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失踪了，这可咋办？

　　官员为何频频失踪？

　　贪腐事发：68天逃亡换了29个身份证

　　一位纪委官员曾总结出近年官员失踪事件的共性：一是官员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而在目前公开报道的案例中，因恐惧贪腐事发而人间蒸发的官员占到绝大多数。为了成功逃亡，一些官员不断改头换面，以工行重庆某支行干部陈新为例。在他携带4000多万巨款逃亡的过程中，68天换了29个身份证，途经数个国家，最终被警方抓获归案，并判处死刑。

　　经济纠纷：借钱参赌输精光 放贷者单位门口“堵人”

　　而导致官员失踪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而这些纠纷往往又是导致官员贪腐的直接动机，重庆市涪陵区经委原副主任何明胜，因染上赌瘾，整日沉醉于“打麻将”、“斗地主”当中，为了让赌资“翻本”，除了挪用公款，何明胜还找放高利贷的“放水公司”借钱，先后借了20万元全部输掉。何明胜眼见局面无法收拾，随即失踪。几天后，他的债主们便将其单位大门围的水泄不通。

　　处理私事：胡长清失踪半日替人找工作

　　因为贪腐和经济纠纷而失踪的官员多少有点“被动失踪”的意思，而一些“主动失踪”的官员，其消失原因更令人哭笑不得。1999年，胡长清以江西省副省长身份率团出席昆明世博会。期间失踪半天，飞赴广州密会情人帮其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这一举动被有关部门认为是可能遭劫持或外逃，次日凌晨即将其找到并展开调查。也正是这次“主动失踪”，让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高官。

　　失踪官员都去干嘛了？

　　抱恙养病：副区长打报告要在法国治颈椎

　　官员失踪后都去干嘛了，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保命”二字，而落到具体的形式上，则花样百出。2008年10月，原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随团在巴黎考察，10月15日考察团返沪当天失踪，忻留下纸条说将在法国会友。据报道当时忻伟明曾与卢湾区领导通电话，说自己颈椎不好，要留在法国养病，并要求辞职，后于11月1日返回上海。[详细]

　　转移资金：市委副书记失踪只为藏匿七箱现金

　　而问题官员一旦被查，如何保住自己的“家底”，减少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则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事情。2006年8月，在被省纪委书记约谈后，原长春市委副书记田忠失踪，吉林省委接报后启动应急程序，可田忠8月8日又正常上班。后经查实，他在失踪的3天里忙着转移巨额现金。用三台车运送七个箱子，把这一千多万元现金全部放进沈阳某公司的财务室保险柜中。

　　紧急结婚：银行行长盗巨款 与美国人假结婚

　　在官员的逃亡生涯中，只要对自己的安全有利，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曾是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许国俊， 2001年伙同二人盗窃银行近5亿美元后潜逃北美，并在偏远地方隐姓埋名。他们以假香港护照申请美国签证，2001年5月，3人在香港与美国公民假结婚。2004年，许国俊在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小镇被捕。后被美国法院以洗钱和共谋转移赃款等罪名被判处22年有期徒刑。

　　私会情人：开会期间私会情妇 磕破头不得不失踪

　　而另一个因“主动失踪”而被查的官员在失踪期间的遭遇则近乎荒诞，据《福州日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记载：原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在外地开会期间飞抵深圳见“情人”，多喝了两杯之后竟摔倒在酒店卫生间，碰得头破血流后被送往医院。头上的绷带改变了他第二天飞回北京继续参加会议的计划，也彻底终结了他的仕途。在手机关机三天后，中纪委根据以往举报开始了对他的调查。

　　寻找失踪官员的“官方应对方案”

　　自查家丑：单位成立“寻找小组”静静找人

　　官员“丢”了怎么办？在中国的公务员法上，似乎没有专门的应对条款，但在近年的一些案例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官方善后的“惯例”。

　　53岁的湖南郴州市原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失踪后，他的下属曾打电话寻找，并到其亲属家中甚至王曾工作过的县城询问，仍一无所获。为了遮掩家丑，郴州市农机局成立三人组成的“寻找副局长小组”，以各种方式“静静找人”。

　　行政程序：登报寻人逾期不归给予免职

　　在找了两个多月仍一无所获后，郴州市农机局才就王昌宏失踪的情况，向郴州市委组织部书面报告，之后该局领导层经过商议，决定在《郴州日报》上刊登公告，内容如下：“王昌宏同志，请你见报后务必在3月10日之前回局上班，否则后果自负。”

　　这个公告也被外界称做“寻官启事”，其实也意味着组织处理程序的开始，但因一直无法联系到王本人，登公告类似法院送达一样，视为书面告知送达，以避免后遗症。在安徽官员艾应顺失踪后，当地也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并在登报半个月之后，依照公务员法免去了该名官员的职务。

　　纪委介入：失踪官员一查一个准

　　“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请假治病后离岗，到目前为止仍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如果发现有违纪问题，市纪委监察局将严肃查处。”广州市纪委在王雁威“失踪”后如此表态。分析所有官员失踪的案例，一部分官员是在得知受到纪委查处后选择失踪，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失踪引起纪检机关的注意。往往这类官员是一查一个准，重庆市涪陵区原经委副主任何明胜、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皆属此例。

　　动用警力：家属若报案，警方可直接介入

　　在王昌宏失踪后，他的同事曾试图通过公安机关寻人，但警方告诉他，如果要报失踪，只能由王本人的家属来报，否则公安机关无权启动对他去向的调查，包括通讯工具的追踪等。而在艾应顺失踪后，他的家属很快选择报案。随后，安庆市公安局网安和技侦等部门被要求全力配合太湖警方找人。一个多月后，艾的尸体在一处水闸被发现。

　　信息公开：最简单的真相被神秘化

　　官员失踪之后，官方对于官员失踪消息的公布远远滞后于事发时间。2006年，福建省宁德市市长助理蓝如春失踪，直到2008年，宁德市政府官网上贴出一则批复，公众才首次正式得知这位官员已经失踪1年多，而且2007年3月就已经免职了，但这些此前都无任何媒体报道。

　　而选择性披露则是官方应对官员失踪时的另一种处理方式，在最近的三起官员失踪案例中，官方对官员失踪的事实坦然承认，却对是否涉嫌“违纪”言辞闪烁。官员失踪事件本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政府部门的避而不谈，却导致各种猜测乃至流言蜚语大肆传播，将一起普通事件无限地“神秘化”了。

　　因为掌握权力，所有才有党纪国法和公共监督的管控，官员本是最不能“神秘失踪”的人群。最容易得出真相的事情被神秘化，源于有关方面的作为不力和故意遮遮掩掩，以此来规避监管不力的责任，避免可能因此而诱发的官场地震。这恐怕才是最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