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27日，巴基斯坦枪击案幸存者、云南业余登山家张京川在回到昆明后，举行了一场媒体见面会。张京川向媒体披露了自己在袭击中侥幸逃过一命的经过，并就登山费用和时间等网络质疑做了回答。
张京川介绍，他所在的团队有5个人，分别是张京川、杨春风、饶剑峰，还有一个美籍华人，一个土耳其人。
他们所宿营地海拔4400米，一共有40多顶帐篷。在事发前一两天，来自土耳其、伊朗等国的登山者到其他营地进行适应性训练。宿营地只剩下了包括三名中国人在内的11个登山者，以及约6名从当地雇佣来的帮工。上述进行适应性训练的人，也因此逃过一劫。此外，当地雇佣的帮工也未被杀害。
见面会上，提及杨春风时，张京川数度落泪。他说他和杨春风从2005年就开始在一起登山，杨的家境非常困难，几乎把自己一生的积蓄都用在了登山事业上。杨春风的离开，留下了年过七旬的双亲以及一个儿子。
张京川在见面会上呼吁全社会捐款帮助杨春风的孩子继续完成学业。捐款账号：6217858300006982376，开户行：中国银行乌鲁木齐石化支行，收款人：杨起云(杨春风儿子)，电话：13139881103(杨春亚，杨春风的妹妹)
此外，就网友质疑其公职身份、登山费用、时间来源的问题，张京川也进行了回答。张京川说，他此次登山是自费，登山所占的时间是其2013年的公休假，请的假期为6月8日-6月28日。他有23年的工作时间，公休假有15天，加上前后周末和补休，共有21天。
巴基斯坦当地时间6月23日凌晨，包括3名中国公民在内的共11名登山者，在南伽峰营地遭遇当地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0名登山者死亡，其中包括杨春风、饶剑峰两名中国公民，和一名美籍华人。张京川是唯一的幸存者。
【对话人物】
张京川，43岁，昆明人，业余登山爱好者，从部队转业到昆明市五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登顶包括世界第八大高峰玛纳斯鲁峰在内的3座8000米级别山峰。在6月23日的巴基斯坦枪击案中，成为唯一幸存的登山者。
遇袭
登山者凌晨遇袭，被强迫跪成一排，捆住双手
新京报：我们对不久前发生的悲剧非常痛心，希望向你了解一些细节。事发时，你在做什么？
张京川：我当时睡得很死，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我听见外面有人用当地语言吵了十多分钟，但想着别人会处理，就没有理会，直到有人把我的帐篷踢翻。
我拉开帐篷想看下究竟怎么回事时，一支冲锋枪抵着我的头，有人把我拉了出去，不得穿鞋子。
新京报：持枪袭击你们的有多少人，什么装束？
张京川：我看见的只有8个人。穿迷彩服，说当地话。胸前挂着56式冲锋枪。
新京报：杨春风等其他几人当时什么情况？
张京川：我被两个人拖着，走了不到七八步，就看到杨春风他们被捆绑着，排成一排，跪在地上。我也被要求跪下，就跪在杨春风和饶剑峰之间，杨春风在我右边，饶剑峰在我左边。一个人拿枪抵着我的头，另一个人绑我。被拖出去到被捆绑，前后不到三分钟。
当时，还有四五个外国人在营地较远的帐篷里。当时只有三个持枪的人看着我们一排人，其他人去了其他帐篷抓人。
新京报：当时你对这次袭击的判断是什么？
张京川：他们当时没有开枪，我就以为遇到了普通劫匪，来搞点外快。我就想，如果要钱就给他们，先保命。
枪击
张京川曾做逃跑准备，但认为遇到普通劫匪放弃逃跑，枪击时缩头躲过子弹
新京报：你打算过逃跑吗？
张京川：我刚开始被押着跪在那的时候有打算。我在部队服役，对突发事件算是有经验。所以在他们绑我的时候，我就做了手脚，尽量将绳索弄松。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解开捆绑的？
张京川：他们向每一个人索要护照和钱财。他们看上了我的手表，在取手表时，我趁机解开了手上的绳索。因为没绑紧，我解开绳索前后花了不到2分钟。表面上看还是绑着的，但手可以随时抽出来。
新京报：你还为逃跑做了哪些准备？
张京川：我观察了周围环境，设计了逃跑路线，我前面不到三米就是装水的大桶和炊事帐，我打算跑的时候先跑到桶和帐篷前面利于躲避。
新京报：其他人有试图逃跑吗？
张京川：没有。大家都是跪在地上，以为碰到抢钱的劫匪，没太害怕。我解开自己的捆绑后想帮饶剑峰解捆绑，但发现他双手是背着的，没有绑。
