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状者”赵明：我们的体制不该让我彷徨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发自辽宁大连

　　皱巴巴的花格子衬衫，白色短裤，头发稀疏，声如洪钟，长达8小时采访中，说到激动处，他不停起立又坐下；抑或重重敲打桌面，用脚将桌下组合柜勾开又关上。

　　不久前，辽宁大连瓦房店市退休警察赵明，因申请大连女骑警信息公开，质疑其劳民伤财，坐上了风口浪尖。

　　事实上，这已不是赵明第一次向公权力“较真”。早在2002年，他曾创下一天之内将两个政府部门告上法庭的纪录；公安局评他做优秀民警，他却将局里的违规问题捅给了公安部，导致其被全国通报；他开辟网站为百姓维权，却反腐反到了原市领导的头上……

　　他坦言自己很分裂，“体制待我很好，但很多事情我就是看不惯”。

　　申请公开：做一次“信息核试验”

　　从5月26日申请公开大连女骑警成本，称其涉嫌“乱花纳税人钱”开始，赵明度过了他64年人生中最煎熬的1个月，“躁死我了，烤死我了”。

　　申请提交次日，《中国青年报》就刊出大篇幅报道，全国数百家媒体予以跟进。5月28日，“女骑警成本”登上百度热搜榜。人民网专门推出网络调查，引来7158人参与，76%支持赵明。

　　与媒体的热烈相对照的，是当事人处境的微妙。

　　6月初，赵明的手机两次被流氓软件“呼死你”攻击，一度无法使用；领导问他，为何不事先打个招呼；老朋友断定“女骑警门”系他和媒体联手策划；有人在网上历数赵明的“罪状”，赵明一一否认后称，网上的“污蔑”是有组织的。

　　大连女子骑警队成立于1994年12月，一度成为大连名片，在“达沃斯”年会等大型活动中亮相，在人民广场等场合供游客拍照。不过，女骑警在维护治安中的作用，官方却语焉不详。

　　“我就找资料，发现中国并没有骑警这一警种。再研究政策，我们城市街道上，也不允许它们（马）行走。”赵明觉得，女骑警在程序和实践上都存在问题，它可以作为城市景观，而不应该由警方来办。

　　“不过，它该不该存在，需要对其投入、产出、效应、社会功能等综合评定，我是小人物，当然不知道这些。申请公开，让大家来评定，不好吗？”

　　赵明还另有想法，“很多监督政府的条文，都流于一般性号召，他想“检验”有关部门是不是真心接受监督。

　　可惜，这次“信息核试验”弄得他灰头土脸不说，公安局虽然公开了信息，也与他当初设想的市政府出面，监察、公安、财政、审计等几家联合释疑相去甚远。

　　事实上，这已不是赵明第一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去年底，他曾向瓦房店市政府申请公开价格调节基金流向。“当时有内部人士跟我反映，他们收钱后拿去乱用。”但物价局、财政局“冠冕堂皇，不说真话”的回答让他失望，赵明把回信直接转给了市领导，“看，他们这样答的。”

　　状告政府：是不是反潮流英雄？

　　有瓦房店官场人士认为，政府多年来待赵明不薄。

　　80年代初，父亲冤案还未平反，赵明就进入体制内；曾获“瓦房店市优秀人民警察”等殊荣；退休3年，还继续在交警队下辖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但赵明却屡次将政府部门告上法庭。甚至他所在的公安局，也因为赵明“告密”，被公安部“全国通报批评”。

　　时任市长徐长元刚到任时的疑惑颇具代表性：“你吃政府的，穿政府的，怎么专爱挑政府的毛病？”一时，“刺头警察”的称号不胫而走。

　　“我不是反潮流英雄，也不是什么斗士，只是经常看不惯。那些问题我再不反映，就要出大事了。”赵明说。

　　赵明初次与公权力“较真”，是18年前。1995年换发“九二”式机动车牌证，当地却借机设立“农村教育基金”、“城市增容费”等，车主须缴纳1500多元，才能换牌。

　　300多名车主不服，围堵市政府，引发群体性事件。被叫去维稳的赵明不声不响把事情经过写出来，一个电话报到公安部。后来，公安部就发出批评瓦房店的通报，发往全国。

　　赵明说告状有“隐情”：“去之前，我说，孙大队，我们本来就不该收费啊。他说，先别说这些，执行任务就行。可看到有人被抓，实在看不下去。”

　　事情解决了，赵明却遭了殃。他将“家丑”捅向全国，让时任公安局长恼怒。赵明遭到调查，他父母亲盖房的水泥有没有付钱，都成为调查内容。

　　最终结局颇有戏剧性。赵明给局里打电话，称要借5000元到北京上访，“我向公安部反映问题有错吗？”局政委等人做工作，此事告一段落。

　　2002年6月4日，赵明做出了一个更惊人的举动，他在一天之内将财政局、工商局分别告上法庭。

　　此前，瓦房店开始收“机动车辆人民教育基金”，交警队负责安检，安检的前提是有交费凭证。身为总检员的赵明需要不断给人解释。

　　“这本身就不合法，让我怎么解释？”赵明只好反映到有关部门，“但他们也不给明确答复，多问几次还不管了。”

