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杀狗的时候发现这条狗皮非常柔软，所以我决定把皮剥下来做皮垫，然后就在狗腿上割一刀，再把皮活扒下来，然后准备做烤全狗，可是当我把皮都给剥下来的时候这条狗竟然没死，还在欢乐地叫着，所以我只能再用刀把它的头给割下来，然后大卸八块。”
7月9日，广西人韦一鸣在他“专门用来杀狗”的微博上写下这段骇人的“战书”，鲜血淋漓的配图引来别人要“人肉”他的威胁。但他不以为意，反而遗憾血腥程度仍然不够刺激眼球。因为拍照的时候，狗其实已经死了，没有展现出从活物到餐肴的全过程。
事实上，这段文字只是韦一鸣的夸张描述，他既没有每天专门杀狗，也没有按照微博上说的那样虐杀活剥。渲染暴力和残忍只是为了挑衅他口中的“狗粉”，以达到泄愤的目的。
愤怒，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体验。群体的隔阂与分裂使得任何一个问题、一起事件、一种价值，都足以成为引爆点，惊雷乍起，人们迅速站队，做好斗争姿态。“狗粉”、“脑残粉”……贴给对立阵营的贬损式标签像一条无法弥合的裂缝。“粉”，已经从一种膜拜和崇尚，变成了认同切割。愤怒弥漫，每个人似乎都需要寻找一个出口，韦一鸣的出口就是“杀狗”给别人看。
为狗对峙
“我还嫌不够刺激呢，下一次要放更血腥的照片。”韦一鸣狠狠地说道。把文字刻意编得狰狞一点，更能制造残暴的效果。激起“狗粉”们的愤怒，这让他很有快感。“其实没有那么夸张，谁有那么无聊，只不过是给他们一个心理冲击。”
28岁之前，韦一鸣从来都不觉得吃狗肉有什么问题，他的柳州农村老家每家每户都养着好几条狗，逢年过节，“不听话”的狗就会成为当地人的盘中之物。
虽然在一个以此为风俗的环境中长大，但是韦一鸣并不爱吃狗肉，他嫌“硬”、“容易上火”。每次看到杀鱼宰猪的场景，也会“心里不舒服一下”。曾经养过的一条宠物狗被朋友带到外地走丢了，他为此心疼了很久。“我觉得爱狗和吃狗肉一点也没有冲突。”韦一鸣说，现在他就养着一只白色的东洋犬。
情绪的转折点是从今年的广西玉林荔枝狗肉节开始的，素有“荔枝狗肉夏至菜”说法的玉林，遭到了全国反对杀狗的爱狗者的批判和抵制，一群来自四川成都、广元，贵州、吉林、河北等地的爱狗者来到该市宣传动物保护。他们还呼吁当地政府予以取缔，激愤者开始在网络上问候食狗者的祖宗八代。
“他们太嚣张了，我们这里的人从小就吃狗肉，为什么要受到他们的谩骂、甚至对我们全家的诅咒。”韦一鸣感到怒不可遏，以前虽然也厌恶“狗粉”的做法，但是这一次针对的是他们广西人，这让他觉得不可忍受。“如果他们敢当着我的面说那番话，我肯定会出手教训的。”
不仅愤怒，他还付诸行动。当晚，他就去吃了一顿狗肉。自己吃仍觉得不够解气，他还把谩骂的内容转述给了那些平时不怎么上微博的朋友。“我的朋友说，那就让我们用吃更多的狗来反击吧，这样才能破除他们的诅咒。”于是，韦一鸣和他的伙伴们现在以平均每两天吃一次狗肉来纾解自己的情绪。
韦一鸣朋友的一条狗因为在工地上吃了骨头卡在喉咙里死了，自己不忍心烹煮，就把它送到了熟人的烧烤店代为加工。半夜，韦一鸣去吃宵夜，正好看到他们在处理尸体，就立刻拍了下来，放在了微博上。
挑衅的目的达到了，引来别人要人肉他的威胁和谩骂后，他更加兴奋于展示血腥。在菜市场买狗肉时，他会把宰杀的过程拍下来，摊主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拍这个。他把对朋友说的话又转述了一遍。“他们知道了以后，就叫我多拍一点。”韦一鸣不惜用这样的方式“散布仇恨”。
“我觉得那些狗粉都是未成年、年纪大的人或者那些被包养的女孩子，他们整天没事干，很多都是价值观扭曲的，都是一些没有修养的人。”韦一鸣眼里的“狗粉”应该就是这么一群人。而在对方看来，他这样不加掩饰的“非文明”行为肯定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需要用杀狗来表达对生存现状和社会现实的不满。
观念分歧的背后是对立双方互相的身份想象和认定，近几年，随着反对杀狗的爱狗者声势渐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诉诸直接行动，在高速公路上拦车救狗。而最近的几起恶狗伤人事件和是否应该禁养大型犬的争论，则进一步激起了矛盾。
似乎占据了道德优势的爱狗者把他们的“敌人”看做蛮荒不化、挣扎于底层的失败者，而沿袭并维护特定传统的人则把极端爱狗看成缺乏基本权利意识的暴力行为，他们爱狗，不过是因为生活的舒适和优越感，衣食无忧从而有闲心对他人的选择横加指责。
观念之争已经不仅仅属于动物保护的范畴，更像是阶层分野的标志。按照争端两方的逻辑和对不同阶层的一贯印象，是否吃狗，对应着想象中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事实上，韦一鸣很介意别人把他误判为底层，并且对处于底层的人颇有一种看不上的态度。
高考时成绩不理想，只可以读医专或者师专，父母就让他去当兵，退伍后便可以在当地安排一个稳定的工作。“福建省军区侦察兵里，我的体能算是比较拔尖的，各项都很优秀。当时，部队领导一直叫我留队，我受不了那种压抑的生活，坚持退伍了。”韦一鸣说。退伍之后，按照父母原本的设想在一个国企工作两年后，他就辞职去东北、江苏一带做服装批发了。家境在当地算是中等，自己目前开着一家手机店，“所以，我肯定不是社会底层啊！”韦一鸣说。
