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代清官地理

　　没有哪一个朝代不重视四川，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把治理好四川作为国家的大事。因为四川的历史和地形特点，给人形成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错觉。在封建社会，朝廷对四川总是猜忌和打压，形成了“蜀人不得守乡郡”、“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等固有思维。

　　五代诗人张立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朝廷不用忧巴蜀，称霸何曾是蜀人”。意思是在巴蜀割据称霸的人，如公孙述、刘备、王建、明玉珍……这里面罕有四川本地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其实，四川古代历史上，爱民如子，胸中具有百姓情结的官员不乏其人。四川的官员，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到关键时刻便有重大作为的性格特点。我们对此做一次历史的还原，既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传承。

　　“水能兴邦，邦能兴水。水运系乎国运，国运系乎水运。”辞赋大家何开四认为，自李冰之后，治水清流这条暗线，贯穿了一部古代四川清官的编年史。

　　清流涤官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谁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个清官？

　　算来算去，川主李冰似乎可以够得上。治水、煮盐，颇有政声，不过史书中并未有他个人品行清廉的记载，李冰似乎更偏向史书上所描绘的循吏。

　　清官的概念本是儒家思想的产物，直到战国时期，四川这块地方才和中原文化开始接触。这里本身自然条件好，很适合农作物生长，这在农业社会无疑是巨大的优势。有人说，正是因为天府之国的生活压力不大，这里的官员容易“无欲则刚”，对物质要求没有过于强烈的欲望，容易坚守清廉的品格。

　　“水能兴邦，邦能兴水。水运系乎国运，国运系乎水运。”辞赋大家何开四表示，自李冰之后，治水清流这条暗线，贯穿了一部古代四川清官的编年史。余秋雨则认为，正因为有了李冰，中国也就有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巴蜀有官初养成

　　在封建社会，清官是凤毛麟角的。要产生清官，首先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吏群体。然而在一开始，四川地区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西汉，四海承平，四川地区的农业发达，这里也迎来了孔孟之道的第一次浪潮，也是四川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之始。

　　汉景帝时，庐江人文翁作蜀郡太守，首扩灌渠系统，引湔水和清白江连接，从此赋予都江堰灌溉意义。更在“见蜀地辟陋，存蛮夷风”后，考虑到兴办教育，但当时的川人对当官并不是非常热衷。文翁只好从仅有的“郡县小吏”中选送一些条件好的，送到长安国学去参加培训班，还用学成之后的“封吏许愿”和免除徭役来鼓动大家。

　　这些蜀生学成归来后，担任重要公职，也充作郡学教师。很快，文翁开始“扩招”，邻县的子弟也来入学了。

　　办学几年以后，在蜀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和广泛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吏民中开始出现了以学为荣的风气，曾经讥讽读书人的陋习有了根本改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景帝在嘉奖文翁的同时，“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

　　纵使文翁表现得如此优秀，他依然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清官之誉。不过，在文翁兴学过程中，亲自选拔送到京师学习的蜀生，却产生了一批很有才能的人。其中一个叫张叔(宽)的就有幸入选了《汉书•循吏传》。张叔被汉武帝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按现在说法，这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更是颇有善政的循吏，和清官已经很接近了。

　　此时的蜀地，出了一位大文豪司马相如，但文豪照样不等于清官，甚至不等于会做官。《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更是只字未提及相如和文翁的关系，让很多人不解。

　　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司马相如并不符合文翁培养人材的要求。虽然他后来曾以诗人的浪漫和政治家的严谨，刚柔并济，归化了原本如同一盘散沙的“西南夷”，但他的高才更多是在辞赋。文翁更看重经学和律令的吏材，其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官吏，而司马相如对做官之类的事，“非其好也”。司马相如的这种态度，无意间影响了后世不少四川学子，蜀人对自身在全国政坛上的驰骋，似乎显得消极，不过也形成了蜀地官员的一种独特风骨。

　　受影响最直接的，无疑是出自成都的扬雄。他有一个很糟糕的仕途环境，向上看，面对的是智商不高的汉成帝；往前看，身边是心怀叵测的同事王莽；朝后看，还有个同官的同性恋董贤。这能不憋屈吗？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在官场上“惹是生非”的人。桓谭曾说他“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意思就是扬雄工资低，官位小，甚至人也长得不帅，更不会搞自我宣传，在京城很难吃得开。更重要的是，扬雄不如一些八面玲珑的官员，性子中还存在一份蜀郡人的天真。

　　直到王莽篡位后，扬雄才以资深老干部的身份，被老同事提拔为大夫。可见扬雄在官场混得比较差，最后只能选择潜心文章，并以此传世。

　　巴蜀才子在首都官场上的挫折，并未阻碍这里出现第一个绝对的清官，东汉初期任蜀郡太守的咸阳人第五伦。蜀郡田地肥沃，官民富裕，不少人家中的资财多至千万，都乘坐漂亮的车子，并因为有财产贿赂得以担任官职。第五伦到任后，把一些家境丰足的官吏精简掉，遣送回家，改选孤弱贫寒有节操的人担任属吏。从此争相贿赂之风便被禁绝了，官员的职守得到整饬，而他所举荐的人多官至九卿或二千石级的官，蜀地的官员得到了极好的锻炼，为东汉后期的人才盛世打下基础。

　　能吏的第一次井喷

　　第五伦的基础，终于在东汉末年结出了硕果。在蜀（益州）执政的刘璋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政绩甚好，益州良吏出现了第一次井喷。不光本地有阆中黄权、广汉秦宓这样的能吏，更吸引了刘巴、李严等外来良才，陕西人法正还是在饥荒的条件下前来投奔的，可见“千里无鸡鸣”的乱世下，蜀郡人文之盛。