　　在自认“驾驶员不满情绪疯长，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关口，赵明走进了市法院。4个月后，瓦房店停止征收“教育基金”。

　　在旁人看来，赵明状告或上告多部门，结局大多完美，但赵明叹气说：“解决了，又没解决。”

　　原来，当地“教育基金”等收费取消了，一些费用又巧立名目悄悄收了起来，赵明状告工商局所诉“小贩占道影响交通”的问题解决了，但“那个市场还是最烂的市场”。

　　梳理上述告状经历，不难发现，每次告状，赵明都遵循体制内规则，娴熟运用技巧，所以能屹立不倒、全身而退。

　　赵明也承认这一点，“最大的技巧，就是我反映的都是当时党和政府最关注的问题，提出时，一定要符合法律法规，绝不能触碰红线。”

　　对于合规，赵明所在协会出租车分会会长季业福深有体会：“他很重视程序，必须规规矩矩地按正常手续来，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有关红线，赵明以“女骑警门”为例：“我只要求公开信息。女骑警基地卖票我早就知道，但我不去碰。”

　　对于“越级”反映问题，赵明坦白地说：“这是我官本位思想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因为我说了，他不改；大官一说，就改。”赵明认为，现实中，反腐和监督是需要身份的，上级监督下级管用，下级监督上级就要付出代价，这让他感到悲哀。

　　有一年，当地高铁施工引发纠纷，矛盾最终集中在施工队和动迁户上，酿成恶性事件。赵明第一时间报告新华社，新华社做了报道，矛盾缓解了。有人却想要追究他，甚至私下指责他涉嫌泄密。

　　替人维权：找不到赵阳，就找赵明？

　　2012年冬天，瓦房店上访户李大姐第一次到赵明办公室。此前，她已经上访17年，在信访局门口，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她，找不到赵阳（瓦房店市市长），就上交通队找赵明试试吧。

　　事实上，赵明成为“维权领袖”，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分。

　　赵明的初中数学老师姜同新回忆，少年时代，赵明就很有个性，天不怕地不怕。家里穷，盖不起房，赵明就找瓦房店时任一把手，反映家中困难。一把手很感动，给赵家特批了一车木材。“当时我就想，一般初中生谁敢见那么大的官，还说得头头是道？”姜同新说。

　　文革开始时，初三毕业的赵明听到噩耗：父亲因参加农民自卫队，并被国民党抓走过、拷打过，被认定为刘少奇叛徒集团本村成员。

　　父亲被批斗，打弯了腰。赵明也受到牵连：征兵他去不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尽管已通读大学中文系教材，他还是在政审中被刷了下来，伤心痛哭。

　　“我也对父亲有意见，你没事参加什么自卫队？不过，我相信父亲是冤枉的。”文革中，赵明写好告状信，向中央、省市革委会申冤，但都石沉大海。

　　这期间，赵明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剧本《告状恨》，在村里上演，剧中妇女历尽艰辛，最终告状成功。

　　文革结束后，赵明背着一口袋材料来到北京，向信访部门申冤。1981年的一天，父亲终获平反。

　　“那时我就感到，当一个人有了不平之事，多么需要人帮。解决问题后，会多么感谢帮助过我的人，热爱这个国家。”这是此后赵明助人维权的心理基础。

　　渐渐地，“维权赵明”在瓦房店开始小有名气。状告政府后，来请他帮忙的人不断增多。2003年，赵明自费成立了维权网站，专门刊登百姓的冤情，还发布一些揭露腐败的信息。

　　最胆大的一次，是赵明闯进一名原市领导的办公室。有人称该领导上工程未经招标，赵明通过各种渠道证实后，去找这名领导。

　　领导说，你是谁啊。

　　“我是赵明，你最恨的那个人。”

　　“领导对我很客气，但最后没改。”赵明说，后来，这名领导调走了。

　　2004年后，赵明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捷径，维权方式由“告状”转向与官方合作。徐长元在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时，与赵明保持着密切沟通；现在，赵明仍定期向有关部门的领导上报《民情通报》，他还让记者看自己的手机，读出据说是对方反馈来的感谢信息。

　　近几年，已退休的赵明比平时更忙了。他常常一边帮政府化解上访纠纷，一边将老百姓的诉求上达。不过，每次四处求人找领导时，赵明就会后悔当初没有当官。

　　“原来有领导还找过我，说你想不想去干点啥，可惜我说我肯定干不了，结果，我一生中唯一带‘长’的职务就是家长。我要是当了官，老百姓来找我，那感觉：好，给你办了！”赵明一拍桌子，惊得桌上宠物狗“欢欢”不停叫。

　　孤独人生：“最可悲的是我自己”

　　在同事季业福看来，赵明是个孤独的人，这种孤独有外在和内在两重。

　　17年前，赵明的独子到美国工作，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不久前，妻子到美国看儿子，现在，家里就他和“欢欢”，他上哪儿都带着它。

