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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聪森日夜守护着植物人弟弟摄森
救命人苦等救命钱
文/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通讯员 杨明伟 实习生 李嘉怡 林渟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文笔
7月23日，大暑。李摄森在未开空调的病房里躺着，手蜷曲着，冰凉。
他睁大眼睛，又闭上了，开始痛苦地咧着嘴，喉管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该吸痰了。”三哥李聪森熟稔地叫了护士来。一条一尺多长的塑料管通过气管切口，直插进肺部，转动、加压，抽取、再转动……
即使他是植物人，记者依然能感觉到他的痛苦。李聪森说，摄森每天至少要这样吸痰五六次，普通人“咳、呸”的简单动作，摄森只能靠吸痰机完成；一次不做，就可能窒息而死。
谈及当年的救人，李聪森和二哥李泼森都说，人是有良心的，看到别人呼救，必然会伸出援手，但他们也想不到，弟弟摄森的结果是现在这样。
不到位的药费
2012年6月2日是李摄森的31岁生日，在生日前的一天，由于下到3米多深的废渣池救人，他中毒窒息，深度昏迷至今未醒。
他被云浮市新兴县政府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获得赞誉如潮，但截至今年5月10日，已经花出去的48万元诊疗费，却让整个李家砸锅卖铁都无力支撑。
3月26日，山穷水尽的三哥李聪森不得不放下尊严，在广州街头跪地举牌卖肾救弟。有关部门得知后准备为其申请15万元的救助款。
7月1日，李家得到一个好消息：新兴县执法局开始受理法院二审判决的赔偿执行申请。按照二审判决，见义勇为的李氏兄弟可以获得总计近30万元的赔偿款：李摄森约25.4万元；李聪森2.7万元。其中，废渣池主人冯开被判赔其中的70%；被救者李卫堂、冯炳辉（冯开之子）各判赔15%。
7月23日，李家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判赔的三人经济情况都不好，“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位。”此时，李家在医院的住院费余额仅剩几千元，而李摄森一天的诊疗费用至少要1500元。
不忍睹的痛苦
在广州三九脑科医院十楼病房，记者看到李摄森时，他的眼睛睁开着，圆圆的，虽然没有焦点，但不时朝右上方转动一下，让外人以为，他的状况还可以。
但主任医师黎肖弟却不这么认为。“摄森即使睁开了眼睛，实际上对任何人既不会看、也不会做出反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也无法预计他什么时候身体状况能改善。”黎肖弟说，李摄森入院快3个月了，连自主排痰都做不到，属于情况比较严重的病患。
因为无法拔管，李摄森只能在医院里继续住下去。如果回到家里，切开的气管随便一点细菌进入就能要了他的命，更不要说家里既没有吸痰机，也许不到一天，他就会窒息而死。
从理疗室回来，李聪森轻轻地把李摄森从轮椅抱到病床上，170厘米、曾经体重120多斤的李摄森如今瘦得还不到90斤。
也许是刚刚回到病床，李摄森像被挪了盆的植物一样不适应：双脚用力地弯曲勾架在一起，脚趾的筋络和骨节赫然可见，全身绷紧微微发抖。
“现在已经好多了，以前他随时都会紧张得全身绷紧，满身大汗，一天得换8套病服、两套床单，全部湿透。”李聪森轻轻给弟弟掖好床单。在大热天里，记者摸了摸李摄森的手，冰凉。
不放弃的每天
为了照顾弟弟，李聪森的所有睡眠都被分割为不足2个小时的若干片段，因为即使不做其他事，每隔两个小时，李摄森都需要翻身、擦身一次，以避免肌肉坏死和褥疮。
李聪森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早晨7时，李聪森开始给李摄森鼻饲当天的第一顿流食，然后自己赶紧去食堂吃点早餐。
8时至9时，打点滴、雾化吸入用药，这样的程序，一天里要重复3次。
9时至10时，把李摄森从床上抱到轮椅上，送去理疗室进行体音波震感治疗。听着音乐，感受着理疗床的按摩，李摄森在这时候，往往是最松弛的，能够睡上一觉，李聪森则要在一旁守护。
10时，把李摄森送回病床，常常在这时候，李摄森会积痰、躁动，必须请护士用吸痰机吸痰，用仪器辅助拍背，让胸腔里的积痰松动，方便吸出。一天拍背至少两次，吸痰至少6次。
