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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6月8日，朱镕基在上海西藏中路与北京路十字路口察看自来水管爆裂情况。 （出版社供图） |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朱镕基上海执政往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当时改革开放的力度，现在看来是很感动的。”
在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周瑞金看来，朱镕基顶住了“姓社姓资”责难，依靠群众稳定上海，大胆推进改革开放，打开了上海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5月下旬，人民出版社做了五百多本样书，由编辑组负责征询各方对书稿的意见。“主要是发到中央有关领导，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包括总理的老朋友、老部下，以及书中提及的一些人。”
“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段话来自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即将当选上海市长时，面对全市人大代表所作的承诺，同时也是朱镕基最新出版的书中内容。
2013年8月12日，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正式向全国发行。尘封已久的朱镕基上海执政岁月，也重新被人记起。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镕基先后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那时正值中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处于关键时期。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遇到的考验尤为艰巨复杂。本书收录了朱镕基这一时期的部分讲话、谈话、信件、批语等106篇，照片83幅，批语及书信影印件9幅。
“普通读者可以把它当历史去看，领导干部可以当教科书看。”该书项目组成员、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春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读完书就知道上海那段历史了，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政府又做了哪些工作，“不要把它简单地当做一个领导人的文集去看，否则思路就有点窄了”。
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也是上海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处在非常特殊而又关键的时期。在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周瑞金看来，朱镕基顶住了“姓社姓资”责难，依靠群众稳定上海，大胆推进改革开放，打开了上海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8月14日，在上海举行的该书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当时改革开放的力度，现在看来是很感动的。”
朱镕基亲自审阅每篇文章
自从2003年卸任总理之后，朱镕基已出版过三种书，每一本都有意想不到的市场好评。人民出版社的数据显示，他的上一本书《朱镕基讲话实录》发行了140多万套，创下了中国领导人著作出版的销售纪录。
朱镕基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部下也借此向他建议，能否把他在上海工作时的讲话整理起来。“朱镕基认真考虑后决定做这件事，于是2011年底本书编辑组成立，着手整理上海讲话资料。”编辑组成员、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鲁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编辑组由朱镕基秘书、有关方面专家和人民出版社两名编辑组成。在朱镕基秘书统筹下，编辑组的主要任务是在图书正式编辑出版前的文稿整理、挑选、核实等编辑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朱镕基系列图书出版过程中，编辑组担当了朱镕基助手的角色。
朱镕基十年前退休时，身边工作人员就开始整理他工作中的影音资料，搜集他在各地的讲话，“不是搜集已经有的书面东西，而是把原汁原味的讲话整理成文字。”2007年11月鲁静加入编辑组，开始策划朱镕基一系列书籍，等她接手《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编辑工作时，“文字已经成型了”。
编辑组是在朱镕基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按部就班，鲁静上下班时间都没变，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朱镕基秘书主要负责选文工作，要从三百多万字中挑出三十多万字；选文原则由朱镕基亲自制定：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凡内容有重复，已经公开，或由别人代笔起草的，一律不选。
据编辑组成员透露，85岁高龄的朱镕基，对这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认真审阅每篇文章，逐篇通读文稿，经常就文章的细微调整给出指示，与编辑组时时沟通并交换意见。”
5月下旬，人民出版社做了五百多本样书，由编辑组负责征询各方对书稿的意见。“主要是发到中央有关领导，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包括总理的老朋友、老部下，以及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编辑组成员鲁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本书得到了他们很高评价。”
