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错案道歉10年变迁

　　无法得知，在升迁率、评优率与错案率直接挂钩的司法系统，公检法主动向当事人做出每一次道歉之前，要走完一段怎样艰辛的心路历程。但可确定的是，来自过失机关的道歉，往往会成为事件进程的高潮，以及事件走向解决的标志。

　　这也是公众、舆论呼吁司法系统勇于道歉的主要缘由。本报记者发现，今年以来，法院系统主动道歉，已是从过去的“叫好一片”步入常态化。

　　12月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开全国法院先河，以高院院长身份，主动向两民事案件错案当事人张景华、齐东升道歉。他对张景华说：“老张，我们的案子办错了，我向你道歉！”在与齐东升交流时，还连连说，法院的工作没做好，“向你道歉”！

　　值得注意的是，张景华、齐东升两案，皆非中国司法系统内的重大案件。事实上，根据两案的标的，连大案件都称不上：张景华此前四处申诉，原因在于当地一建设公司拖欠他工程款28万元；而齐东升，则是因为骑摩托车被撞伤，理应获赔2.7万元。

　　根据新华日报的报道，早在今年年初，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法院院长史良成也曾向案件当事人张金霞道歉，原因是法院的执行工作没有做到位。史良成表示，我们这就安排人去执行。据报道，当天傍晚，张金霞就从法院领到了儿子工伤赔偿款21.7万元。

　　而2010年年中，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河南省商丘市政法委书记王建民，都曾主动向冤案受害人赵作海道歉。

　　“这是政法部门的耻辱！”王建民向赵作海以及众媒体说，自己代表市政法部门表示歉意，并说坚决不回避错误。

　　张立勇主动道歉，被舆论广为关注的另一个侧面是，错案、冤案纠错之难，以及纠错后，要得到司法系统的道歉，更是难上加难。

　　这有大量司法案例可循。已经为学界呼吁应改判多年的“聂树彬强奸杀人案”、“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就没有张景华、齐东升两人这般幸运。这两个案件，至今远未迎来当地法院自我纠错，并向当事人及其家属道歉的那一刻。

　　两案情节几乎雷同，被处死刑后，另案嫌犯主动供认自己是前案凶手，要求伏法：“不希望给别人背黑锅，也不希望别人给自己背黑锅。”

　　学界认为，聂树彬案、呼格吉勒图案，已经真相大白，人们甚至可以原谅办成这样惊天错案的法官，但前提是，错案责任人，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该处理的处理，该道歉的道歉，该给受害人昭雪的更该一刻也不耽误。

　　今年9月11日，国内不少法学家和刑辩律师，齐集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为聂树彬喊冤，并呼吁再审。聂树彬案律师称，一直要求再审，但现在没有什么回复，也没有什么坏的消息，就是等吧。“据我得到的消息，年内可能就会再审。”不过，鉴于年关已近，年内再审的可能性已是微乎其微。

　　河南省项城市一名法官认为，法院主动纠错难，在于错案与评优直接挂钩。此外，错案甚至与上级法院的评优挂钩，因为法院为降低错案率，承办人为减少错案，稍微有争议或难于把握的案件，均向上级法院请示，进行沟通，以取得意见一致。

　　本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006年，重庆市一中院就对外宣称，为确保审判质量，该院将全面实施差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凡是被评查部门发现有错案的，将对审案法官评优、评先以及提干资格实行“一票否决制”。

　　而在2009年年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宣布，对办案过程中发生违纪行为或出现错案、冤案的，实行“一票否决”，一律取消各项奖励和评优评先资格，并视情节轻重延长职级晋升年限。

　　这或是司法系统对错案二字极为敏感，对道歉二字，能不提，尽量不提的原因。

　　在今年4月份，发生于广东省汕尾市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犯罪嫌疑人廖位荣、林帝安被超期羁押8年，终审判决无罪，但最终，办理此案的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郑仕忠称：“这个案子可以保留我们的意见，不是错案，所以没道歉。”

　　事实上，廖位荣、林帝安案，仅为错案当事人难获道歉之冰山一角。

　　早在2001年，19岁少女麻旦旦被陕西泾阳县公安局以“卖淫”为名拘留，被迫两次做处女鉴定后，方还得清白。事后，麻旦旦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索要精神损失费500万元，并要求公安机关登报道歉。

