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位普通农村女性以一己近乎偏执的复仇努力最终推动了司法进步的过程，但对于唐慧来说，这是一位母亲为爱女申张正义的过程
本刊记者/杨迪(发自湖南长沙、永州、北京)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这是2013年7月15日9时15分。
15分钟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楼中审判庭迎来了27家新闻单位的51名记者，此外还有5名外国记者，并破例允许携带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要为这个吸引全国媒体和公众关注的案子做一了结。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法官说出这几个字时，全场瞬间安静了，只有几声相机的“咔嚓”声。坐在原告席上的唐慧低下了头，中分而后垂下的头发遮住了脸，没人能看到她的表情。
“1、撤销永州市中级法院(2013)永中法行赔初字第1号行政赔偿判决。2、撤掉永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永劳赔决字(2013)第一号行政赔偿决定;3、由永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赔偿唐慧被限制人身自由9天的赔偿金1641.15元;4、由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观众席上有人低声问：“这是算唐慧胜诉了?”
没人回答。大家都在忙着打电话、发短信，争取第一时间向自己的媒体传递消息。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位普通农村女性以一己之力推动司法进步的过程起诉永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使其撤消了近一年前所做的劳动教养决定，并承认无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需要付出代价。
很难想象，一个毫无资源与人脉的普通农村女性，仅靠不断上访、申诉、以及当地官员认为的各种“胡闹”举动，竟然走了这么远。她无疑是中国众多上访者中最高调也最成功的一个。
但对于唐慧来说，这仅仅是一位母亲为爱女申张正义的历程。7年前，唐慧11岁的女儿乐乐(化名)失踪，几个月后，在一个色情服务场所被找到。女儿哭诉了她在那里的遭遇……被迫卖淫、毒打以及轮奸。
唐慧的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七年间，这个案子的所有环节，几乎都是在她的推动下完成的：立案、查封、抓捕、一审、二审……8名公职人员受到处分或免职，直至唐慧自己也卷入其中，被劳教，被释放，紧接着提起上诉及国家赔偿。
然而她说，她的全部生活都停滞在了七年前的那个国庆假期。
一
追寻法律的正义开始前，唐慧还不存在。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只有一个叫唐满云的人。
她是家里六个孩子的老五，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一家都靠父母种地为生。
小学三年级时，妈妈突然对她说，家里决定让她放弃读书，回家照顾患有先天小儿麻痹的弟弟。那时姐姐们先后出嫁，哥哥们还在上学，父母忙于务农养活全家，实在无法分出精力，作为在家里最不受重视的老五，父母决定就此牺牲她的前途。
这个决定让家里的其他孩子有些吃惊。她的大哥说：“满云是我们家最聪明乖巧的一个。”她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还经常偷偷把哥哥的作业拿去，照着一遍遍抄。
9岁的唐慧接受了这个决定，但她足足哭了一下午。“我当时一心觉得，自己以后都要成为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她说，“我的人生都将是灰暗的。”
这种心情没有影响她多久。她顺从地承担起全部家务，洗衣做饭，随时给身上沾满屎尿的弟弟换洗衣物。不过，她很快就下了决心，要努力走出这个小山村。17岁那年，她如愿以偿，先是去了长沙，后来又到了南方城市广州，成了一名打工妹。
几个月后，她成了一家服装工厂缝纫生产线上最熟练的女工，每个月可以赚八九百块钱，在1990年，这是不少的收入。唐慧非常满足，“如果我能一直干下去，很快就可以攒下做小生意的成本。”工休时，她喜欢看琼瑶小说，小说里那些诗意语言和浪漫爱情令她着迷，善良的女主人公成了她的偶像。后来她描述女儿的经历时，也会用琼瑶式的腔调说，“我的心就像心被撕裂了一样。”
但没过多久，母亲就打来电话，要她回家照顾病重的父亲。母亲刘和英的决定是经过权衡的，“在外面打工的孩子里，老五赚得最少，所以她回家最合适。”唐慧解释说，姐姐们虽然能赚到1000多块钱，但她们已经外出打工两三年了，而她还只是个新手。但她最终还是服从了母亲，再次回到家里。
