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花甲的朱镕基1988年任上海市长，面临的是上海发展滞后的严峻考验，而该年的“甲肝风波”就是让他头疼万分的难题。“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朱镕基夫人劳安说。
掌声，让演讲延长了95分钟
1987年底，中央决定调朱镕基去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第二年召开的上海九届人大会议上接替江泽民任上海市长一职。
此时朱镕基的名字仅列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年纪却已经接近60岁了，即使干一届上海市长，5年下来，65岁，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
因此当时人们认为这已是朱镕基跌宕人生的最高峰了。
然而正是在上海的几年里，人们充分地看到了朱镕基在地方工作的领导才能。给人第一印象的，就是朱镕基那次让上海市民眼睛一亮的110分钟“竞选”演说。
1988年4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上，在美国刚刚攻读完博士学位的王伯年(现上海理工大学教授)提出：“能不能在正式选举以前，让候选人和代表们直接见面，每人作个发言？”这个提议最后被接受，而这在上海是第一次。
1988年4月24日上午，上海展览馆二楼一个电影大礼堂里，800多名人大代表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代表们对这位未来父母官的好奇到顶点。因为几天前的小组讨论会上，普陀区人大代表当场提出要求，请朱镕基介绍自己的经历。朱镕基很坦诚地公开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不幸的幼年经历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代表。
但主持人似乎让大家有点失望。他宣布，每个候选人演讲的时间只有15分钟。
作为市长候选人的朱镕基最后一个与人大代表见面。他身着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沉稳地走上了讲台。
“我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可这个丑媳妇迟早要出来见人的嘛。”朱镕基幽默的发言引起全场的笑声和掌声。
“新的一届市政府应该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效率的、廉洁的政府！”他在“高效”和“廉洁”两个词上用了很重的音，立即点燃了代表们的情绪。
“现在，上海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走到谷底，要有这种危机感，从而激发起奋发图强的精神，树立起必胜的信念！”朱镕基的发言中肯而坚定，会场上时不时被掌声打断。
眼看15分钟到了，朱镕基转过身，“主持人，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还没等主持人回答，代表们已经用掌声表示挽留。“要打破过去程序繁琐、办事拖沓的工作作风，市政府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工作机构，用一个图章对外，作为提高工作效率的突破口。
“要选拔一批有志于振兴上海，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卡人，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懂技术，又懂业务与管理的人到政府机构工作。
“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上海办事效率高，环节少的新形象。”
代表们多次用掌声回应朱镕基的讲话。
他还情真意切地坦陈了自己的缺点：“性格刚硬，容易得罪人”，“缺少地方工作的经验”。
在发言的最后，他说：“我有一个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承担责任。但愿这一点能为大家所了解。为了上海的振兴，我将兢兢业业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场面很感人”，一位人大代表回忆说，当朱镕基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人大代表们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
朱镕基的这次演说持续了整整110分钟，事后，有媒体记者统计，会场上共响起了30余次掌声。
当天下午5时30分，大会执行主席吴邦国宣布选举结果，朱镕基正式当选上海市的第七任市长。
上海市徐汇区原区委书记诸后仁说：“从后来几次讲话看，朱镕基市长几乎没有拿讲稿，侃侃而谈，胸有成竹，而且话语平易近人，很容易理解，因此我听过之后记忆深刻。而当时一般领导作报告都是念东西，我还要录音后进行整理，费事，印象也不深。”
“面对数百名人大代表公开讲述自己的身世以及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此坦率，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于漪回忆说，“他在任上海市市长的第一年，当年市财政比较困难，到处在伸手要钱，可中小学教师退休后仍可享受100%的工资待遇，就是他当时在人大会议期间拍板决定的，这很不容易。”
第一个严峻考验
朱镕基当市长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如何控制1988年春天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以及引发的城市危机。
当年4月，感染甲肝的人数达到了高峰。那个月的其中16天，日报告发病数超过了1万例。
放到朱镕基办公室桌上的报告简直让这个新市长寝食难安。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巫善明回忆说，在持续了半年多的甲肝风波中，全城直接查出有31万人感染，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
150万人！1988年的时候，上海的人口不过1200万。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停车棚里，浴室里，都已经睡满了病人，老百姓拎着钢丝床挤在病房的外面。
更让市长挠头的是，甲肝风波已经影响到了城市运转：生产一线减员十分之一；仅上海市柴油机厂就有500多个职工受到感染；上海销售出去的副食品，纷纷被退回来。因为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元！
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本来就难得一笑的朱镕基脸上更是日日布满愁容，从4月到6月，朱镕基绝大部分的夜晚是在办公桌前度过的，他办公室的灯火经常通宵不灭。他的夫人劳安当时曾担忧地对他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
市政府在紧急调动医护力量的同时，还决定敞开言路，让公众知道真相，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决策，对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起了重要作用。巫善明当时得到的指示就是，频频在电视台和电台中亮相，告诉公众甲肝病毒传播的真实情况以及相关的预防知识，稳定情绪。
1988年的夏初，上海市的甲肝风波终于得到控制，全市运转趋向正常。
这次“甲肝危机”考验了朱镕基的地方执政能力。上海市工农业生产在1988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仍保持增长势头，这让上海市民觉得新市长果然没有忘记他的选举演讲。
新市长面临的困境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上海已难觅昔日辉煌。
1987年12月，朱镕基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后，到这个曾经被称为“计划经济大本营”的工业城市调研，对城市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了一翻梳理。