　　后来刘备前来争蜀，有人劝刘璋坚壁清野以迎敌，刘璋断然拒绝：“吾闻保境以安民，未闻动民以保境”，宁愿失败也不给老百姓造成损失。但自此，也形成了一个“不良”传统。凡割据四川者，大多两代而亡，且是在坐拥优势之下开门请降。

　　诸葛亮治蜀，也和治水相关。当时，为避免洪水入侵成都城区，主持修筑了九里堤。在对都江堰进行了较大的修复之后，并设置了专职的堰官，这是后世在都江堰设堰官之始。

　　不过，诸葛亮的法令过于严格，引起过蜀地官员的反感，这也客观上加速了蜀国的灭亡。究竟宽好还是猛好，后人颇有争议。清朝赵藩写了幅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要完成统一大业，打天下当然要猛才好，但是猛久了百姓就吃不消，要济之以宽。可是数次北伐都无功而返，还要继续用猛，蜀人当然不干了。

　　不过，诸葛亮自身可以算得上是清官，更是古代官员中主动公布财产的第一人。他在《自表后主》中公布了自己的家产：“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作为蜀汉丞相，这些田产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他的家人不靠裙带关系混饭吃，而是和百姓一样从事农桑来维持生计。俸禄之外，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诸葛亮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勾描出了中国人心目中完美的千古一相模本。

　　冲出夔门始觉宽

　　两晋南北朝，中原大乱，而蜀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偏安一隅，较好的保持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期间，不得不提写出《陈情表》的彭山人李密，他是大孝子，也是大清官。他在祖母去世服孝期满后出任温县县令，政令严明，政绩显著，以刚正见称。

　　隋唐时期，“扬一益（四川地区）二”，西蜀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加之科举取士的全面铺开，巴蜀大地上也开始规模性地朝全国各地输出官员了。有句俗话说：四川人“蜗在夔门里是只虫，走出夔门是条龙”。此时的蜀地官员频频突破夔门的“瓶颈”，有如冲出峡口的山洪，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余秋雨则称这些从三峡出发的人，“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射洪陈子昂家财万贯，24岁即中进士，此时武则天刚刚执政。

　　李鸿章说，世间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当官。但其实最不易做的事也是当官，太平官好当，好官不太平。陈子昂与其他官员不同，他是一个想干事的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上了《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提出任用贤能，惩治贪官的策略。

　　不过他人微言轻，武则天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喜欢提意见，不如就当谏官吧。

　　武则天的随意派官，让陈子昂的仕途很不快乐，不光没有成就感，更因直言得罪了武三思这些人，被诬为“逆党”。经过这件事，陈子昂看透了权贵翻云覆雨的嘴脸，做事开始有些消极，甚至想做一名道士，不关心苍生，只关心鬼神。

　　陈子昂的际遇，也预示着李白、李颀等四川官员的未来。这些平生壮游四海、才思敏捷的浪漫诗人们似乎都想做官却不善做官，更不谙官场权谋，只有被他人玩弄。

　　接着，忧国忧民的杜甫开了大文人入蜀先河，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白居易、元稹先后出任西蜀官员，均是清誉有加。尤其是元稹在通州（今达州）“熟视民病”，在接替刺史职务仅七个月中，治理水患、整治吏政，让老百姓设“元九登高”节来纪念。白居易在《河南元公墓志铭》中写到：“(元稹)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意思是老百姓为了感激元稹，连给自己的子女们取名都用元稹的姓或名。

　　四川的清廉贡献

　　经过安史之乱和唐皇几次入蜀“避难”，蜀地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自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到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在担任剑南三川节度使的93人里面，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此时的蜀地也被称为“宰相回翔之地”。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更是重德甚于重才。

　　由于时代和地域的改变，以及外来官员们在蜀地受到的不同礼遇，导致蜀地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同时，他们也受到四川本土风俗的影响，二者相互相互、逐步交融。

　　后蜀皇帝孟昶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种叫作匦函的匣子，凡是臣民们不管是有冤要伸，还是想要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的，都可以写成状子投入其中。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

　　说归说，做归做。相比皇帝，孟昶显然更适合去做艺术家。此时的蜀地官员和文人都陷入了一种醉生梦死的境地。后蜀赵崇祚编有一本《花间集》，里面收录了五代时期靡靡之音的代表作，18个作者中，除了温庭筠等人外，余者14个均为蜀人。

　　到北宋时期，官箴被赵官家沿用，由此，省、府、州、县各级地方衙门大堂前甬道正中俱立戒石，向南刻“公生明”3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16字，成为官箴建筑“戒石铭”。

　　似乎是为了奖励巴蜀“贡献”出官箴的功劳，朝廷给成都府派来一位“铁面御史”赵抃，赵知府前后4次，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相随。他时常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和诸葛亮治蜀崇严恰恰相反，赵抃崇宽。他注意根据蜀地的具体实际而采取特殊的治蜀政策，曾坚决反对王安石在这里推行保甲法，“臣深知蜀人情状，闻欲作保甲教兵，必惊扰失民心”。于是“蜀人既闻公来，男呼于道，女欢于灶”。

　　后来，朝廷每次派往成都地方官在离京赴任拜辞皇帝时，皇帝都要提到赵抃，说治理川蜀赵公的方法最成功，要他们好好向赵抃学习，从此“一琴一鹤”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黄庭坚、陆游等也秉承了赵抃这股崇尚实际的清风，重在为民减负。