书读不了，也打不了工，唐慧只好沿着另一条乡村女性的命运走去。21岁时，经人介绍，唐慧嫁给了邻村青年张杰。这是个不太爱说话、老实本分的人，既不向往外面广阔的天地，也不憧憬浪漫的爱情。唐慧觉得和张杰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哪个农村女人不是这么过的?”她接受了命运，直至女儿乐乐诞生。
二
每当说起女儿，唐慧的脸上便会浮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神情，声线降低，眼神温柔。“唐慧案”后，唐慧接触过很多媒体、律师，但几乎没人见过乐乐。唐慧也声称，为了保护女儿，“绝不让她多见任何一个陌生人”，但只要她提起乐乐，她的表情告诉大家，她的眼前正浮现着女儿的样子。
乐乐的出生，使唐慧觉得拥有了一种力量，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重新实现业已破碎的梦想。她最初的希望是把女儿培养成“琼瑶小说中的女主角”，温婉美丽，多才多艺。为此，她要努力让她读最好的学校，琴棋书画，只要女儿喜欢，全都要学。
这需要钱。唐慧决定开始做生意。她最初在家里办养鸡场，因为不懂技术，几百只鸡，都死了。又养了几只猪，也赔了。折腾两三年，都没有什么结果。唐慧放弃了开养殖场的打算“那需要很大本钱，我没有”决定进城发展。
就这样，一家三口在1998年搬到了永州市零陵区县城。没有本钱，也没有文化，唐慧最开始在客运站停车场摆摊卖烟、卖水，有了点积蓄后开了个小饭店。但不凑巧，非典来袭，饭店没生意可做，她只好又改卖学生用品。
在唐慧眼里，丈夫张杰对生活没什么想法，是那种做什么事都嫌麻烦的人，在邮政局做一份十分清闲的工作。唐慧于是主动承担起养家的重任，里里外张罗生意，闲时做家务。唐慧爱干净，每三个星期就要彻底清洗一次床单被罩。而张杰的主要责任就是接送乐乐，和陪孩子学习聊天。唐慧每天很晚才能结束生意，通常在九十点钟才能回到家里。女儿大多都已经睡着了，如果恰好没睡，唐慧就会陪她聊聊天，听孩子说说学校里的事。
直到2005年，进城第七年，唐慧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赚钱的生意卖“绝味鸭脖”。这是个忙碌的营生：每天凌晨三时即起，买鸭、褪毛、切鸭、炖汤、下料、卤鸭……这样忙活十余小时后，可以卤好20多只鸭子。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后，在永州市医学院附属学校门口，就可以看见唐慧推着三轮车卖鸭脖子身影，直到全部卖完，才回家。她从每天卖四五只鸭做起，生意红火后，最多时一天能卖30只。除了丈夫帮忙进进货，剩下的工作都是她自己做，从凌晨忙到深夜，在一张普通的木板床上简单睡几个小时，又是同样的一天。
靠着“绝味鸭脖”，这个家庭一天的纯收入可达两三百元，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元。从小就追逐彩虹、梦想出人头地的唐慧，在人生的第33年，终于有了将要抓住彩虹的感觉。她不仅要抓住彩虹，还想要开个大型副食品超市。
她当然没有忘了她的另一个彩虹。尽她所有的力量，她给予乐乐想要的一切。乐乐不喜欢吃辣椒，唐慧也戒掉了吃辣;乐乐8岁时，唐慧送她去学跳舞，乐乐说老师的电子琴很好听，唐慧立刻就给她买了一台;琼瑶小说中的女主角，漂亮是必不可少的，唐慧自己很少打扮，却给乐乐买了很多衣服，“只要她说喜欢”。
乐乐五岁时，唐慧正艰难地从摆烟摊转行到开小吃店，无力应付，她把乐乐送回老家上学，但两个月后，她无法忍受与女儿分离，又把乐乐接了回来。
小学三年级时就被迫辍学，在唐慧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唐慧说，每次路过县城高中的学校门口，便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她因此对女儿的学习成绩极为关注。“要好好读书，才不用像妈妈一样吃这么多苦。”因为无法辅导女儿，每看到女儿学习不努力，或成绩不理想，唐慧就搬出这套说辞。久而久之，女儿也有些厌烦，会跟妈妈顶嘴，唐慧急了，也动手打过她。不过，母女的交流也仅限于此。女儿忙于上学，母亲忙于生意，各自的世界渐渐疏离，不知不觉中，女儿长大了。
三
2006年10月1日，11岁的女儿乐乐告诉唐慧和同学一起去滑冰。谁知，竟然一整夜没有回来。唐慧给所有的亲戚打了电话，但没敢去问乐乐的同学，怕别人会议论乐乐夜不归宿。第二天一早，一个亲戚在一家超市门口见到了乐乐，正一个人披头散发、闷闷不乐地站在那里。
这位亲戚把乐乐送回了家。乐乐的解释是，滑冰之后太晚了，住在了同学家。唐慧很生气，但她看到女儿一副胆怯的样子，便没再追问。“如果是学习的事，我肯定会骂她。一晚上没回家，我虽然也很生气，但更多的是着急，看到她回来了，就安心了，想等孩子情绪好一点再说。”之后，乐乐告诉唐慧说胳膊疼，唐慧便领她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扭伤，唐慧感觉到女儿似乎有什么事在瞒着她，又不知道该怎么沟通。
