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工作室里，57岁的司马南依然保持着20年来“反伪科学斗士”的姿态，面对记者语调铿锵，侃侃而谈。连日来，因为回应“气功大师”王林的“叫板”，司马南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但对他来说，这种事司空见惯，不值一提。“王林先生说能在几十米外发个功戳死我。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气功大师都号称能在几千公里以外发功，如果是真的，我早就死了几百回了。现在，我等着王林大师发功前来。”
大战王林
今年7月，“气功大师”王林一夜之间爆红网络。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人登门拜访让他引起关注，而他的“神功”表演更是在网上引起一片质疑声。
王林1952年生于江西萍乡市芦溪镇一户贫民家庭，自称早年跟随峨眉山“有道高人”学道，学艺回来上山下乡，“文革”时被迫害关进监狱。王林称，他在牢里使用“搬运术”，可以移来鸡鸭鱼肉，而且手铐脚镣一扭就开，形同虚设。据与他一起服刑的狱友说，王林在牢里常因说大话被揍得鼻青脸肿，但他的确会表演一些“特异功能”，比如“隔墙识字”、“空杯取酒”。
这些“神技”后来都成了王林表演“神功”的主要项目，其中，“空盆来蛇”更成了他的保留节目。表演时，他扣好盆子，让宾客点燃纸巾，蛇就会出现在倒扣的空盆里。这时候，王林从盆里抓出蛇，不断甩动，观众则尖叫连连，拜服于“大师”的神功。
但媒体揭露，王林的这些“神功”毫无任何特异之处。知情人透露，在下乡插队前，王林跟着街上玩杂耍的人学会了变酒变烟。下乡后，萍乡当地杂技团去他所在的地方表演，看王林在这方面有些“天赋”，就教了他半个月。靠着这一套杂耍功夫，王林奇迹般地成了“神功大师”。
“在北京的魔术师俱乐部，我们也教小孩子变魔术。凡是参加过训练班的，就算是小学生，也能一眼看破。”司马南对王林的“神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小朋友’要是在我们魔术班里学习的话，表演拖泥带水，不及格。”
不过，王林引起人们兴趣的并不只是“神功绝技”，还包括他与国内外名人的结交。据说在王林的五层别墅里，有两层专门陈列着他与各界名流的合影，其中有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省部级以上高官，也有成龙、赵薇、李连杰等大牌娱乐明星。这些合影中，也有一些真伪难辨，比如王林与前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合影，他自称曾通过“隔空取石”治愈了苏哈托的胆结石。王林还声称，曾向俄罗斯国防部长“发功”，至于治什么病，“那是机密”。
“这次，是马云把他带到了云端，但王林现在体会到了跳得越高、摔得越重的感觉了。”司马南评价说。作为反伪科学人士，司马南早在十几年前就听说过王林的名字，但直到这次风波，他才主动关注王林的表演：“这要感谢马云，感谢赵薇，感谢李连杰。”
而在司马南表示要揭穿王林的骗局后，媒体报道称，王林怒火中烧地表示：“你司马南吃几碗饭，敢和我叫板？”
司马南立刻做出回应，他悬赏1000万元人民币，要王林来北京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科学实验”。“虽然我患有早期白内障、眼底动脉血管二度硬化，但并不影响我对他作弊的观察。”司马南还表示，不排除会到江西萍乡的“王府”门前，接受王林的外气发放。
在那之后，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开始集中质疑王林，就连王林被自己的弟子因经济纠纷告上法庭的旧案也被舆论广泛关注。王林开始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并称此前大多数报道不实，自己并没有说过要向司马南挑战，也没说过要“戳死他”。与此同时，司马南则不断接到自称王林老乡、朋友的电话，劝说他与王林“冰释前嫌”，不要“让两个年过半百的人成为娱乐新闻的主角”。
“我跟王林前世无怨后世无仇，没有什么冰释前嫌可言。”司马南说：“我跟他不是私敌，我跟他是科学和伪科学的较量。我也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娱乐新闻，尽管我从王林身上看到了一些喜剧色彩，但这件事情在中国社会发生，依然是个沉重的话题。”
“独立学者”司马南
教师式的好为人师，记者式的追根究底，学者式的雄辩——在司马南身上，可以找到他做过的所有职业的影子。“我现在的头衔是独立学者，但更喜欢别人叫我演说家。”在与记者滔滔不绝讲了一个下午之后，司马南笑道：“演说家在中国似乎不是什么好词。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长于表达且直抒胸臆，常常两面不讨好，但我无所顾忌。如果说有什么制约的力量，那就是我老婆天天嘱咐我别乱说话。除她以外，我没有任何直接上级，是个自由说话人。”
司马南1956年出生于黑龙江，本名于力。1974年他中学毕业，在沈阳军区黑龙江建设兵团独立三团干农活。1977年，他考入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商业部教育司担任公务员。1983年，他在浙江工商大学当中文教师，一年后重回北京，在《中国商报》担任新闻部副主任等职。上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加入批判伪科学的阵营，逐渐成了全国知名的“反伪科学斗士”。