　　陈希亮、三苏，这批由蜀地走出去的清官或名士，则在全国政坛上掀起一股西蜀旋风，在宋哲宗时期形成蜀党，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备受瞩目。

　　有人说，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往往到了关键时刻就会闪光发热。苏轼和苏辙作为蜀党的领袖，倡导行仁政，而他们个人无论出于何种境遇，仍时刻关注民众疾苦和现实政治，改变了过去四川官员为官形象，并影响他们积极通过科举来达到内圣外王，经国治世的政治抱负。宋《图经》说，靖康之变后，光是眉山籍在京官员“眉之忠义死者犹有四八焉”。

　　可惜南宋秦桧及其党羽当政时，对反对“和议”的蜀地官员几乎弃用，让蜀籍官员很难得到正常成长，影响深远。成都人宇文虚中被金国扣留，还封为国师。但宇文虚中心怀故国，密谋挟持金主，曾向南宋偷传情报，但被秦桧缴还给金人，宇文全家因此被害。

　　直到秦桧死后，才有仁寿书生虞允文的擢升。更亏得范成大认识到要治理好四川地区，必须充分利用蜀人的智慧和才能。于是他在处理与蜀士的关系上做了两件事，一是表彰名士，二是网罗人才，其结果是蜀士纷纷归心，达到了预期成效。

　　坚韧包容的最终定型

　　1279年，崖山一役，距离当年虞允文在采石矶两万军士破百万北兵的壮事已去105年。南宋灭亡后，四川孤悬抗元的钓鱼城终于挂出白旗。自此之后，四川成为元帝国的一个普通行省，而在划出利州路的一部分至陕西后，四川残缺了北面的一角，已不成其为传统意义上的四川。

　　至此，四川再也没有出过李白、苏轼这样惊世绝才的官吏，“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尘封了起来。清初以来，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坚韧包容、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元明清三代，最有名的四川籍清官有三人，杨廷和、卫承芳和张鹏翮，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做过吏部尚书。

　　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朝官至吏部尚书的蓬溪人张鹏翮。《大清一统志》称“扬厉中外，以清节著”。康熙称：“朕留意察访，果一文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然而，张鹏翮每天进入宫门，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清官道德观念的负担。皇帝赞誉得多，却也骂得多，或谓，不被挨骂，则难有赞誉。张氏挨骂，源自他治理黄河时：“上南巡，阅清口，见黄水倒灌，诘鹏翮，鹏翮不能对。”康熙臭骂他一顿：“若徒自表廉洁，於事何益？”

　　川人又是忍耐的典型，若没有康熙的责难，张氏也不会发愤学习履职业务，在实践中长本领，成为“治河专家”，故而德能勤绩，样样有可道者。

　　历任明朝两朝宰辅杨廷和是新都人，革弊政，朝野称颂，其子杨慎亦有显名。明朝达州人卫承芳，他赴任时，经常会绕道三十里以避开地方官员的迎接，或者干脆不通知地方官员到任时间，只带随从悄然赴任。

　　同时，随着湖广填四川的高潮和平息，四川也迎来一位位清官、循吏。

　　四川人爱吃宫保鸡丁，四川总督丁宝桢对川人的贡献绝不只是这道名菜，他被誉为四川数百年来第一好总督，曾在川治水通河道，整修都江堰，从总督衙署开始，将以往的一切应酬规费全数革降，更大力惩办贪官，导致得罪人太多，一年（1878年）内连降三级，最终儿子来川奔丧时，竟无钱为其办后事。

　　和他类似是是曾任四川巡抚的冯俊，他卒于任上，死后仅余俸银十两；合州知州于成龙，著名的“于青菜”，其长子廷冀来看望他，都跟仆人吃同样的粗茶淡饭。儿子临走时，他只割了半只熟鸭和红薯供其路上充饥，于成龙从此多一外号“于半鸭”，老爱把话说满的康熙皇帝称他是“天下廉吏第一”（他把此誉还给过张伯行、张鹏翮等人）。

　　四川学政张之洞，尽力革除教育腐败，创办了尊经书院，“服官四十余年，乡里未造房舍、置田产”。

　　在官场，官员是否拥有“公心、公情”，在关键时刻往往能改变时局走向，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即使不能扭转，也能给后人留个念想。到晚清光绪朝，戊戌六君子中就有绵竹杨锐、富顺刘光第慷慨赴义，只要能让一个沉睡的民族觉醒，他们不惜献上自己鲜活的生命，四川官员中照样可以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

　　有意思的是，从百日维新、张居正改革、王安石变法，最终上溯到商鞅变法，里面不可忽视的要点均是土地改革和兴修水利，而垦、灌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由此，历代四川清官治水的这条暗线变成了明线。

　　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水灾有1621次，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治水和救灾。何开四则认为，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历代治蜀者均以治水为重。能把水治好，证明他至少专心在做事，蜀也基本上能治好了，这就叫实干兴邦。“古代科技条件有限，治水不力是会被问罪的。官员们除了勇气，更多的是一种担当，那就是四川官员，尤其是清官们的一种特质了”。

　　北宋仁宗时期，在包拯即“包青天”的盛名之下，朝廷中其实还有一个四川地区眉州的“陈青天”同时期存在。

　　1030，“白面青天”陈希亮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1030年是北宋天圣八年，契丹太平十年，大理正治四年。之所以要做如此详细的叙说，因为这是我们叙事的一个时间节点，为了让历史的记忆更清晰而已，后人要记住的，应该是在多个版本中均被列入“中国十大清官”的陈希亮之一生。