爱狗会上升为道德优劣，进而成为社会身份的问题还与普遍的社会情绪有关。人情淡漠、公德缺失、弱小者无力抗争，当这一切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大众的普遍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剥夺和虐杀尚且无力解决时，对狗施以爱心的要求便与之形成了错位，而无法引起更多人的共情。他们的主张会被对立者看做是有钱有闲的人无聊和伪善的过度反应。而至于“狗是人类的朋友”“吃狗是不文明的行为”这样的观念层面的论证和对话变得无足轻重。在被反对者那里，捍卫吃狗的权利，实际上是保卫自己的生活不受来自其他阶层的剥夺和倾害。
小时代的对抗
群体性的心理对抗，弥漫于社会中。最近的另一场对抗则与电影《小时代》有关。
《小时代》放映之初，影评人周黎明对它进行了非常不客气的批评。“该片对物欲和美色的炫耀完全是恶趣味的，郭敬明对于富和美的观念，如同一个小时候挨过饿的人，长大后看到一桌子食品时垂涎欲滴，没有淡定或自发的快乐，只有病态的贪婪。电影能反映现实，也能营造梦想，把镜头对准整日做白日梦的少男少女这本身不是错，但如果把恶趣味当作艺术来兜售，把修养理解成背诵诺奖得主的名字，把友情、爱情、亲情当作暴富展览的点缀，这样的影片票房再高，其境界也是高下立判的。”这番言论毫不意外地引来了郭敬明粉丝们的不满。
当郭敬明逐渐从一个曾经陷入抄袭丑闻的小文艺范作家演变为用最短时间实现了商业上的成功、并且不加掩饰炫富的青年偶像与社会符号，他的粉丝们也就成为了社会评价中幻想着一步登天、对财富和华丽生活充满迷恋的拜物教奴隶。因此，由他而起的争论便不再只是纯粹的审美取向和艺术鉴赏力，而是拥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分子对年轻人传递何种价值观的问题。
周黎明在微博上写道：“无数郭敬明粉丝围攻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老了，跟不上这个小时代了’，但你知道吗，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的那些东西，过上影片里那种生活，就得乖乖去找‘老东西’当小三小四小五，才有可能。”
忠实的“小四粉”们显然不能接受主流社会把他们定位为无知、浅薄、把各种奢侈品的logo当成信仰，他们的偶像和梦想中的生活不容亵渎。以至于只要说郭敬明和《小时代》的坏话，他们就会愤怒地搬出自己那一套逻辑：讲坏话的人都是因为羡慕嫉妒恨、少年得志、暴得功名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标杆，人家抄袭都能走红，这才是本事。
编剧史航对辱骂者的回复让这次争论变成了一场骂战，最初，他只是针对演员的演技发表了一些看法，并无意谈论价值观。即便这样，“小四粉”们也决不答应。“现在的孩子把知名度当成了一个是非标准，还有人说，你不评论《小时代》的微博只有几百条评论，谈《小时代》的评论就成千上万，所以是为了借此出名而已。这一代人更多以成功衡量是非，以数量来衡量成功。郭敬明的粉丝如果用这种思路和逻辑来跟我交流的话，他读什么书一定有重要的影响，是形成这种人格的重要支撑。”史航说，更让他失望的是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轻自贱。
“比如，他们说你一个大V、成年人就不应该去对骂或者回复。他们好像认为自己不配得到平等交流。论战中的平等对我们这个时代是有意义的。当我们以平等为荣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时代，当以不平等为荣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时代、烂时代。”
不过，对于粉丝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沉醉，而非平等。真实生活中的一无所有和不安全感让他们在虚幻而闪耀的城堡中得到抚慰。当他们的梦幻被戳破的时候，愤怒感便油然而生。那些批评者则是他们眼中落伍、妒忌的“老不死”，是无法接受年轻人上位的阻碍力量。一切批评的背后，指向的并非郭敬明本身，而是他们可能选择的未来和成功路径。
冯攀是曾经的“小四粉”，还在上中学时，他读了郭敬明的《幻城》和《左手倒影右手年华》。16岁那年，他在新闻里看到了抄袭事件。“我很伤心，甚至可以说愤怒，在我最纯真、最懵懂的年代，他欺骗了我。”冯攀说。
小时候，因为偷了家里的50块钱去买四驱车被父母暴打了一顿，他就开始有了明确的是非观念，不是你的，就没有资格要。而现在，郭敬明又一次火了起来，这让他又一次体验了曾经的愤怒。“一个敢于欺骗读者的人、一个文化剽窃者，凭什么得到尊重。一个在6年前你认为是人渣的人，突然又爆红了，一看新闻，买他账的都是和你当时差不多年纪的人，你会有何感想？”冯攀很是激动，3天里，他每天在贴吧里连续8小时不断发帖，22岁的他想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一下那些仍然处在癫狂中的少年们。
今天的中国，社会冲突中的暴力向观念和价值领域蔓延，人在心理状态上变狠，已经不仅仅是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才会产生的情绪。意识层面的互不接受和不可融合，已变得更具对抗性。
以财富、知识和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标准的阶层划分显然已经不能呈现分化社会里的人物群像，特定观念和价值符号下形成的群体正在固化为更加复杂的阶层区隔。他们之间的分裂，相互斗狠，隐喻着这个社会令人担忧的未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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