我说跑，他们说不要跑，要钱就给，不要惹麻烦。我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就也暂时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新京报：如果当时逃跑的话，有机会吗？
张京川：如果那个时候跑，我认为起码活着的人比现在多。
新京报：袭击者什么时候开枪的，你有心理准备吗？
张京川：搜刮完所有人的财物后，枪声响起。当时我完全没心理准备，只是下意识把头一低，身体紧缩在一起，然后，子弹擦着我的头皮飞过，我感觉子弹就从我耳边飞过。我的头皮被擦破一道5厘米长的口子。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道伤口，也没有感觉到疼，我是在回到大使馆洗澡时才发现。
新京报：据报道，你在逃跑时撂倒了一名袭击者？
张京川：我当时站起来给了他一肘子，就跑了，撂没撂倒根本没注意。
逃跑
跑“之”字形路线躲过射击，脱险后再冒险返回营地找卫星电话报警
新京报：你是如何在逃跑中躲过枪击的？
张京川：我按照此前设计的线路，呈“之”字形路线拼命奔跑，他们在后面对我射击。但是没有射着。
我跑到距离营地30米处的一个悬崖，毫无犹豫地跳了下去。好在山崖并不高，只是一个四五十米长的斜坡，我滚下去后，就躲到了下面冰河的一条缝隙中。
新京报：袭击者追过来了吗？
张京川：没有。我暂时安全了，但我不知道他们要待多长时间，如果他们待到第二天早上，我就暴露了。所以我必须找电话报警，把这里的情况说出去，找人来救我。我还得找对讲机通知山上的登山者，提醒他们小心。所以我决定爬回营地找电话。
新京报：那岂不很危险？
张京川：没有办法，等待更危险，当时夜色可以掩护。我爬回去差不多用了20多分钟，当时袭击者还在，他们离我差不多四五十米。帐篷都被他们撕坏，风吹着哗啦啦地响，他们在里面晃，在大喊大叫。
新京报：找电话顺利吗？
张京川：还行。我进入离我最近的帐篷，没有看到电话，又找了一个还没有，直到第三个帐篷才找到。拿到电话后，我万分惊喜，爬到附近5100米的高地上躲起来，分别给同事、杨春风的助手和尼泊尔当地一个公司打电话，均是要他们报警。
新京报：为何不给自己的家人打电话？
张京川：说实话，我当时拿起卫星电话，本来想第一个打给妻子，但我想她听到这些肯定会晕过去。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可能放心。
新京报：打完电话，你又做了什么？
张京川：打完电话后，我又注视了营地一个小时，确认袭击者走掉，没任何动静后，我又悄悄爬回营地，跑到枪击处去看，看有没有活的人。
新京报：当时什么感受？
张京川：我爬到了杨春风身边，摸了他们的脉搏，确定他们都死亡了。我想，我只是得到了一个活命的机会，我就是一只漏网之鱼，除了侥幸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
回家
新京报：巴基斯坦军方是什么时候来的？
张京川：当地时间11点左右,我从山上看到巴基斯坦军方后，主动走出来找了他们。当天下午，专机把我送到伊斯兰堡的中国大使馆。我在那待了两天。
新京报：你见到杨春风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心情？
张京川：老杨不在了，他的父亲便是我的父亲。遭受最大痛苦和折磨的是活着的人。
新京报：登南伽峰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张京川：所有队员都是第一次登这座山。在世界山峰中，南伽峰难度排名第二，死亡率排名第二。只有真正热爱雪山，想挑战艰难险峻的人才会选择南伽峰。我把登这座山看做对自己的挑战。
新京报：作为业余登山者，你是否曾对登山过程中的意外做好准备？
张京川：我们对雪山的凶险做好了准备，我们在出发之前，都留有遗书、遗言。
对登山的人来说，我们最后死于山上，不是失败，是价值的体现。但是死于恐怖主义，这是很难接受的现实。恍然如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新京报：那你会去巴基斯坦登山吗？
张京川：我想会的。我想把老杨的骨灰带过去，立个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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