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是亚洲最佳道路？
评周博新书《亚洲如何崛起》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日文章】题：不要只想到老虎评周博新书《亚洲如何崛起》(作者约瑟夫·斯滕伯格)
上了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日本财大气粗、傲视世界的年代。虽然每当我们购买三星手机或现代汽车的时候也不免带了几分敬意地提到那些斗志旺盛的韩国人，不过如今我们准备迎来“中国世纪”。包括台湾在内，这些国家和地区被称为亚洲“老虎”，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兴趣。
“三步走”实现经济奇迹
周博(乔·斯塔威尔)先生在他的新书《亚洲如何崛起》中试图对亚洲奇迹给出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他的书可以作为一本入门指导：分三步走实现你自己的经济奇迹。第一，对农村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鼓励农民对面积较小的地块进行耕种来实现产出最大化。第二，执行工业政策以扶持新生工业；对出口商下达规定，要求公司把产品出口到竞争更激烈的海外市场，以增强它们的竞争力。第三，利用金融体系支持上述两条，让资金流向出口商。
日本最早走上了这条路，其他国家纷纷步其后尘。早在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便取消大名的地方统治权，将他们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佃户。韩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效仿这种做法，台湾(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亦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率，直到10年后毛泽东对农业实行集体化运动。
然后是制造业。周博指出，亚洲“老虎”的目标是保护国内的龙头企业，同时迫使他们去海外市场竞争，而非退缩到缺乏竞争、利润丰厚的国内市场。日本和韩国实行奖励制，对成功打入全球市场的出口企业进行奖励，譬如说只给那些不断开拓境外市场的企业提供资金。
说到这里就要提到周博先生列出的第三条，因为政府常常喜欢把金融体系作为实施这些奖励的工具。出口成功的企业能够享受优先获得资金的好处；其他企业则不能。通过压低付给储户的利率，以便能向制造商提供较低的贷款利率(这被称作“金融抑制”)，亚洲政府可以让资金流向工业，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某些产业提供奖励。今天中国的银行就是这么做的。
政策代价被普遍低估？
曾出版过《亚洲教父》等著作的周博先生在本书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这些亚洲“老虎”实行的增长政策，同时还帮助读者分析为什么类似的政策在东南亚国家并不奏效。他指出，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来执行这些严厉的政策。若仅此而已，那么这是一本有用但并不完全的书。然而作者的目的是通过展示亚洲“老虎”并不开明的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表现得更为优秀，以此来驳斥新古典主义“效率”经济学。这是对亚洲国家崛起的一个严重误解。
举例来说，为周博所称道的那些政策执行起来代价远比他承认的要高。他没有提到前“大跃进”土地再分配时代死去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中国人。他也低估了被土地革命所破坏的资本形成。繁重的农业税和含糊农村资本积累。
类似的，作者淡化了亚洲“老虎”实行工业和金融改革的成本。把进口保护主义和金融抑制结合起来，就能让财富源源不断地从消费者手里流向出口企业，以促进投资。这无疑导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至少就暂时来说。但让低收入国家的穷人牺牲他们今天想要的消费水平来满足明天的“最优”增长，这是否公平？放开进口管制，让老百姓从随之而来的竞争中获益是否更好一些？
亚洲人自己在回答这些问题。在韩国，“经济民主化”这个词现在甚至意味着废除对出口商的工业支持，创造更有竞争氛围的国内市场。在日本，安倍晋三推行的许多改革会降低物价，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也在追求同样的目标。
与此同时，像印尼和菲律宾之类的国家正在经历迟到的增长冲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内消费推动。印度继续逐步推行有类似效果的自由化改革。自由贸易在亚洲国家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得出亚洲“老虎”的办法尽管其代价高昂对亚洲来说是最佳道路的结论之前，我们或许应该看看启用更开明的政策会得出什么实验结果，而这一幕才刚刚开始。
（未经《参考消息》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来源：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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