　　这一年，河中府通判（相当于地级市副市长）范仲淹上书，“请太后复辟”，即请太后把政权交还给皇帝。宋仁宗此时已经20岁，于情于理都应该亲政了，已是63岁高龄的章献太后刘娥（也是一个四川人）依然“垂帘听政”。

　　不过宋仁宗也的确是个“孩子”，此年里，他亲自召问了龙虎山第二十五代天师张正随冲举（飞升成仙）之事，此时的仁宗还不知道自己将有一个无子的沮丧未来。其后神宗、徽宗对天师道均加崇奉，国力也逐渐式微。

　　不过对远在国家西陲的眉州青神县，1030年却是个大年，乡人陈希亮（字公弼）和他的两个侄子陈庸、陈谕一同中了进士，家乡人在他家门口树碑褒扬曰“三隽坊”。

　　“结仇”刘太后，“青天”名初现

　　唐代广明年间，因避黄巢之乱，陈家从京兆（今西安）迁于四川青神，至宋已有上百年。陈家世代从商，没有人出仕做官，幼年丧父的陈希亮想拜师求学，却被遵循“传统”的哥哥为难。

　　占据田园房产的自然是哥哥，陈希亮只分到了乡邻们的三十万钱账单。他把那些借债的人都找来，当面将账单全部烧掉，然后背起书箧行囊，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这种做法颇有魏晋风度。等学业有成后，更是不计前嫌，把两个侄子也召去读书，最终同时高中。

　　新雨刚过，汴梁城门外的大堤上，柳丝垂碧，啼鸟婉转。一条小船停在了大梁门外的码头，青衣小帽的陈希亮下船上岸，走进城门，打量起这个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也一脚踏入了官场，一干就是30余年。

　　陈希亮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长沙县令。长沙交通发达，百姓富饶，但陈希亮甫一到任，就摊上了棘手大事。当地有个叫海印国师的和尚，经常出入章献太后家，与权贵们相往来，仗势侵占民众土地，人们没哪个敢正视他，当地官吏则是变着法儿套海印近乎。

　　此时太后垂帘听政已近十年，陈希亮当然知道，惩治海印可能会引发什么后果。这个刘太后不是一般人，开了宋朝太后垂帘先例，整个两宋，循此故事的还有7个太后，此刘太后更是后世戏文中“狸猫换太子”的“反角”。

　　陈希亮在查获海印的犯罪事实后，他想得很清楚，就是要办这个和尚，以解百姓的心头之恨。陈希亮颤抖着发出了将海印治罪的决定，全县震惊。老百姓更是感激他，暗暗称他为“陈青天”。

　　在海印案还未传到朝中前，陈希亮“所幸”遇到了“郴州竹场案”。当时郴州竹场有人伪造凭证给输粮户送到官府充当税粮，事情被发觉，输粮户将被处死。陈希亮接到案卷颇觉不解：输粮户贫穷而目不识丁，有何能力造假？他派人去郴州调查真相，原是竹场吏人作祟。结案后，仁宗特赐给陈希亮五品官服，使其一跃进入了国家的中层官员阶层，在百姓中“青天大老爷”的美名传得更响。

　　此时的刘太后纵使怀恨，碍于民情，加之本身也并非偏颇之人，所以并未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样去严惩陈希亮。当然，如果不是自身的清廉正直，一百个陈希亮也被罢黜了。调职决定很快下达，陈希亮不升不降，转任鄠县（今陕西户县）知县，开始不断颠沛流离的地方官生涯。

　　主动求降级，除恶丢乌纱

　　两任地方官做下来，陈希亮已是感慨不尽，思想更发生了巨大变化。

　　陈希亮是至孝之人，他在太常博士的任上提出降级做知县以便侍养老母，于是任临津（今山东宁津）知县，为官场少有。直到为母服丧结束，他才重新出任开封府司录司事。不过此时的开封并未出现太多让人振奋的好事，相反，西北党项叛宋，边防连连告急要求增加军备。

　　箭在弦上，朝廷必须有所作为。庆历三年（1043年）9月，著名的庆历新政开始，满朝文武都在议论澄清吏治、富国强兵，陈希亮也似乎看到了北宋王朝的曙光。大半年后，国都中最精美宏大的福胜塔被雷火击毁，仁宗准备以三万钱重建福胜塔，此时的陈希亮勇气倍生，力谏停建，皇帝居然听了进去，这笔钱被划拨至西北边防。

　　但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让陈希亮在不久后失去了一次升官的机会。有个叫沈元吉的外戚强行非礼一民女，并把民女丈夫活活打死。案发后，开封府将此案交陈希亮主办。不料，沈承受不了公堂威严，竟当堂吓死。

　　沈元吉的死，对一些嫉恨陈希亮的王公贵族而言，仿佛老天神助。他们纷纷鼓动沈元吉的老婆“上访”。向来看重他的仁宗得知此事后，也觉得陈希亮做得不妥，下诏给陈希亮及所有狱吏治罪。

　　陈希亮拿出了自己的名士风格：“杀此贼者独我耳”，于是免官，废为平民。之前，仁宗本是想提升他为御史的。不过此时，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已宣告失败，朝野朋党之争四起。

