在欧洲，人们唱歌赞美他；在伦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他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一个为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必要时使用武力而献身的人。
--贝塞尔勋爵
纳尔逊·曼德拉于1918年7月18日出生在特兰斯凯的姆维估村，他的父亲是滕布人部落的一个贵族。曼德拉的童年是美好的，他是在正直、严厉的父亲和端庄、慈爱的母亲的培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不幸的是在曼德拉9岁那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父亲临终之前将曼德拉托孤于当时任滕布人大酋长的荣欣塔巴。荣欣塔巴在曼德拉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关键人物。这位大酋长对待曼德拉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既严厉又慈爱。
曼德拉从小就立志要当律师。因为他一直牢记着那位傲慢的哈罗教授的话：“黑人难以成为好律师”，并立志要做出个样子来。曼德拉之所以选择学习法律专业，是因为当时他认为要使在白人种族政权的淫威下呻吟的黑人获得解放，法律可以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
1944年发生的一件重要的事则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西苏鲁的介绍下，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当一些白人和黑人教师劝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并说这与教师的身份不符时，他感到十分气愤：“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我想帮助人来领导这一场非洲人的解放斗争，你们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教师的责任？”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示那种执著的追求和叛逆精神。
曼德拉参加非国大之后，立即投入到斗争中。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吸引着周围的人。1948年，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书记。
20世纪50年代非国大执行一项重要的“曼德拉计划”，即“M计划”。此时，南非政府发生改组，维沃尔德上台执政，出台“班图斯坦法”。这项法令将1000万非洲黑人限制在12.5%的国土上，并且强化通行证制度，导致了1960年的“沙佩韦尔惨案”：南非政府向5000名示威群众公然开枪，69名示威者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妇女和10名儿童，另有180人受伤。曼德拉也被逮捕入狱。曼德拉经过在法庭上的英勇辩论，最后被宣判无罪释放。但是，沙佩维尔血的教训提醒非国大，尤其是它的领导层，在解放运动中是否还应该坚持非暴力手段，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此，在南非解放运动史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直接导致了“民族之矛”的建立，在转折时刻曼德拉起了关键作用。
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非国大被迫转入地下，塔博流亡到津巴布韦请求政治避难，而曼德拉声称“不离开南非，也不自首。只有通过艰险、牺牲和战斗行动才能赢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斗争，直至生命的终结”。
1962年8月5日，他被捕了。在法庭上，他控诉了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讲述了自己从童年时期就感受到的非洲人的影响，以及后来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他为自己是非洲人
而感到骄傲，并发誓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自由事业。在历数了政府的暴力罪行之后，强调非洲人已开始走向暴力反抗。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南非人民已觉醒，声明“在我走出监狱之后，还会继续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
曼德拉被判处5年的监禁和苦役。1964年4月20日，南非政府组织了著名的“利沃尼亚审判”，作为第1号被告，曼德拉做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话，他在声明的最后，宣布了自己始终坚持的必胜信念：“我已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这一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种族统治进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专制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他的讲话使绝大部分在场的人受到震撼，妇女不住地哭泣，外国记者奋笔疾书，将一封封电文发往国外报纸，平时爱打瞌睡的白人警察凝神细听……法庭在6月12日进行最后裁决，法庭外挤满了黑人群众。鉴于国内外的压力，曼德拉等人没有被处极刑，只是判处了终身监禁。如卢图利所言：“曼德拉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最崇高的道德和伦理……他们被隔离起来，正义和理性将离开南非舞台。”
曼德拉27载的囚徒生活并没能禁锢他的思想和智慧，反而使他的政治信仰和斗争目标更加坚定，性情变得更加深沉老练，观察问题更加周全客观。曼德拉在狱中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他深切地认识到在南非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国度里，要反对种族隔离制，民族团结是何等重要。他还与监狱的看守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刚与曼德拉接触时，格列高里对关于他和其他黑人领袖的谣言深信不疑，认为曼德拉是恐怖分子。格列高里后来说：“我那时对他们这种人仍有偏见，以为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将我们赶下海去。”然而，曼德拉的自强自尊和深沉含蓄的气质很快就打动了他。他说：“我发现曼德拉天生就是个领袖，我开始尊敬他。”这位重要政治犯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深得其他人的尊敬。尽管他一向温和，但格列高里注意到他有一次真正发火了。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说他是个浪费时间的“黑鬼”。曼德拉极其气愤，他用颤抖的声音狠狠地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拯救你。”