在揭批反伪科学问题上，司马南从来都很高调。1995年，他参加中央电视台《飞向21世纪》科学晚会，与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联袂表演，揭穿一些所谓“特异功能”。1996年，他在北京五塔寺与公开宣传特异功能的作家柯云路遭遇，激辩特异功能真伪，引发社会巨大争议。1997年，他作为工人日报诉讼代理人，与行骗的“神功大师”沈昌打官司，艰难诉讼两年终获全胜，沈昌被判有期徒刑12年。1999年，他与美国科学调查委员会詹姆斯·兰迪联手悬赏1000万元人民币，寻找经得起科学验证的特异功能人。2000年，他获得中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2001年，在与崔永元合作推出20集《实话实说》特别节目《擦亮你的眼睛》后，司马南表示“金盆洗手”，不再用表演“特异功能”的方法去揭露伪科学。随着“特异功能热”的退潮，司马南的名字也渐渐淡出舆论热点。
但2008年前后，司马南开始以政治评论者的身份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他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热情拥护、对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的批评，曾在网络上引发各种猜测、嘲讽甚至谣言。“网上的谣言有些太离谱。说我是某某人的‘宣传部长’，我根本就不认识人家。有的说我老婆儿子都移民了，我一边反美，一边亲美，实际上我家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绿卡。”司马南说。至于他从有关部门领“宣传费”的说法，他更是哭笑不得：“我还经常批评官员呢，哪个部门会给我钱？我这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
作为“独立学者”，司马南目前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在工作室里读书。“如果说我有一个优点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阅读的习惯。小时候没书可以读，现在好书读不完。”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从前短暂经商留下来的资产和参加一些活动的报酬。“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三流名人，挣钱也比老百姓容易多了，我很知足。”司马南的夫人还没有退休，因此他吃饭经常是“自己对付”。“我老婆老说我省钱。我吃的东西非常少，不是装清苦，是享受不了大鱼大肉。”
司马南的工作室被他命名为“南锣鼓巷”，因为他的笔名里有一个“南”字，而且收藏了十几面锣、几张大鼓。这间工作室中西杂糅，佛教造像紧挨着笛卡尔塑像，毛绒仿真动物玩具簇拥着古色古香的铜器。工作室里到处挂着他写的书法作品。“写字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他说，“很躁动的时候，写字就能让你平静下来。”
“我家的人都短寿，我爸爸活了60岁出头，妈妈只活了50多岁。我大哥63岁，二哥48岁就走了。我老婆总认为我天天惹事会折寿。但是做这些事让我觉得有价值感。没价值了，死得更快。”
自学成才的“神功大师”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司马南：首先声明，气功是一种健身的方法，带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练气功强身健体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气功，我反对的是假气功。
关于气功热，这个背景要追溯到冷战时期。当时美苏都把特异功能当做冷战的武器来研究，下了很大的本钱研究所谓“超自然力”。中国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开始不是很早，但“进展”比较大。那时候的军工科研机构、综合大学都在进行关于特异功能的研究，然而都没有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严新曾经声称能改变气候，聚云下雨来扑灭大兴安岭火灾。现在大家当笑话，但当时大家是当真事的。那时有很多特异功能人士表演耳朵听字、意念搬运、把勺子拧成麻花状，等等，满天下都是“神功大师”。我被誉为4个破坏中国气功事业的“坏蛋”之一，这4个人就是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还有一个司马南。我们被称为“四大恶人”，在气功“大师”眼里，我们是无恶不作的。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怎么开始走上反伪科学之路的？
司马南：我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分在北京，有机会看到各种神异的特异功能表演，当时就觉得太神了，真刺激。
环球人物杂志：当时你信吗？