　　在一段时间后，房州（今湖北房县）盗寇四起，竟然杀死了地方官，名臣富弼便推荐陈希亮去平息这个“火坑”。在房州，除了日益严峻的维稳态势，他还遇到了张元家属案。

　　有探子报华阴人张元跑去西夏当了谋臣，仁宗听到这个消息，就将张元家族中的老老少少一百多人全部抓了起来，转移到房州关押。这些人中多为老弱病残，一路上风餐露宿再加恐慌惊吓，纷纷病倒。

　　陈希亮此时陷入两难：如果求升迁，可以乘机对张元家族严加整治，但他怎忍下此辣手？如果向上禀告替他们求情，仁宗正在气恼之中，恐怕不是再丢乌纱了，而是丢脑袋了！

　　面临着升迁与被罢官、生与死的考验，我们今天或许无法窥见北宋一个地方官天人交战的情景。他向仁宗直书：“元事虚实不可知，使诚有之，为国者终不顾家，徒坚其为贼耳。此又皆其疏属，无罪。”

　　陈希亮把信封好，派人 500 里快马加鞭进京。仁宗看信后沉思了好久，还是觉得陈希亮言之有理，便下令放了张元族人。在房州府内当堂宣读诏书时，张家的100 多个族人跪在陈希亮的跟前，个个泪如泉涌，呼喊着“陈青天，青天大老爷”，陈希亮画像也由此永远留在了这脉张家族祠中。

　　若为天下善，清官不避权？

　　房州任职期满回朝，仁宗希望政绩卓著的陈希亮出任大理寺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这是执掌大宋生杀刑罚的要职之一，应是少有的提拔。

　　任命尚未正式发布，这位拟任的大理寺少卿重新成为官员争相攀附的人物，庆贺的名帖摆满寓居的客栈案头。陈希亮却一面告诫家人坚决拒收庆贺的礼物，一面上表坚辞大理寺的任命：“法吏守文，非所愿，愿得一郡以自效。”意思是做法官守文书，不是我的理想，希望管理一郡来为皇上效力。

　　拒绝恩宠使仁宗皇帝多少有些不快，但对于这位清廉的能臣还是表示出格外的宽容，那么就去宿州吧。

　　从大理寺少卿到宿州知州，从执掌大宋刑律的高官到一个普通的州县官员，此种行为引起众说纷纭。有人说他精于谋算，辞去高官是为了避祸。也有人说他在地方上更便于放胆搜刮。这背后到底是怎样一种官念所驱使呢？

　　陈希亮抓捕盗案，兴修水利，培养士子，使宿州境内谧如，门不夜闭，百姓谓数百年来无此好官。无疑，这些行事，与他作为一个清官的形象是相衬的。

　　汴河作为北宋的生命线，当时宿州在汴水上造桥，河水涨后接近桥面，常损坏过往舟船。陈希亮想造一座不要墩柱的飞桥。屡遭水患之苦的仁宗在审阅陈希亮的方案后，要立即开工。

　　在建起飞桥后，皇帝下诏褒奖陈希亮，并在全国推广他的方法，这才有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那座绝美虹桥。从陈希亮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工部侍郎一事，就可看出朝廷对他在工程上的才能肯定。

　　但陈希亮却又准备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滑州。此时，他终于等到了皇帝的亲口认错：“知卿疾恶，无惩沈氏子事。”意思是过去沈元吉的事是个误会。但陈希亮的颠沛仕途并未停止，还将有曹州、庐州和凤翔府这些艰难的地方在前方。即使陈希亮间隙在京东转运史任上流放博平大猾截道虎（截道虎为人名），察明酷吏徐州太守陈昭恶行，属于人生的高光时刻，但仍不是志之所至。

　　惹“怒”苏东坡，何处桃花源？

　　陈希亮深知升迁调动的权操在别人，而为官立品的责任在己。不过，他每到任一处，当地的不少官吏就会提早打听消息，以求他调，生怕这个寡欲耿直，面目冷峻，不露喜怒之色的四川小个子挡了自己的前程。陈希亮虽多次上书请老，但朝廷偏偏不允。

　　《宋史》称他经常是见义勇为，不考虑后果。所到之处，奸民劣官，都革心换面，不改的一定被杀。所幸他内心仁爱宽恕，所以严格而不残忍。在北宋一朝，像陈希亮这样个性分明的人并不少，如“拗相公”王安石、“青天”包拯，但屡屡要求降职，到偏远地方任职的人，只有陈希亮。他后来曾辞去三品的龙图阁大学士，坚决回滑州任职，简直就是官场另类。

　　可以说，同样是探寻北宋的兴盛之道，王安石走的是朝向未来的改革之路，陈希亮走的却是朝向上古的个人道路。他坚守的信念被平民称道，却受同僚讥讽。就连同乡苏东坡，也一度“记恨”他。

　　27岁的苏轼在凤翔府任签判时，就和太守陈希亮相处得很不愉快。陈家与苏家本是同乡、旧交，但陈希亮却对苏轼严格得不近人情，常对他写的公文“必涂墨改定，数往反”，令苏轼忍无可忍，每每与陈希亮争至面红耳赤。

　　苏轼作为皇帝赏识的才子委派到任半年，却被陈希亮“压制”，自是心意难平。

　　凤翔任上，有年饥荒，陈希亮准备用官仓粮食赈灾。仓官却怕朝廷怪罪而疑虑重重。陈希亮以官职担保开仓放粮，将粮食借给百姓，百姓由此度过了饥荒。秋天，粮食丰收，百姓感激陈希亮的信任，络绎不绝地来偿还粮食。