11时，第二次鼻饲用餐。再过一会儿，义工黄姨会来医院帮李聪森顶班，让他出院买菜，回到邻近出租屋里，为自己和李摄森做饭菜和流食，再洗个澡。但睡眠的时间是没有的，因为黄姨最多只能在医院里呆3个小时。
下午5时，第三次鼻饲，接着又是很多上午的例行程序，就这样一直到深夜……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许是累，180厘米的李聪森有些站不住，下意识地靠着墙脚。因为救人晕倒缺氧，他也留下了大脑受损的后遗症，很多事情嘱咐过了依然会忘记，医生跟他说话也常常答不上来。
二哥李泼森说，现在四弟摄森重病，全家老少13口人，只剩下他一个壮劳力，李聪森必须承担起看护责任。
不乐观的执行
法院判决的总计近30万元赔偿款，原本是李家的救命稻草，但记者获悉，这笔钱不仅无法雪中送炭，还很可能变成“水中月”。
在新兴县六祖镇上洞村，记者找到了冯开。这位老人站在自家已经住了27年的老屋前，摊开双手，神情无奈：“家里就这一栋老屋，我现在70多岁了，借钱都无门……”几米外，二哥李泼森蹲在门槛边，闷声抽着纸烟。
在冯开的老屋旁边，是一幢看起来崭新的三层砖楼，这是大儿子冯炳辉和二儿子冯炳材共住的房子。冯开解释，冯炳辉家里有三个子女，大儿子正在上大学，学费一年就要1万多，两个女儿一个在读大专，一个在读高中，为了凑学费也常常借债，家无余财；而二儿子本身也是救人英雄，跟父亲、大哥的债务无关联。
而另一位被告李卫堂，是六祖镇的一位村民，偿债能力非常有限。
在新兴县法院，副院长冯得兴坦言，执行程序已经启动，目前正在对三位被告实施“四查”（注：查房产、车辆、银行账户、工商档案），但前景不容乐观，“如果所有程序走完，被告确实没有财产赔偿，那法院也只能中止执行，没有其他办法。”
如果分文无得，怎么办？冯得兴告诉二哥李泼森，“实在执行不了，原告还能申请司法救助，但救助款不多，而且是一年批准一批。比如说今年3月刚刚发放了一批。一般来说，一个人获得的救助款不超过5000元。新兴县法院经手的司法救助，最多的一笔不超过2万元。”
2万元，也仅仅是李摄森半个月不到的医疗费用。冯得兴建议，还是要多向社会争取援助。
回放
热心救人 无奈官司
2012年6月1日，新兴县六祖镇，冯开雇请工人为其清理荒废多年的腌制凉果废渣池，没想到废渣池却发出浓烈沼气，工人李卫堂很快晕倒在池中。冯开的大儿子冯柄辉下池施救，随即晕倒。正在同一个厂房内焊钢窗的李聪森和李摄森闻声下池救人，不幸兄弟俩也晕倒在池内。
村民苏自立和冯开二儿子冯柄材等村民随后赶到，他们先用电风扇通风，再下池将四人全部救起。李卫堂、冯柄辉、李聪森三人陆续治愈出院。李摄森疑因窒息过久，昏迷不醒至今。
出事后，李家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在政府部门的建议下，起诉冯开、冯炳辉和李卫堂，要求赔偿损失。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冯开、李卫堂、冯柄辉需共同承担总计28万余元的李氏兄弟经济损失。
访谈
后顾之忧 国家有责
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谈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救人者伤重难治、被救者无力支付医疗费的情况，在国内非常普遍。很多被救者确实无力偿付，这时候国家要站出来承担主导责任，通过以国家为主体的救助系统，化解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
“见义勇为往往是在国家和他人生命财产遭受威胁时挺身而出，如果处理不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极坏，老百姓会认为"好人没有好报"，将来也不愿意再见义勇为，对国家的形象和道德建设造成很大损伤。”谈方说。
“好人网”曾经向李摄森捐助1万元，并计划追加捐款。但作为民间NGO组织，好人网的力量也很有限。
谈方说，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政府不应该把它当作一般的民事诉讼处理，简单判定被救者或者责任人承担经济责任了事，“太多案件判赢还是拿不到钱，救人者只得到一纸空文，政府一句"我们已经判了"就撇清责任，是不对的。”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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