司马南：我当时是相信的。1985年到1986年，我做了报社记者，后来做个小头目，依然对各种特异功能很有兴趣，看了大量表演。当时研究特异功能有两个组织，一个是中国人体科学协会，二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两个组织关系很密切，我是这两个地方的常客，认识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国家级特异功能人士。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圈里人？
司马南：对，但后来看多了，我看出了破绽。有些特异功能人士跟我认识时间长了，把我当自己人，也不谨慎了，我就比较容易发现他们是怎么作弊的。但我当时很傻，觉得其中是有真有假。不过，越观察我心里就越沉重。那段时间我很苦闷，让我站出来揭发他们，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些人我都认识，有些是私交。把他们揭发了，我就没法在圈子里再待下去了。
后来，他们还是对我有所警惕，把我逐出中国人体科学协会。没办法，我只能以擅长的方式来揭露特异功能骗局。我第一次站出来公开批判特异功能骗局是1990年8月10日，在北京科技会堂，我假扮一个特异功能大师，表演了耳朵听字、头顶开砖、腹上碎石、把正在行进的汽车拽停等神乎其神的表演。最后我亮明身份，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个记者。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怎么学会这些特异功能的？
司马南：有观察出来的，有琢磨出来的，有些则是经过了艰苦努力，付出了血的代价。最开始琢磨“头顶拍砖”的时候，头上顶了两块砖，让朋友抡着锤子砸，结果砸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后来才知道，顶的砖越多越安全，砸锤子的时候也要用巧劲。我琢磨“吃火神功”的时候，嘴上被火燎了不知道多少次，先是用汽油、煤油，后来用燃点比较低的松节油，才试验成功了。有人说，让火团在嘴里保持时间最长的司马南才是真正的“大师”（笑）。我教会了包括崔永元在内的很多人学做这类表演。“大师”的逻辑是：我是真的，他们是假的。我的逻辑是：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说，这并不严谨，但在实践中，这种方法很有成效，“大师”莫不望风而逃。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回过头来怎么看特异功能？
司马南：世界各国的研究结论，最后就俩字：瞎掰。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到目前为止，整个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任何所谓特异功能得到科学证明。科学区别于文化最重要的特点，第一是证据，第二是证据，第三还是证据。据此，目前在社会上招摇的特异功能人士，很可能就是骗子。
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当年有一个大师叫张香玉，宣称自己能用宇宙语和外星球文明对话。我那时候所做的工作就是拿着个小录音机和这些讲宇宙语的人对话。后来我就去跟大师的弟子说，我是张老师的第一批弟子，然后煞有介事地模仿大师的样子摇头晃脑嘀嘀咕咕，他们竟然承认我比他们说得好。其实我就是翻着白眼做面部痉挛状，用他们那种叽里咕噜的发声方法，说的不过就是一堆顺口溜，比如“鞋帮儿，鞋底儿，鞋后跟儿，麻绳头儿，碎铁丝儿”这一类的。后来我把这些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那就彻底成笑话了，也彻底得罪了这帮人。
环球人物杂志：在反伪科学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危险？
司马南：那太多了。比如我在胡万林手下就挨过两次揍，一次是在陕西全真教的太乙宫，被几百人围着蹂躏，然后还被非法拘禁。不久以后，胡万林在河南商丘办医院，我赶过去又被堵在一个小屋里挨揍。现在说起胡万林，我身上会有“体感”，腰伤至今未愈。跟胡万林当时比起来，现在王林低调多了。
“大师”的本事在情商
环球人物杂志：你揭穿的这些“大师”们有什么共同点？
司马南：我认为这个人群的人有几个特点。第一，都有表演型人格，有不同的面具。第二，普遍能说会道，不要以为没文化的人不能说，只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不一样罢了。第三，都有强烈而病态的成功欲，不甘于自己的地位。第四，较少有道德感，寡廉鲜耻。第五，都是聪明人，情商高。
他们的长处正好是很多人的短处。这些在江湖上横行的人，虽然很粗陋，很低劣，但他们看人很准，一看就知道你要么情感上有需求，要么心里不踏实，要么想求官。他摸到你的弱点，你心里就有个馋虫蠢蠢欲动，就变成了他的牺牲品。这些人都很了不起。越是在无秩序的地方，他们就越容易成功。越是在人们普遍焦虑、缺少安全感的地方，他们就越容易成功。
王林的本事不是表演和特异功能，而是他的情商。他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营造一种特别的营销模式。他知道很多人的心理。比如，当官的人或是怕被双规，或是怕不升官；影视明星怕一夜之间爆红后又被人遗忘；普通老百姓怕病难治；商人怕赚不到钱，怕做生意赔本……他抓住了所有人的弱点，巧妙利用别人的需要，营造了一个氛围，建造了左右逢源的平台，要彻底把他生存的环境弄干净很难。
环球人物杂志：现代科学如此发达，为什么还有人相信他？