　　最终结果是，麻旦旦仅获74元国家赔偿。一家媒体在当时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麻旦旦满面泪痕抽泣着上庭，而被告公安局拒绝在媒体上向麻旦旦道歉，诉讼代理人还说了“我们道哪门子歉”等过激言辞，旁听席上一时出现骚动，大家都不满公安局的做法。

　　陕西泾阳县公安局代理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周户称，在当时，公安机关不做登报道歉，是因为之前有了很多的媒体报道，已经使全社会都相信麻旦旦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且，正如有些媒体所说，“无论法院判决结论如何，媒体已经还了麻旦旦一个清白”，据此，在媒体报道范围内，应当说不存在名誉权损害。

　　不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表示，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对精神性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有的，该法第30条规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等，这些实际上也是赔偿方式。

　　其实，早在199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里，就做了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批复。

　　这个批复由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写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义务机关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在麻旦旦事件发生后一年，又发生了荒唐的“张修林夫妻看黄碟案”。时间是2002年8月18日，陕西省延安市万花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辖区内一居民家中正播放黄色录像。派出所遂派出4名民警前去调查，并将该夫妻二人抓回派出所。

　　之后，张修林突然又被宝塔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带走，随即以“涉嫌妨碍公务”被刑事拘留，并于几天后，被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该案引发社会热议，这也是张修林在案发后近4个月内就获公安机关道歉的主要原因。

　　不过，该案涉案民警、派出所所长，一直觉得委屈。其中一个民警，在当时被“待岗两个月”。待岗期间，每月不发工资，只有180元生活费，上班照常。

　　“我服从上面对我的处理决定，但是我做的并没有错。”这位民警说，“夫妻看黄碟，不是事情的关键，即使当时不是夫妻在家看黄碟，黄碟就是放在家里两人没看，民警也有责任去收缴。其实这事情不大，但经过媒体的宣扬却闹得很大，对于外界的种种说法，我现在已经麻木不仁了，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宝塔区公安分局一位副局长也觉得很冤枉，他说干警被打了，可现在大家还挨骂。这位局领导说，张修林被刑事拘留，跟看不看黄碟没有关系，是因为他袭警，以妨碍公务将他拘留的。

　　干警与这位副局长觉得委屈的另一个原因，或与公开道歉属于行政问责的种类，或至少并不光彩有关。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里，提及了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办法：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也是基于即便最终赢得诉讼，或被无罪释放，依旧难获司法机关道歉的原因，近年来，在当事人与司法机关之间，弥漫着一股不信法、信上访的情绪。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04年时，发生过为讨道歉，声言“当场碰死”、要赔偿、要上访、要登报的离奇故事，而涉案派出所无奈之下，只好向媒体求助，“讨个说法”。

　　该案发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西泉派出所在处理一起盗窃案时，抓住一名名为李鸣的同案犯。在被抓上车后8分钟，民警就从口音中辨出：抓错人了，此李鸣非彼李鸣。警察们于是商量要给李鸣打开手铐。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李鸣坚决拒绝打开手铐。所长徐军山赶紧给李鸣道歉，但李鸣提出三点要求，否则不让开手铐：第一，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恢复名誉；第二，赔偿精神损害；第三，赔偿名誉损失。

　　李鸣提了两个数字两万元精神损害费和5万元名誉损失费。事后李鸣承认当初开口索赔7万，是因为在气头上，但坚持要求在媒体上公开道歉，以恢复其名誉。

　　在事情无法解决的情形下，在场的警察和分局领导最终一致同意，找媒体讨个说法。

　　“我们这样做感到很轻松，反而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我们将自己的丑事大白于天下，让媒体来监督，这样做也是给李鸣在媒体上恢复了名誉。”临潼分局一位领导说。

　　临潼分局一位警察私底下说，过去抓错一个人，在对方屁股上踢一脚，他就高兴地走了，临走时还不忘说声谢。参与该事件的另一位警官则说：“公安现在不怕打官司，最怕的就是办错案子后对方上访，也害怕对方投诉新闻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