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东莞上访”
2005年，只有26岁的冀中星从此瘫痪在床，他的身体自肚脐眼以下完全没有知觉，饭要父亲做好端到跟前，小便要父亲帮忙，大便时，父亲要使劲儿按压他的肚子，然后用手一点一点抠出来。
这种生活不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年累月。冀家的小屋里常年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邻居也很少再登门。只是他们偶尔从冀家的房前路过时，经常会听到父子俩的争吵声，或者冀中星暴躁的埋怨声。
冀家成了大冀庄村最穷的家庭，其实，大冀庄村整体也不富裕，这里的年轻村民大多在外打工，留下的村民靠种点地谋生。
冀家的三间破房开始漏雨，家徒四壁，还是当地政府帮他们盖了几间板房。冀中吉已经成家另过，他有两个孩子，常年在外边打工，他还患了肝癌，只是这个消息他隐瞒了家人，大家都以为他得的只是肝病。家中就剩下冀中星和老父亲相依为命。
当地政府为冀中星办了低保，每月110元。此外老父亲种了1亩8分地，这里面父子俩各占9分，后来乡政府看冀太荣既要照顾儿子，又要种地，实在忙不过来，又给他也办了份低保。再加上后来冀中星的残疾人补贴，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冀中星父子俩全部的收入。
冀中星开始上访，但他的身体让他难以离开鄄城，甚至只是走出家门，他都必须得靠父亲的帮助。
冀中星最远的一次是到北京，在冀太荣记忆里，他只记得二儿子去过一次北京上访，“是在北京奥运会那年”，具体日子他已经记不清。
那次，当地政府带着冀太荣，去北京接回了冀中星。老乡苏华在北京见到冀中星时，“他腿上的裤子撸上去之后，腿都已经萎缩，很细很细了。可他以前是个多壮的小伙子啊。”
后来，冀中星还跑到菏泽，想从那里坐车去东莞上访，但没有成行。
而经东莞市信访局、市公安局核实，冀中星及其家人信访记录共有三次:一是2005年7月8日到东莞厚街镇公安分局上访，二是2009年9月致信中央政法委，三是2013年7月17日，东莞市信访局收到国家信访局转来冀中星在国家信访局网上的投诉信。
而最后的这次上访，冀中星并没有离开家门，他应该是在网络上完成的。但无一例外的是，最后的这次上访他仍然没有成功。
比上访失败更打击冀中星的，是他连走出家门上访的能力都没有。
冀家的争吵也从老爹做的菜难吃、没人帮他解手等等话题开始，统统以“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东莞上访”结束，每次，冀中星都要满怀绝望地大喊:“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东莞上访啊?我自己又去不了，也许去了，我们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可每次，老父亲都会息事宁人地叹息:“你已经这样了，又不能动，到那里吃的住的地方都没有，谁管咱们啊?”
10万元，总有用完的一天
冀家对赔偿的要求越来越低，刚开始律师建议要33万，后来一再败诉，赔偿金额降到25万、20万、15万、12万……有一次，东莞方面到河南出差，顺便到冀家去了一趟，提出赔偿8万元，“如果嫌少，那就算了。”
在鄄城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最终双方的赔偿金额定到10万元。2010年3月30日，深圳厚街镇公安分局与冀中星签订保证书，冀中星保证今后不再因为此事而到有关部门进行上访。
但这10万元并不是冀家希望的赔偿金形式，而是“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
据冀太荣说，他用这10万元给冀中星买了部笔记本电脑、摩托三轮车，还有一台麻将桌，逢年过节时，邀请亲戚邻居来家里打打麻将，天天呆在床上的儿子会偶尔笑一笑。
在邻居眼里，冀中星是“很正常的”，并没有悲观和仇恨。甚至，天气好时，冀中星会在父亲的帮助下，骑上摩托三轮车，到镇上转一圈买点零食，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出现。
但10万元总有用完的一天，除了吃饭，冀中星还会抽烟，还要看病。
冀太荣发现儿子迷上了电脑，他常常在躺椅上玩电脑，一直玩到睡过去，然后醒来第一件事，还是打开电脑。
他不知道儿子迷什么，QQ、微博、博客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还都太陌生，“虽然我认得几个字，但电脑上的字太小，我也看不见。”
邻居发现，他们经常几个月见不到冀中星出门一次。他躲在家里，越来越不愿出来。
冀中星又开始陷入焦躁，父亲做饭晚一会儿，上厕所不及时，或者水有些凉，他都会发火，尽管这是夏天。
“一会儿想开了，一会儿又恼火，永远气不忿，还说‘我死了一回了，我还怕死’?!”冀太荣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他QQ空间里，就有一些很偏激的话。”苏华说，他问冀中星，冀中星却又什么都不肯说，“我只是能感觉到他心里很痛苦。”
冀中星已经没有什么朋友可以诉说，长期卧病在床的现状，穷困的家庭以及家里难闻的气味，都让邻居很少再跨进他家的门。没有人会跟他交流，他不愿也没人可以诉说。
冀太荣觉得，冀中星抱着电脑睡着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直到有一天，他在最后一篇博客里，留下了一句话:“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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