1990年曼德拉获释，当时他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出狱才半个月的曼德拉来到黑人之间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德班。他呼吁黑人把互相残杀的刀枪扔到海里去，加强团结，实现和平。他动情地说：“当我们一起站在一个新南非的入口处时，纳塔尔处在火焰之中。兄弟之间为复仇互相残杀。在这场争斗中，每一个家庭都失去了亲爱的人。在我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最大的心病、最深的痛苦是听到在纳塔尔的人民中间发生的这种可怕的事情。在你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我的职责是提醒你们不要忘记今天所负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停止这场冲突，我们将处于毁掉我们斗争的可贵成果的巨大危险之中。我们将使全国的和平进程面临危险。”曼德拉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他于1994年5月10日宣誓就职总统。就这样，以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主导的新一届南非民族团结政府诞生了，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终于实现了。
曼德拉：我们时代的巨人
曼德拉的一生充满激情，他每天都在为自由而战。他身上的一切都使人想到这片土地，想到他对这个国家的爱，对正义的爱。他是一棵历经沧桑的大树；他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热切地追求着永恒。在他血管中流淌的鲜血不是黑色的，不是白色的，而是红色的。这使我们猛醒：世界上决没有什么种族存在，这只是种族主义者的发明。
纳尔逊·曼德拉在20世纪留下了他的印记，而且还赋予它新的意义。他充满人性地（但决不过分强调人性）、执著地尊重法律、维护正义，这使他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同时又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这个民族在通过民主的选举方式选择他之前就已经从他身上认识了自己。在非洲和其他地方，人们饱受痛苦，他们在司空见惯的屠杀中被扔进万人冢，他们被装进麻袋从飞速行进的列车上抛下，他们的声音中永远回荡着愈合不了的创伤，在这些人们的记忆中，曼德拉体现了一种不可摧毁的坚定信念，一股扑不灭的火热激情。
囚禁、屈辱、骚扰和挫其士气等一切阴谋都不曾动摇其“只有斗争才能获得自由”的信念。他心中的自由是一种与尊严密不可分，与责任并行不悖的绝对价值。
正是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驱使他在罢工失败之后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他感到他就像在森林中受到野兽袭击那样，用非洲的一句古话来说：“要避开野兽的袭击，赤手空拳是不行的。”
曼德拉，这位被人们比作甘地的人，也曾屈服于现实原则：他曾想放弃他本想奉行的非暴力方式，在一个完全建立在种族隔离和极度残暴的基础之上的国家，非暴力证明是不足以
解决问题的。然而，他亦不希望暴力四处蔓延。他深知“内战会使种族和平更难实现……要消除种族间战争的伤痕需要多长的时间呢？这场战争必然会给双方带来重大的伤亡”。
就在曼德拉承认有必要进行武装斗争之时，他开始思考今后的发展民族和解的必要性和可能出现的南非民主制度的形式。他毫不含糊地选择了西方的议会制度。他说：“我认为英国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其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制度总令我仰慕不已。”他坚定地反对那些认为该制度不可能适用于非洲的人，反对那些认为非洲需要一党独裁的统治，为了更好地推行适合他们的种族隔离形式而反对普遍适用的自由和法制价值观的人。据报道，曼德拉从狱中释放后不久，曾对记者说：“对，我就想在我的国家有威斯敏斯特！”
曼德拉从不允许把集体斗争的要求摆在高于尊重个人权利的需要之上。个人无论生活在伦敦、巴黎、开罗还是索韦托都是单独的实体，其生存需要自由。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这一简单的事实并不符合每个人的胃口。过去，人们因饥饿而走上街头。今天他们举行示威，甘冒生命危险，是为了捍卫原则。在许多氏族或部落迄今仍各行其道、人民的权利在社会的名义下遭到践踏和粗暴干预的国家，个人的概念已开放成为人们逐渐接受的价值观。个人的崛起预示着这些国家的人民自我实现的开始：他们将逐渐为他们自己带来一个合理的政治结构，反对那些天佑神授的“民族之父们”，因为这些人不久就被集权弄得利令智昏、腐败不堪并会令人遗憾地把国家的金库视为其个人财产。
曼德拉很早就认识到，抵御这些迅速攫取人民斗争果实的政治寄生虫的最佳途径是普遍建立起民主制度。适合于白人的东西自然也适合黑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等式，但却在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之后才使南非领导人开始深信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思想。即使在无情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即使在他囚禁于狱中饱受孤寂之苦的时候，曼德拉也从未怀疑这是一种最神奇的思想。南非人民有曼德拉在斗争中为他们指路，这无疑是他们的幸福。
有待完成的工作确实还有千千万万，但这丝毫也不会贬低他们二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伴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在这位能够向囚禁他的人指明自由之路的前囚徒开始掌权之时，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便已迈出。曼德拉在其自传的结尾这样写道：“正是在那漫长和孤独的岁月里，我对本民族人民自由的渴望变成了我对各民族人民、白人和黑人的自由的渴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囚禁他的是偏见和狭隘……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形式的转折是多么地奇妙，这个从囚室的漫漫长夜中走过来的人却深信囚禁他的那些人也应获得自由。
曼德拉是一个受人景仰的历史性人物。他坚定地与他的人民站在一起，他个人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胜利、荣誉还是幸福，都被立即交给了他的人民，仿佛他们才是这一切的天然受惠者交给了一张张摆脱了奴役他们的企图的脸，一双双挣脱了不幸的镣铐的手，那些在破败贫困的小镇走街串巷找工作，寻求自尊的不知姓名的人。曼德拉是一位属于其人民的超凡政治家；他从他的人民中脱颖而出，又成为他的人民的象征。他之所以是20世纪的巨人，原因就在于此。他很可能不喜欢人们这样描述他，但这绝非虚夸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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