司马南：今天科学确实发达，但很多人只停留在享受科学带来的器具文明上。科学至少由三个东西构成：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技术。到目前为止，科学精神还没有成为国人思维的一种主要方式。现代科学在中国传播只有100多年历史，而几千年文化传统中五光十色的法术、鬼神菩萨、王母娘娘，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一直在发酵。这种环境下，“大师”闹起来、火起来，是有市场的。
只不过到了王林，刚一冒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看到他们“为什么又来了”的顽固性，同时也要看到，王林闹了几天就被曝光、被追剿。所以我们当年所做的揭穿“大师”的反伪科学工作在民众中还是有影响的，对启迪老百姓提高科学素养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环球人物杂志：王林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意义？
司马南：第一，比起二三十年前我揭穿的严新、张香玉、胡万林等人，王林的水平只能说是地摊水平，或者说是低级粗俗形式的杂耍水平。但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世界上再愚蠢的人，总有比他更愚蠢的人来崇拜他。”
第二，我们可以在王林的身上反思自己。正是由于我们内心有贪婪的种子，幻想一劳永逸，或者因为占据不义之财而导致心灵不安，才会给王林这种人可乘之机，让他利用我们这些弱点。我们身上有一些不好的巫术文化的传统，有攀附、占小便宜、暴富的幻想，所以才可能会成为王林的牺牲品。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你对他是“痛打落水狗”，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司马南：我更想说，王林现在刚刚落到水里，他艰难挣扎的画面还没有出现。王林背后的力量之大，现在还很难估计。很多人提醒我，王林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他和有些人的关系也不只是一张照片合影，这里面有盘根错节几十年拧成的利益链和关系网。就凭这，把王林比作落水狗，也是不准确的。
“愚昧文化和腐败文化的怪胎”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王林事件会怎样收场？
司马南：揭穿王林表演的把戏没有任何难度。揭发王林真正的难度在于和王林合影的有些人，他们的尊严不允许冒犯。那些人不能抛头露面，而王林会利用他们。这件事情的沉重性、复杂性、艰巨性都体现在这上面。王林现在到底有多少事情？有没有与官员勾结的腐败问题？现在还不能得出结论。王林的“贡献”是把愚昧文化和腐败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怪胎。王林站在怪胎之上，高高地摇着一棵蒿草向社会招摇，这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
对王林这件事，我现在比较倾向借用毛泽东的诗的意境，“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把这件事进行到底。第一，调查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有助于全民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调查显示，中国国民科学素养相当低，有些领导干部对科学问题脑子里也是一锅粥。第二，通过王林可以顺藤摸瓜挖出不少贪官。第三，王林无意中成了一个媒体的题材。我已经洗手江湖很多年，很少谈江湖骗术了，但是现在我被动地卷入，因为人家在几十米之外要戳死我（笑）。
环球人物杂志：“大师”和腐败官员的勾连，是很早就有的现象吗？
司马南：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是这样，那些“神功大师”背后都有一些领导干部罩着、遮着，给他们撑保护伞，给他们编织光环，让有些“大师”有恃无恐。很多这样的“大师”活跃在民间，甚至在领导干部身边获得了“地下组织部长”的位置。一些领导干部都是这样，普通老百姓怎么能不上当受骗？所以我们的科普不能仅仅是对老百姓、对孩子。很多领导干部没有唯物论的世界观，得到“大师”廉价的承诺之后，就成了“大师”的牺牲品。他们很像是王林摆弄的蛇，被“大师”耍了，又被当成蒙骗更多人的道具。
举个好笑的例子，很多地方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门口都摆石头，有的石头不光摆表面，还埋在地下。因为“大师”说“时（石）来运转”。其实中国关于石头的俗语有很多，不但有时来运转，还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环球人物杂志：你一直坚持反伪科学，可以说你是唯科学主义者吗？
司马南：唯科学主义在道德上有贬义，我不接受。不过可以说我是个怀疑论者。我相信科学，并不是说我拘泥于今天的某个科学结论。科学之所以可靠就在于不断自我否定。科学之所以可爱，更在于没有绝对真理。马克思也很欣赏一个口号：怀疑一切。这是科学精神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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