　　下班后，赵明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网上”，继续“管闲事”。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去洗脚房，只喜欢写书法、听红歌，看《大雪无痕》、《国家干部》等反腐电视剧。

　　另一重孤独是精神上的，赵明觉得，理解他的人还是太少。

　　有时候，他感觉同事对他孤立，“敏感问题，很多人不愿意让我知道，怕我又捅出去”。在家，妻子见他管闲事常常惹祸上身，苦劝无效后，采取放任的态度。

　　“瓦房店有些人恨赵明，恨不得他出事”。老师姜同新觉得，这也迫使赵明保持孤独。

　　“我为什么爱好少？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我知道什么是陷阱，有老板请你去按摩、洗浴，第二天传出去，我的声誉就完了，啥都没了。”赵明坦言。

　　除了孤独，赵明感受很深的还有彷徨。维权遇到挫折，或收到电话威胁时，他就想放弃，“搞得遍体鳞伤，图啥啊？”但一见当事人的眼泪，马上又来了“犟劲”——“我帮你！”对此，他自己也感到分裂，并将微信取名为“彷徨的苦斗者”。

　　他说，苦斗，既是和某些黑恶势力，更是和自己，“最可悲的是我自己”。但更让他困惑的是，“我们的体制不该让我彷徨，应该让我雄心勃勃、扬眉吐气才对。”

　　6月27日，赵明向大连市政府申请公开女骑警信息整1个月。《廉政瞭望》采访中，他不时接待来找他维权的人，并向多日不见的老师自嘲：“瞧，我又惹出了一件大事，四川都来记者了。”接着又说：“别扩散了，我想把这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6月28日下午2时至3时，此前媒体称已多日不见的女骑警，出现在大连市星海广场。《廉政瞭望》记者在现场看到，4名女骑警，两两一队，在广场各角落交替停驻。游人涌上前，争相欢呼拍照，女骑警予以配合。

　　不过，大连市女骑警训练基地仍对游客紧闭。女骑警工作人员称，开放时间还需等通知。

　　对女骑警，赵明似乎已不想关注太多，他说最近正忙另一件事——有农村基层政权被黑恶势力控制，他正准备给市里写调查报告。

　　“有些人说，这太忧国忧民了，但我觉得义不容辞。弄不好，要出大事儿的！”赵明抬高声调，站起身猛地走过来，虎虎生风。

　　对话赵明：我不是斗士，是体制的忠实维护者

　　《廉政瞭望》：你多次被攻击，想到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赵明：我原来被调查时，曾想过要坐牢，给家人也做了交代。这个社会，你触动了谁的利益，谁都会对你不满意。报复不报复，报复到哪种程度，就看社会形势的发展了。现在我觉得情况在慢慢变好。

　　《廉政瞭望》：你妻儿都在国外，网上一些人说你是“裸官”。

　　赵明：我不是裸官。首先，我不是官。其次，老伴只是过去看孩子，不久还会回来。当时儿子给我们申请绿卡的时候，我说你办这个玩意儿干啥，他说往来方便。但拿了得长期在那里住，我不可能做到，现在早就作废了。

　　《廉政瞭望》：你对官民之间有隔阂怎么看？

　　赵明：现在，老百姓最喜欢谈的就是哪些贪官被“两规”了，虽然有些传闻不实，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官民之间有隔阂。我觉得，干群关系紧张，关键是执行者没把上级的政策原原本本地执行。但说实话，要做到这个太难了。

　　《廉政瞭望》：十八大以后，中央大力反腐，提出“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等，作为普通百姓，你有什么期待？

　　赵明：现在腐败现象很普遍，就是应该治标。治本是渐进过程，强调了治本，很多地方治标就不积极了。我也关注制度反腐，但要把它落实到具体政策，还要强化执行，否则就是空对空。

　　这次申请公开，我算是有切身感受，我们号召人民监督，我这才监督一下，有些人就受不了了，污蔑打击报复。可见，要让说真话者不吃亏有多难，应该从体制机制上给予保护。

　　《廉政瞭望》：你对一些反腐热点问题怎么理解，比如财产公开。

　　赵明：财产公开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步骤，我的财产都可以公开，只是现在提的是官员财产公开，我不是官。

　　刚才讲了官民隔阂，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官员财产一天不公开，老百姓对政府的距离感就会存在。但操作起来也难，有官员的勇气问题，也有公开出去以后，如何界定腐败的问题，财产藏匿的问题和老百姓理解的问题。

　　《廉政瞭望》：如果再有一次选择，还会选择帮人维权、告状吗？

　　赵明：选择有用吗？不瞒你说，我一直喜欢两个职业，一是记者，一是律师，都是担道义，又有话语权。但我没有大学文凭，都没做成。

　　现在想想，这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原来一个央视编导跟我说，赵哥你一个普通的警察，在瓦房店这个小城里，做一些全国都知道的事，我听了很感慨。但维权、告状，也不是我主动要去做，是被动卷入的。

　　《廉政瞭望》：你现在最担心什么？

　　赵明：我很阳光，不是反体制的斗士，是体制忠实的维护者，但谁来准确地理解我的想法？有时我自己都不理解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