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城管打死人 个人之恶难逃干系

　　□特约评论员 娄士强

　　城管的丑闻从来没有间断过。7月17日上午，湖南临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南强莲塘村村民邓正加发生争执冲突，邓正加死亡。有媒体报道称，18日凌晨4点42分，当地警方出动200多人抢夺尸体，与死者亲属及围观人群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这是一起悲剧，人为的悲剧。那位口口声声“要打就打死”的城管队长也是能够自主思考的人，他确实有执法的职责所在，但同时也有决定自己行为方式的权利。过分强调城管制度或是管理体系的问题，只是掩盖了事件中个人的恶行，为个人的暴力行为减轻罪责。执法者对自身暴行的辩护以及公权力对施暴者的维护，最终害人害己。

　　城管打人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正是由于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不同事件都挂着城管的标签，舆论常常会把对城管制度的反思作为关注的焦点。在很多人看来，过分统一化、不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目标，以及把工商、市政等多个部门的执法权交给一个部门，必然会造成矛盾集中，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对立不可化解，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出现杀人害命的极端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的确，制度性的反思是必要的，毕竟这一桩桩悲剧都是围绕着城管发生，这里面肯定有共性的因素存在，但过分强调制度性的原因，往往就忽视了暴力执法中的个人因素。具体到城管打人甚至打死人的单个案例中，过于笼统地把问题归因于城管小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好像城管打人也是迫于无奈，这种想法纵容了那些伸出拳脚的个人，无形中帮他们减轻了罪责。

　　城管部门在城市管理中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城管制度还会继续存在，那么，身处其中的城管队员们，就真的逃不出暴力执法的漩涡吗？几年前，一本名为《城管来了》的书出版，在很多普通城管队员心中引发共鸣，书里面讲述的是一个80后城管队员对自己这份工作的无奈。看来，对城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普通的城管队员也认识到了，关键在于，在执法过程中做出怎样的个人选择，是把任务看得高于一切，还是给自己的良心留下空间。那些过分强调自己的无奈，拿制度因素给自己找借口的暴力执法者，无非是想推脱责任罢了。具体到城市管理方面，更有借鉴意义的要算武汉城管了，尽管他们创造的围观执法、举牌执法甚至是卧底执法都饱受争议，但这些方式减少了个人恶行的空间，对被管理者的人身安全有最起码的尊重，他们同为城管，但守住了底线。

　　各地不断爆出城管打人事件，还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相比城市管理者背后的公权力，单个被管理者的力量是单薄的，一旦发生暴力执法，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而假借公权力施暴的行为，很容易引起民意反弹，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对社会管理秩序也会形成冲击，甚至会导致暴力行为的不断升级。就在一个月前，哈尔滨城管对一名小贩暴力执法，就引来了围观者的不满。在这次临武事件中，一名小贩的死亡同样引发当地民众的愤怒，事后同样发生了警民之间的冲突。正是因为暴力执法的危害，更需要用法律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任何来自权力的包庇，都是对恶的纵容，极有可能引发公众与公权之间的对立。

　　目前，事件的具体案情还在调查中，但一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那就是卖西瓜的小贩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了。如果执法人员能够早早放下拳头，或许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就像冷战时期的东德士兵那样，出于职责要向翻越柏林墙的人开枪，但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是他们能够做到的。相反，如果总是想着自己手握执法权，为了执法目的不择手段，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害人又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