　　后来陈希亮疏浚东湖，筑凌虚台，命苏轼作记。苏轼写出了文采飞扬的《凌虚台记》，但其中多有借机讥讽太守之意，可陈希亮淡淡一笑，破天荒地一字未改，并让人刻在碑上。

　　待到苏轼47岁时，经历了太多的政事磨练和人生的坎坷，特别是“乌台诗案”和黄州流放，方理解到陈希亮当年的良苦用心。他为去世的老太守作《陈公弼传》中憾然写道：“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

　　但就是这样的直率，更让陈希亮得罪了不少同僚。宋英宗即位后，陈希亮升任太常少卿。认为有个强盗依法当处死，可同僚却统统反对。后来，强盗杀死守卫逃跑，陈希亮便将从前的议论交给朝廷，朝廷裁定陈希亮的意见是正确的。同僚官员纷纷恐惧，要借事来中伤陈希亮，纵使陈希亮一向自忖清风明月，并不在意，可花甲之年的他也首次感觉到了背后寒光。

　　当时的风气是州郡官员喜欢用酒来互相赠送，按法是不许可的。陈希亮曾用酒赠送过贫寒的游士，随后又改用自家财产来赔偿酒钱。但良心上过不去的他还是借此事，上书弹劾自己，坚持请求辞职。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认清一生所追逐的清廉官场，终究是一场桃花源。

　　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形容后世的海瑞一样，陈希亮去职后的闲居生涯，对他其实也是一种痛苦，此时他已处于人生和事业中退无可退的最后终点。无奈，一生好著书的陈希亮只得重拾《易经》来克服自己的孤寂与悲伤。在推演的过程中，一次曾梦见有异人告诉他的年寿是64岁，最终果然是64岁。

　　瞬间中的一生，不过是一粒沙中的世界。此时，距王安石熙宁变法（1068年）还有三年，陈希亮终是无缘得见朝野上下的又一次风起云涌了。

　　以上种种，并非陈希亮的所有事迹，却已然可以解释出百姓称其为“陈青天”的由来。我们看到，在北宋包拯即“包青天”的盛名之下，朝廷中又一个“陈青天”出现，或许对良臣辈出的北宋并非大事，但对百姓而言，定是幸事。

　　陈希亮能断案、会治军、可外交、擅工事。在他兼任“开拆司”时，积压案牍成千上万。他仅用9个月时间，便办理了三分之二的积案，发现有官员擅自勾销案件者，必定严惩。

　　陈希亮治政、治家、治身的名言佳行，是为一个政绩卓著、万民爱戴、官声遗泽人间的循吏标本。很有可能，他是排在古代四川青天榜上的前几名。陈希亮的事迹流传并不多，不过，仍不妨碍我们今天从容瞻望，这位有古循吏风的四川青天之卓著政声。

　　仁宗在位时，宋王朝一度达到了鼎盛。1049年，仁宗取出福胜寺塔中的佛祖舍利，另建了一座开宝寺塔，当年阻建的陈希亮引时已在房州任上，而欧阳修和蔡襄的上书立阻也没能动摇仁宗的决心。新建这座塔就是遗存至今的开封铁塔，内有台阶168级，巧合的是，北宋王朝也居然是在建立168年后寿终正寝。而仁宗皇帝在位42年，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

　　四川周边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而成都平原却土地肥沃，人烟稠密，文化发达。所以四川既被有的人看作是安逸享乐之地，也被认为是封闭、狭隘的偏远之地，自古以来就有着独特的官场“亚文化”。

　　古代四川官场的“亚文化”生态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蜀之富饶使他们满足于现有的生活。”

　　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叫山川早水的日本人到成都后，在自己游记中描绘出了外国人眼中的川人气质。

　　另一个叫中野狐山的日本人，则谈到了四川近代和古代官场上的风气，“爱说空话、假话，竞争意识不强”。

　　加之民国时期富顺人李宗吾一本洋洋洒洒的《厚黑学》问世，让读不懂的人误认为“四川官场上的人尤其会动鬼脑筋”。

　　古代四川的官场文化果真是如此不堪吗？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自秦灭蜀开始，一直到“湖广填四川”，移民在数量上早就超过“土著”，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这有点类似一个慢煮火锅的过程。

　　四川的官场文化在各种碰撞，或者说是融合的过程里，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种有别于中原官场文化的独特文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官员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

　　巴有将、蜀有相

　　历史有证：巴蔓子“献头”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发生内乱，将军巴蔓子向楚国借兵平乱，并答应回报三座边远地带的城池。平乱后，楚国使臣来要城池，巴蔓子不忍割让，于是割颈自杀，头被楚国使臣带回交差，以向楚王致歉。

　　四川亦称巴蜀，东晋时期的蜀郡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人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巴志》中则讲巴民“质直好义，天性劲勇”，简而言之就是蜀人好文，巴人好武。

　　巴蜀是一个看似落后的内陆腹地，但这里却人才辈出，“巴有将，蜀有相”是对古代四川地区的为官者特性的描述。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认为，巴人少有圆滑避趋之术，他们认死理，即便掉脑袋也要去做，这是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偏狭”，应是蜀人的个性写照。在秦并巴蜀以前，由于蜀地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蜀人无须衣食犯愁，故民神思幽远，华而不实，崇尚神仙。

　　蜀在西南，按五行家的说法，属于坤位，而《易》称“坤为文”，因此多“斑采文章”，历史早就证明，蜀地从不缺文人、才子。古蜀之星宿分野在“舆鬼”，鬼的性情颇狡黠，故蜀人也很机灵。