两天之后，10月3日中午，乐乐的姥姥要来，张杰让乐乐去买个西瓜，过了一会，张杰发现女儿房间没有动静，推门去看，只见乐乐不在，桌上留有一张字条，“我要出门一段时间，我不得不走。”他赶紧打电话，把正在外面卖鸭脖的唐慧叫回家。
唐慧一秒钟也没敢耽误，慌忙收摊回了家，然后就拿着字条去派出所报案。“我的孩子失踪了!你们快帮我找。”警方表示：孩子留下字条，属于离家出走，按规定至少要24小时后才能立案。唐慧按捺住性子，不吃不睡地等了24小时后，再次赶到派出所。警方告诉她，仍然无法定性，只能暂时按照失踪做备案。
唐慧收起了与“绝味鸭脖”有关所有东西，开始自己寻找女儿。她找出一张女儿梳着两个小辫子、咧嘴欢笑的照片，印制了几千份寻人启事，“如有发现，请收留此女孩，并联系我或报警，当面酬谢现金2000元，绝不失信。”白天，她拿着寻人启事散发给路边的三轮车司机和摊贩，晚上则和张杰骑着摩托车，到闹市区的宵夜摊位，挨家挨摊地搜索。只要看到个头差不多、梳着披肩长头发的小姑娘，就跑过去看。可没有一个是乐乐。
慌乱之中，唐慧把自己获得的唯一的线索告诉了警方：邻居家一个王姓青年和乐乐关系不错，这个王姓青年现在也不在家，“一定是他把乐乐拐跑了”，她推断说。
一位值班办案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唐慧是在一天晚上九点多突然跑来的。那时，离乐乐失踪已有三五天，唐慧不仅天天到派出所来，还向派出所上级单位永州市零陵区公安分局举报派出所不重视。因此，听了唐慧的陈述后，他马上去王家调查。王家说，这名青年一直在广州打工，近期没有回过永州。这位民警于是要求王家把青年叫回来接受调查。
但唐慧已经坐不住了。她央求自己的大哥，亲自去广州番禺寻找。
几天后，王姓青年回到永州，主动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在七里店派出所上报的调查记录结论是：一直在外打工，没有作案时间。
派出所告诉唐慧王姓青年没有嫌疑，但唐慧说，“只是坐在车上简单聊了聊，就要放人，那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查得清楚?”
她说，她跪在派出所副所长的面前，拉着他的衣服哭求，一定要认真查，不能这么轻易就放人。与此同时，唐慧的大哥带着一群亲戚赶来，包围了派出所。
永州市公安局一位当时在场人士说，那是第一次见识了唐家的厉害，他们不仅围住了派出所，还撕烂了民警的衣服。但唐慧说，她只是一直跪着哭求。
警方最终不得不将王姓青年关进了拘留所，但到了合法拘留的最高时限24小时后，警方发现仍然很难将王姓青年释放，因为唐家人再次聚在拘留所门前，“监视”警方是否会将这个他们视为的嫌疑人释放。民警最后在拘留所后院的围墙边搭了个梯子，用这种方式“释放”了王姓青年。
五
唐慧因此走上了上访之路。
“这个女人啊!”说起唐慧，富家桥镇副镇长顾俊龙无奈地摇着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执著、聪明、胆大、又有些吃软不吃硬的女人，是个“难搞”的角色。
2007年10月，唐慧第一次为加快一审开庭到北京上访。她原计划在天安门发传单，但在安检时就被查出，由西城区公安分局扣押，开出训诫书，送往马家楼北京上访人员救济中心。自此便在富家桥镇“挂了号”。
由于上访维稳的“属地管理”原则，虽然乐乐案既没发生在富家桥镇，也不牵扯镇政府，但最终要由富家桥镇政府对唐慧的上访负责。
永州当地信访考核制度要求进京、赴省上访“零指标”。零陵区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又实行“百分制”，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一项就占50分，在“特别防护期”重大节日及重大会议期间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个访”和“进京非正常个访且登记挂号”，每人次分别扣4分、8分。如接到北京信访方面的通知，相关单位要在24小时内赶到北京，否则扣5分。这些都关系到镇政府工作的年终考核，关系到是否被“一票否决”。
顾俊龙于2008年10月调到富家桥镇任职。得知唐慧这个“难搞”的角色后，他请唐慧吃了一次饭，打算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出乎他的意料，饭席中，唐慧没有喋喋不休地谈论女儿的案子，只是唠唠家常，还不时帮忙倒水、添饭。顾俊龙想，这个女人看起来挺懂事的。
可是，一旦玩起上访与接访的猫捉老鼠游戏来，唐慧就变了。
一年两会前夕，镇政府派了七八个人守在唐慧家楼下，以防止她去北京上访，唐慧直接从后院翻墙跑了;火车票实名制以后，唐慧常怕自己的身份证买不了票，常借用亲人的身份证买火车票，或绕路广西再进北京;有一次，镇政府干部在长沙把准备去北京上访的唐慧截住，关在一个小旅馆里，唐慧竟然用床单绑在阳台上逃了出去。
