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上海任职创举：让80%居民参与房改讨论

　　实习记者 李 薇

　　本报记者 杨志锦 北京报道

　　就算中国经济再次面临25年前那样的结构性挑战，也不会有人指望照搬过去任何能人的经验。但是，一位1987年空降改革前线上海的市长，和他自称“很少顾忌”的讲话，仍然有可能在这个重要的夏天,激起新一轮的回响。

　　“不出本周，这本书肯定会上畅销书排行榜，这是书自身的价值、朱镕基的个人魅力以及当前的社会氛围决定的。”8月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发布仪式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

　　基于这样的判断，《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初印就达到了110万册，相比两年前记载朱镕基在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工作时期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初印数量多出60万册。为保证全国各大城市同时首发，5天前，出版社就通过快运，将《实录》运往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地区。

　　1987年12月朱镕基调任上海，他在履新之际讲话中，称上海正面临困难时期。在1980年代末中国经济闯关当中，上海要保证华东经济重地的各项指标稳定，更重要的角色则是开放政策和外来资本的试验田。今天，正在揭开结构性调整路径的中国经济，同样很可能将自由贸易区等一揽子红利托付给上海。

　　各方都再三强调，此书的出版是一项2011年就已开始着手的工作。85岁的朱镕基并没有打破退休后的低调，但是他逐篇审读了这106篇讲话、谈话、信件等内容。此外还配有83幅照片和9幅手迹影印件，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改革的基层动员力

　　1981年，上海的财政收入是171亿元，而朱镕基到任的1987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65亿元。上海财政收入在六年内不升反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上海的种种问题”。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说，“他（朱镕基）善于改革。”

　　正在互联网上获得广泛点击的朱镕基“竞选”市长的讲话中，他从上海的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教育结构调整等方面都提出了简单明了的改革方案。但是，在真实的改革方案公布时，朱镕基的动员手段，更被许多上海政界人士视为他善于改革的表现。

　　《实录》当中提到，朱镕基在上海推动住房体制改革时，曾将改革方案讨论稿在上海主要媒体全文发布，并公开征求市民意见，全市有80%的职工与居民参与了讨论。

　　“20多年前让公众参与重大民生工程的政策制定，无疑是一个创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说。

　　《实录》的83幅珍贵照片中，收录了朱镕基在基层的活动方式。比如，披着绿色军大衣的朱镕基在头能顶到排水管道的狭小棚户中，与一位老人握手、微笑、交谈；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工作服的朱镕基，正脱掉一只手套，与站在高处的冶金工人握手致意……

　　朱镕基似乎知道市长与他面前这些人的“距离”。在上海期间，朱跑遍了上海5个棚户区，养猪场、养鸡场也都有他的身影。“棚户区里面人山人海，我一进去，人都出来了，但没有一个老百姓指着我的鼻子说要我解决一下问题，反倒认为市长来看他们是关心他们的，说现在什么也不缺。”朱镕基《在中共上海市纪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在《实录》中收录的所有慰问市民的照片，流露出他除了“强势”、“严厉”作风之外的另一面。搜集整理这些文献的编辑组成员鲁静说：“他是只对贪官污吏严厉，对百姓都是微笑的。”

　　他的讲话常常带有会让基层民众喜爱的“强势”，人们希望听见他明确指出，谁是一件事情的负责人。朱镕基到上海石化厂检查工作，当时有位厂领导提出供气有困难，他当即说：“你不给液化气，我拿你是问。”

　　在人大选举讲话中，谈到上海市农委将负责菜篮子供应时，朱镕基的讲话也引来全场掌声。住房和供气、“菜篮子”和交通，是朱镕基到任后提出的“为上海人民办的三件实事”。

　　在谈到住房制度改革时，朱镕基认为，改革首先要使人们的传统观念有转变。“在上海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次改革这样经过市民如此广泛的讨论，而且深入人心，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从中也得到一条经验，即改革要求人民在利益上做出一点牺牲，但只要交给他们讨论……绝大部分人就接受了……”

　　搞活企业与减少审批

　　朱镕基引人关注的更多是经济措施，而他的经济思想在不同时期都受到广泛讨论。《实录》中选取的许多讲话，反映出朱镕基“坚持市场化，强调竞争性”的一面。

　　“没有竞争，企业是搞不下去的。”朱镕基1988年在《引入竞争，开放经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中说道。他还说，“迎接挑战，必须从深化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入手”；“层层都要搞竞争，使能人能够出来，打破原来那一套关系学，打破那张任人唯亲的关系网”。

　　大胆利用外资是朱镕基自当选市长开始就主推的方针。这也是上海在1980年代末带有莫大使命感的试验。朱镕基的讲话既引用邓小平等人对引进外资实现工业化的原意，又有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许多独到观点。

　　“上海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不靠国际资本是‘救’不了的。”朱镕基说。当时，一个外资项目要盖126个图章的才能获得通过，这让许多国外投资者对上海望而却步。“我得把120个章变成一个章。”朱镕基说。这句话，最终催生了通过“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审批项目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

　　朱镕基宁愿打破各个机关人事格局，将最具才能的人调入这个部门。不久之后，下放审批的负面效应开始出现，包括高污染项目重复引进，市场恶性挤占等问题。朱镕基在《关于引进外资的几个问题》中称，一个图章仍然是好处多，但应该建立一套监督机制来把关。

　　同时，朱镕基又开始在国资企业中进行“清理”。尤其是干部在国企中兼职、“兼薪”问题，朱提出“凡是兼了薪的，油水一般都很大，由此带来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对这个一定要一刀切。但是，也有一部分干部是不兼薪的……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来处理……”

　　但是，1989年9月之后，受到国内外局势影响，上海经济仍然显著放缓，朱镕基在《把困难讲清楚，把劲鼓起来》中特别说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现在不是调整的大好时期吗？”他希望下属对乡镇企业产量下滑不要惊慌失措，同时要保证多项已经确定的大型项目投资完成。

　　这种迅速清理产能并平衡增长的理念，在朱镕基之后的多个岗位上，在更宏观的经济决策中也得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