　　四川地区的官员以笃学博学著称。据《华阳国志》统计，两汉蜀郡士人（知识分子）达60人，巴郡48人。蜀地士人多德行高尚、文学出众，多出任朝廷文臣，其中任为郎的士人占多数。而巴郡士人却多忠贞烈士，以文学著称者极少。

　　有人曾评价到，如果说巴是一本《水浒传》，蜀就是一本《三国演义》。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表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

　　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历史有证：陈子昂摔琴

　　陈子昂当年到长安后，和众举子一样四处行走，投献行卷，却收效甚微。

　　一天，陈子昂在长安故意当众以百万钱买下了一把胡琴。随即宣布，第二天在宣阳里用这把胡琴为大家公开演奏。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次日，前来观看演奏者聚满了宣阳里。陈子昂将胡琴高高举起，对众说道：“这把胡琴值价不非，其音一定非同凡响。但演奏之事，那是乐工那些下等人的职业，我陈子昂满腹经伦，将来要为国家效力干大事情，怎么能干一般乐工的事呢？我的文章比起这把胡琴的价值要大的多。”言罢，将那把胡琴摔得粉碎。围观者全都被这一举动惊呆了。

　　陈子昂随即将自己准备好的文章当众散发，人们争抢着阅读。“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建安王武攸宜即辟陈子昂为书记。

　　离经叛道，是一部分四川官员身上的固有标签。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谭继和指出，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夸张与浪漫，形成了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

　　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君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四川对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的意识。

　　但文曲星君这位老乡显然对四川人并没有过多的眷顾，四川历史上共有状元25人，作为一个大省，这个数量并不算多。如安徽共有状元41人，山东的数字是39人，而江苏仅苏州一地在明清时期就达到了惊人的35个状元。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的毛晓红教授则认为，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士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

　　由于四川长期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尤其是在古代四川文人官员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一些文人官员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却又离经叛道的精神特质。

　　一生决不做官、只以占卜和教书为业的严君平，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审美巅峰的李白、苏轼，率先反传统的儒学内部异端、康有为变法的精神导师廖平，说破几千年文明史潜规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毫无疑问都属于离经叛道这个群体。

　　由于“山高皇帝远”，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立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

　　川人向有“嗜好语言”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同于中原地区。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蜀地时就用“好文讥刺”一词形容，通过充满幽默讥讽的文字来评判人事，这与中原官场上的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相比，确实另类。

　　闲散，天性使然？

　　历史有证：宋祁的游乐

　　宋祁生性喜欢游宴，当宋仁宗打算让他去成都当太守时，宰相曾试图阻止：“蜀风奢侈，恐非所宜。”果然，宋祁来到蜀中如鱼得水。他带头游宴，并用他的才智增设了许多项目，将游宴推到最高潮。

　　宋祁在蜀中倡导游宴，以其过于频繁且趋于奢侈，到了朝廷难以容忍的地步，包拯就对此专门向皇帝提出质疑。但宋祁被调离蜀中后，流风依然存在且影响极大，历届成都太守都仍主持并带头游宴。

　　川人历来“尚滋味”、喜宴饮，尤其在五代时四川饮食业空前繁荣，游乐宴饮之风盛行。北宋名相韩琦说：“蜀风尚侈，好邀乐。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意思是四川地区的风俗喜好游乐，以至于后来的官员觉得改了这个风俗会感到不安。

　　宋朝赵抃任成都地方官时，就整治了蜀地官员常常以酒食互相吃请馈赠的陋习，把过去郡衙旁边开的酒家全部关停。不过话说回来，四川人爱吃的特点看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

　　《宋史•王觌传》称成都附近“蜀地膏腴，亩千金”，而盆地四周群山环抱，交通困难，人们多数时间只能在盆地内进行商业贸易，很难大规模扩展到盆地之外，因此只需将一部分财富投入再生产即可，剩下的大部分财富便被用来消费了。

　　丁宝祯是个聪明，并颇有手腕的官员，在入川赴任以前，即先期对四川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上报朝廷关于“沥陈川省败坏情形”的奏本中称：“凡遇蜀中人士及他省官绅之自蜀中来者，均谓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初以为言之过甚；自入川后；即沿途悉心体察，始知该省现在情形，真有江河日下之势，人言非虚语也！”

　　曾有一个浙江商人，每天都在自己店铺前看见一些四川人神态悠闲地漫步。他对四川人工作生活的慢节奏大为不解。一天，他忍不住问一个路人：你们四川人的节奏为什么这么慢呢？反过来是这个四川人觉得奇怪了，他不假思索地回道：快又怎么样？慢又怎么样？我们都会到达同一个地方。

　　四川人说的同一个地方，指的是死亡，人的最后归属。

　　有人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小富即安”更成为他们批评四川文化的一个着力点。但四川人，尤其四川官员一旦刚烈起来，不会输于任何群体。

　　从历史上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顶尖精英输出、首创“交子”、官制改革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谭继和认为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

　　抱团，但非一根筋

　　历史有证：蜀汉的党争

　　蜀汉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陷入党争，并因党争而亡。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一直在压制益州集团，包括国家时刻处于战争状态，这样就可以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益州集团对此非常不满，李严对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就不予支持。刘备自己也是外地人，很注意和益州豪强势力结好，重用法正、李严等人，与吴懿结亲来示好。但造成荆州集团对此不满，诸葛亮死后，继任者也不是益州人（蜀国四相没有益州人）。