为了稳住唐慧，镇政府也想了些“怀柔”政策。先是主动提出为唐慧全家六口人(唐慧一家三口，唐慧公婆和母亲)申请了农村低保，为了提高低保标准，后来又把他们全家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她就在这时改了名字，从唐满云，变成了唐慧为了保护女儿，不让人知道真实身份，她一家三口集体改了名字。
2008年后，唐慧一家开始享受城镇低保，最初每月拿458元生活保障金，2009年提至848元，2011年再次提高到1328元。逢年过节，镇干部就带着米、面、油去看望唐慧。顾俊龙说，他们希望能和唐慧做朋友，取得信任，然后相互理解。
不过，对付唐慧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苦肉计”。干部们发现唐慧虽然言语强悍，其实心肠很软，一旦干部们摆出可怜的样子，请唐慧理解他们也有家要养，唐慧就会放弃本来的上访计划。“你去了北京，我们就会乌纱帽不保，我们也是农民的孩子，走到今天不容易。”“特殊防护期”之前，干部们常这么请求唐慧。
对于镇政府干部，唐慧抱着一种奇怪的感情。这些人常年和他在一起，彼此明白对方的诉求，甚至相互理解，却没有办法互相妥协。有时，唐慧逃脱看守后，还会主动打电话通知对方，让他们别找了，回家吧。有时这样做也会失策。那次用床单出逃成功后，唐慧给接访小组中的派出所副所长打电话，没想到，对方很关切地问：“从那么高的阳台跳下来，脚有没有受伤?”唐慧忽然觉得，这个人是在关心她，而不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便乖乖跟接访干部们回了家。
镇政府也会给唐慧送钱。唐慧有时会收下，有时则会拒绝。对于这种方式，双方各有表述。镇政府说，这是因为唐慧有时会委婉地表示她需要用钱。而唐慧则说，她从没来没表示过，镇政府主动送来，“收了，他们就才能心安”。
根据富家桥镇政府财务所整理的《富家桥镇2007年-2012年上访对象唐满云(唐慧)接访费、困难补助及工作经费明细表》，从2007年到2012年的五年间，唐慧一共接受了19万余元(包含6万医疗纠纷款及张杰29000余元的工程款)救助款。
这段期间，乐乐案终于2008年4月一审开庭，一个半月后宣判：六名犯罪嫌疑人中，两名死刑，两名无期，两名有期徒刑15年，附带民事赔偿9万元。
令人关注的是，被告、受害人与检方均对判决不满。被告六人均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检方认为，对个别被告人“审判程序违法”“量刑畸轻”“适用法律错误”;而唐慧认为，对所有人都判得太轻了应该全部死刑。
三方均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2008年8月，湖南省高院做出裁定，由于一审中法院没有为其中一位被告人指定辩护人，限制了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09年4月，永州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宣判，维持原来的一审判决。
唐慧不同意。她的目标很明确全部重判!并且要在判决书上写明有“强迫卖淫”的行为。为此，她曾在一名审判长的办公室里住了18天，吃、住，还在里面洗头。离开前，居然还让法院同意出示了一份证明：唐慧抗议不是无理取闹，确因法院判决有过失。
在永州要求没有获得满足，唐慧便去北京上访、撒传单。至2010年年初，她已被行政拘留过两次，第一次8天，第二次5天。“不过我没有在拘留书上签过字。”唐慧说，“我不认为我有违法行为。”
无论是永州市，还是富家桥镇，在与唐慧周旋了近四年后，渐渐拿她没了办法。“这个偏执的女人要求全部判死刑真是无理取闹。”他们私下议论，但没人敢当着唐慧讲出来。
七
然而，似乎命运没打算就这样放开她。
2012年8月2日，几名民警来到唐慧简朴而整洁的住处，她为女儿买的法律书已经收到抽屉里，多年的上访材料也整理封存在一个麻袋里，码放在房间的一角，而唐慧正在花店里干活。
警察把她带到了一个宾馆，开始了对她审问，“你是否在雅礼中学上访过?”“是否在省委大院拦过党代表的车?”唐慧警觉地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我要见我的律师”，她说。她还没见到律师，第二天，就见到了警方对她出示的一纸通知：永州市劳教委做出《劳教决定书》，判处唐慧劳教一年零六个月。
律师甘元春收到唐慧丈夫张杰的求救短信后，第一时间发出微博：“紧急呼吁，永州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受害人母亲上午来电，她持湖南省高院认定永州公安帮被告人做假立功的判决到公安厅投诉，要求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今日被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派十余持枪特警扣留，目前失联。【评】拘禁家属，就可以掩盖作伪证的罪恶吗?”