摆在朱镕基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建国后，上海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3%，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规律，到8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放开，大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然而上海的产品却不能提价，造成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众多的企业难以为继。
80年代初期，上海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第一，但住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到了80年代末，由于体制和优惠政策，沿海城市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上海，上海的情况更加严峻了。
1988年，《解放日报》记者毛用雄在两会采访期间发表了“两会采访沉思录”，在报道中，他直言不讳上海的现状—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一边是‘金星’、‘上海’大屏幕彩电票暗中以四五十张‘大团结’的高价成交，一边是许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造成的声声抱怨……不安的民意涌进市人大、政协会议，人们在思索—
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啊，你将如何在‘阵痛’中振兴？！”
这些问题在朱镕基上任前的上海市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来了，朱镕基说：“至于存在的问题，并不都是主观造成的，有它的客观原因。因为上海的工作条件十分困难，问题由来已久。”
“菜篮子”
为官之道，先存百姓；执政之要，合乎民心。
为官一方，朱镕基深谙其中的道理。“菜篮子”、交通、住房是朱镕基在上海执政贯穿始终的三件主要民心工程。
朱镕基有一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菜篮子”满，上海的形势就好；不满，形势就不好。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拎的是民心。
1988年6月21日，在北京开会的朱镕基看到《解放日报》上有一篇报道农民卖菜难的文章后，立即打电话回上海，责成有关部门立即给予解决。
上海的蔬菜供应问题决非一日之寒。1989年12月到1990年3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朱镕基亲自跑到金山、川沙、嘉定三个县的农村蹲点，下决心研究解决城市蔬菜供应的问题，同时也自称补上不熟悉农业问题的课。
市长跑到了农村，而且一泡就是三个月。市里的其他干部也都不敢闲着，纷纷联系地方，下去蹲点。
回来后，朱镕基写了此次农村之行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一揽子解决蔬菜供应以及农业问题的想法。在他的努力下，到1991年，上海的蔬菜供应品种、价格基本稳定了下来。
朱镕基提出“要提高务农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待遇，给他们以极高的荣誉”。1991年3月18日，在上海这样一个极度重商的地方，110名农民第一次被政府请进了五星级的锦江饭店，朱镕基给他们颁奖，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这么高级的地方，亲眼看见自己的市长，激动得手足无措。
缓解交通
1989年，朱镕基将整顿交通放在12件实事的首位，他说，“市内交通紧张已经成为上海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一次市人大会议上，市总工会副主席蒋明道说：如果开展世界“挤车大奖赛”，上海人可稳拿冠军。
1991年4月份，带领上海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朱镕基介绍说，“上海人多，房子挤，连上公共汽车，每一平方米要站十多个人，幸好，上海人的肚子没有你们的大。”
话说起来幽默，但在具体执行时，却繁复琐碎，阻力重重。
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小组会上，对交通问题，他讲到：拿上海整顿秩序混乱的出租汽车业来说，刚开始时，要吊销4个乱收费司机的执照，就是难落实。这怎么行呢？我问3家主管部门负责人，卡在哪里？明天一定要吊销这4个人的执照，并要见报。谁想不通，到我这讲道理。现在已吊销100多个执照，漫天要价的情况有所收敛。
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最近报载，一公共汽车售票员殴打孕妇。我看了报纸，批了“害群之马，开除”。但公交部门却打报告“解释”，建议作“停发三个月奖金”处理，还说“请朱市长决定”。现在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层层开脱，不肯得罪人。
他还让市里的官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如何解决交通的问题，同时接受市民的质询和建议。
在多方努力下，不久上海的这一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缓解。
引入“公积金制度”
最令朱镕基头疼的可能还是上海居民的住房问题。
当时上海市居民住房的紧张程度已经引发了空前的社会矛盾，“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句非常形象的比喻至今还在市民口中听到：一家几代挤在几平方米的屋子里的比比皆是。
1985年，全国住房困难户平均26.5%，上海却近50%。全市180万户家庭中，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近27万户，无房可住的近2万户。
1990年3月，原上海市建委副主任叶伯初被朱镕基调去搞住房改革。他当初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路子怎么走？此前房改始终没有一个明朗的思路。
全国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有人提出提高房租，烟台、蚌埠都开始搞，但走不通。因为提高房租，增加了住房开支，当时本来就是低工资，老百姓没有支付能力。又有人提出将公房低价卖给住房者，政府可以抛开房屋维修保养的包袱。但也不行，不管怎么低价，老百姓还是没有承受能力。核心问题是老百姓没有支付能力。
朱镕基最终肯定了“公积金制度”的方案，在建立公积金制度的同时，提高房租(政府发补贴)，低价将公房卖给住房者。除此之外，他提议成立了住房委员会，负责管理、推动住房改革工作。
而且，住房委员会不完全由政府官员组成，还必须吸收民间人士参与。
理由是：房改涉及千家万户民众切身利益，应该有民间代表参与，这样才能兼顾各方利益，也容易听到民间的意见。
在叶伯初的印象中，朱镕基对此项工作大刀阔斧，却又细致入微，有时候休息时想到一些建议，立即打电话让他考虑。
比如上海住房改革的思路包括：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买房给优惠；分房买债券；建立房委会。
其中，“分房买债券”这句话就是朱镕基忽然想到，马上打电话给叶伯初说的。
“菜篮子”、交通、住房三件事构成了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为民做实事的“老三件”。直到1991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依然坚持强调要用3年时间继续办好交通、住房、菜篮子三件大事。有人统计过，朱镕基在任期间，每年在报纸上公布和解决的实事累计超过40件，每年的人大会上，当他告诉人大代表，去年的实事工程已经得到了落实时，都会迎来代表们的一片掌声。
“他的最大特色就是心中永远装着老百姓，说的也是为老百姓所说的话，从不打草稿。”于漪说，“第二个特点就是雷厉风行，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绝不放弃，而且一定要抓出效果。”（本文刊于2003年3月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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