　　魏国攻入蜀国腹地后，益州土著（马藐，谯周）接连投降,拼死抵抗的是姜维、诸葛瞻等外来户。

　　由于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在中原或江南，蜀中属于偏安之地，官员“出产”比例较北方和江浙要少，因此蜀地官员常常有浓厚的危机感，笃于乡谊，喜欢抱团，讲袍哥文化。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以张松、法正、谯周等为代表的蜀地官员，先是和刘焉父子，继而和刘备、诸葛亮以北方寓客和荆州人士为主的官僚集团，不断进行既合作、又摩擦的周旋，蜀地官员和荆州官员间的明争暗斗，贯穿了蜀汉历史的始终。

　　唐代韦皋、崔宁治蜀，都采取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措施，将以蜀人为主的幕僚集团用轮流做本地地方官的方法团结起来，轻易不放到外地或朝中，形成了庞大而牢固的本地官僚同盟；北宋以苏轼、吕陶等为首的“蜀党”，是所谓朔、蜀、洛三党之一，尽管在三党中声势最弱，但凝聚力却相对更强；明、清两代，蜀中官员尚乡谊也是出名的。这种抱团未必都是好事，却是蜀地官员的特色之一，三国的重义文化和袍哥文化在里面的用力尤其深。

　　专栏作家陶短房称，重视本地利益，而相对不执著于某种理念也是蜀中官员的一大特点。

　　谯周和范长生都是蜀中名臣，在当地德高望重，以博学和爱民著称，但他们却因“操守”被史家讥评，谯周先劝刘璋投降刘备，又劝刘禅投降曹魏，范长生身为晋臣，却和“非我族类”的巴氐李氏合作。

　　五代十国时，前后蜀许多名臣曾先后出仕两朝、三朝甚至四朝五朝，李昊因先为前蜀后主王衍修降表投降后唐，后为后蜀后主孟昶修降表投降北宋，被蜀人在门上题写“世修降表李家”的文字嘲讽；北宋的蜀党虽然抱团，但在政务方面却以柔和不偏执为人所熟知。

　　这些历史上有争议的名宦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以维护地方和乡亲利益为第一出发点，而相对不太在乎其它“大道理”，如谯周几次投降的理由，都是避免蜀中蒙受刀兵之祸，范长生和李氏合作，是为了保护青城山附近的饥民，苏轼在政治上的灵活务实，也和洛党二程在政治理念上的僵硬、刻板形成强大反差。

　　四川历史上少巨贪

　　历史有证：蔡京入蜀被拒

　　北宋范祖禹在《论李之纯蔡京札子》中曾讨论李之纯、蔡京谁入蜀更合适的问题，范祖禹认为蔡京不能被派任知成都府，原因有两个：一是蔡京“附会奸臣”，“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品德上有缺点；二是因为任职成都的文人回京后多成为执政，升迁为朝廷的重要大臣，执掌重权，如果蔡京知成都后，将会有此升任，后果不堪设想。

　　范祖禹的札子上呈后不久，蔡京改江淮发运使，李之纯再任成都。

　　也许后世的很多四川人都该感谢范祖禹，正是因为他的折子，让四川免于遭受蔡京这个后世公认的奸臣、巨贪执政。

　　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伍联群认为，如果排除范祖禹和蔡京在政治上的争斗因素，可见宋朝廷对选派的入蜀官员，在才与德二者之间，更倾向于后者。

　　从汉代开始，蜀人就被认为其性“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晋代张载则说“蜀人恃险好乱”，“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此后，“蜀人乐祸贪乱”，“蜀土习乱”，“蜀人性善柔，自古称兵背叛”也被大肆夸大，似乎蜀人特别喜欢犯上作乱，不易顺服。但历史早已证明，四川官场上从未出过杨国忠、蔡京、秦桧或者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大奸大恶之徒和巨贪。

　　古代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向来重德甚于重才。而在北宋时期，为了削弱蜀中地方势力，统治者对蜀人的任职也有明确限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特颁诏令：“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既是朝廷对蜀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作出明确规定。后来随着赵宋统治的巩固，选任官员的地区回避有所放宽，但朝廷对巴蜀地域的任官仍然有特殊规定。

　　从宋神宗熙宁年间针对巴蜀地域官员选任连续发出的诏令，可窥知其对蜀人仍存疑忌。

　　即使任用蜀人担任本地官员，也是有特别的规定：“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宋初朝廷不仅对巴蜀地域的高级地方官员选任比较慎重，就是对一些比较低级的地方官吏的选任也很谨慎。

　　有宋一朝，出任蜀地州府之官员，临行之时，皇帝都要亲自诏对，加以劝戒，授之便宜从事。任满之时，皇帝也要面询巴蜀事宜，亲加慰勉，加以擢用。

　　正是因为巴蜀地域的稳定关系着天下的安定和中原朝廷统治的稳固，统治者才如此看重巴蜀一地官员的任免。

　　宋朝哲学家袁燮说：“有才而无识者，不足以为蜀帅。有勇而无谋者，亦不足以为蜀帅。”这正是宋代对入蜀官员个人能力的特殊要求。入蜀官员的选定，都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要求。如果只具备较强的才干但缺乏忠厚的品性，照样不会被选任蜀地官员。而这些德才兼备者入蜀，对四川地区的官风和民风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故四川历史上出现的本地籍贪官和奸臣不能说没有，但都较少。

　　事实上，历史上各个朝代治蜀，都有当时的特点，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治蜀方针、策略和措施。但历代治蜀却有大致相通的一面，即是历代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治蜀时，除厉行中央方针、政策外，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聪明才智，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的历史与现实，制定相应措施，励精图治，而把着力点大体放在吏治、法治、发展经济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