律师和媒体的呼吁，唤起了公众的记忆，2010年对此案的零星报道被重新找到并转发，乐乐的遭遇、上访妈妈的故事，而且还有了一个更吸引人的“引子”仅仅为了给被迫卖淫的女儿讨公道，多年上访的母亲被判劳动教养。就连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发布评论：“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唐慧曾经渴望的全社会关注，此时终于到来了。这个悲情的故事，使法学界讨论十年的劳教制度存废问题，占据了各大报刊的封面报道或头版。“经过十年来的公开讨论，作为一种不经审判而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劳教制度‘违宪、违法’是社会共识，”率先做出报道的一家媒体这样评论：“改革已到临界点。或改或废，均可讨论，但不能接受的是，维持原状，原地踏步。”
一家媒体的记者在一年前曾就劳教问题采访有关部门。得到了答复是：劳教问题是禁区，不能讨论，你们不知道?眼下，他看着各大媒体争先恐后地在显著位置标出“劳教”二字，各种荒诞的劳教遭遇和理由相继浮出水面，心里始终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年前的禁区突然成了开放区。
8月4日下午，永州市公安局连续发布了12条长微博，称唐慧闹访、缠访、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单位和社会秩序，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因此决定对其劳动教养1年6个月。不过这些信息随后均被删除。事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分析报告指出，永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的举动引发了“舆论强烈反弹”。互联网和微博上充斥了“放人”的呼吁，就连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也没有维护本省的决定，在微博上公开呼吁释放唐慧，拥有510余万“粉丝”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更是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在微博上喊一次“放人”。
事实上，永州市方面对此也感到委屈。在长达六年的上访历程中，有关部门曾三次建议对唐慧进行劳动教养，永州市劳教委都没有批准，反倒是这次遵循上级精神做的决定，把他们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批判的众矢之的。
唐慧被关在株洲市白马垅劳教所的监所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舆论英雄”。她反复想的都是：“我完完全全被政府给骗了。”
但唐慧已成为对抗劳教制度的一个符号。8月6日，胡益华与甘元春以唐慧代理人身份向湖南省劳教委发出了《行政复议书》。随后，李莉也从北京赶来，与律师们汇合后，共同赶往劳教所。虽然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李莉说，她冥冥中有预感：唐慧很快可以放出来。此时，同时兼顾几个案子的律师胡益华，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凌晨五点，距离白马垅劳教所还有最后30公里，胡益华实在太困了，就把车停在路边，稍做休息。刚刚闭上眼睛半个小时，李莉就接到电话：唐慧被释放。
他们赶到劳教所时，看到唐慧正在与前来接她的镇政府人员撕扭，显然是不愿意和他们一起走。事后，唐慧回忆起李莉的出现时，仍然含着泪水说，“看见莉莉从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上天派下来的天使。”那一刻，唐慧几乎扑在了李莉身上。
9天，是从唐慧被通知实行劳动教养到被释放的时间。她大概创造了在全国舆论下被拯救的被劳教者的最短纪录。尽管当局的理由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但人们很快就将此作为推动停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契机。2013年1月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表示，将“适时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半年后，各地劳教所相继宣布挂牌“强制隔离戒毒所”，以这种方式低调地表明，劳教正在渐渐成为不被使用的惩戒方式。
有人认为，唐慧最终起诉永州市劳教委是被舆论绑架的选择，是被律师们当作起诉的工具。一次采访中，一位记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唐慧平淡地回答说，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她需要永州市劳教委在法庭上拿出证据，证明她必须被劳教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她需要继续得到舆论的关注，以便乐乐案子的判决可以尽快在全国最高院通过复核。
此时人们才发现，长达六年的经历已经改变了这个40岁的农村妇女。她从原来那个要强、好胜、既渴望拥抱梦想、又对未来毫无安全感的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懂得审时度势、察颜观色、能说出一长串被记者作为直接引语的公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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