朱镕基特意让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看一遍，提一些意见。“我那时候还比较年轻，书里面很多故事，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也听老同志讲起过。”韩正在座谈会上说，他通读全书之后感觉非常亲切，也很受教育。
卸任领导人出书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以讲话实录形式集结成册却并不多。以前领导人出书必须集中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开始，出版方式开始不拘一格。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李瑞环退休后出版的四本书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是在朱镕基亲自主持下，由他的秘书班底统筹编辑工作。李春林说，“这本书代表了他个人的思想。”
“你不要参加，你在人家不好提意见”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完整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朱镕基在上海的执政往事。
1988年，朱镕基到上海担任市长，他一上任就抓三件事，“菜篮子”、公共交通、住房问题，而以抓“菜篮子”为突破口。“这三件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因为我在上海工作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回忆。
该书透露，1988年2月10日，朱镕基听取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也阐明了自己的想法：上海要从城市建设入手作突破口，难度太大，欠账太多。“我想来想去，还是田纪云同志讲的首先抓‘菜篮子’可行。”
朱镕基非常重视媒体，他推动的几件事都是通过媒体发布改革方案。在推进住房改革方案时，怎么补贴，朱镕基都是先要将草案发布在媒体上，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一般讨论十到十五天，然后就做决定。”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朱镕基是雷厉风行的，“不是长期论道不下手的”。
因为广泛听取民意，朱镕基推进的改革进行顺利。1990年朱镕基担任市委书记后，把江泽民在任时两个月会见一次驻沪媒体的传统坚持下来。周瑞金当时是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他常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参加与朱镕基的见面会。会上朱镕基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非常民主”。
朱镕基工作作风以雷厉风行著称，韩正就有过切身体会。1988年，韩正在大中华橡胶厂当党委书记，有一次朱镕基到大中华视察谁都没通知。门卫看到后赶紧报告，朱镕基见到韩正就说要开工人座谈会，他去车间里，临时挑10个人。“我问他座谈会主题是什么，他说没主题，就是听大家意见。”韩正在8月14日的座谈会上回忆说。
朱镕基让韩正离开，“你不要参加，你在人家不好提意见。”中午12点，朱镕基开完会出来对韩正说，工人的确有意见，但对你们工作还是肯定的，就是有一条，中班的伙食不行，马上改！
当天晚上10点，市委副秘书长就带人赶到大中华橡胶厂，因为上中班的人要在22时30分吃营养餐。副秘书长直冲食堂，把菜单和价目表拿过来看，“我们当天晚上幸好已经有所改进，后来镕基同志就没有批评我。”后来，朱镕基还跟韩正提起此事，问韩正：“我在座谈会上讲了什么？”韩正笑着回答，“你别问我，你当时没让我参加。”
1989年之后，全国地方媒体讲改革很少。周瑞金透露，1991年春“皇甫平”系列评论就是在朱镕基领导和支持下，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开篇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紧接着《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见诸报端。“文章中写的‘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都引自镕基同志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原话。”周瑞金说。
上海是纺织工业老城，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朱镕基安排纺织女工下岗、促进纺织业升级换代花了很大力气。李春林发现，十八大讲的生态文明建设，朱镕基二十多年前已经开始实践。对苏州河的治理难题，朱镕基力推把苏州河两边棚户区全部拆迁，“现在苏州河多漂亮”。
在朱镕基担任市长前，汪道涵和江泽民两任市长都在考虑上海战略规划方案。朱镕基上任后，力推浦东开发开放工作。“当时邓小平建议朱镕基多向江泽民谈，但是江泽民因为从上海出去的，不太方便多替上海讲话。”周瑞金说，“因为发展浦东要集中全国的财力，只有邓小平说话才行。”
在朱镕基的动员下，邓小平出来为开发浦东讲话。之后1990年3月底4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也收录了“向姚依林同志汇报浦东开发问题”一文，里面开篇即提：开发浦东问题的提出，道涵同志是最大的积极分子，他比我积极得多。这次小平同志、尚昆同志来上海，我们汇报了两次。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不是借鉴深圳那四个开发区的经验，它是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跟国际接轨。”周瑞金觉得这一着很厉害，它是用自由港的政策、关税互免，并且开放外资银行，“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一个改革，一个开放，就是这本书的中心。”通读本书两遍的李春林说。
“对领导人著作保证万无一失”
领导人著作要对历史负责。为了确保选编的资料真实客观，人民出版社专门为《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成立项目组，下设编辑、出版、宣传、发行四个工作小组。
2013年5月中旬，项目组接到书稿后，先后组织了十几位编辑，对书中内容进行了三轮核对，“要对每个涉及的人物、地名、事件进行核实，比如说提到的文件名法规名是不是对的。”人民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陈亚明说，考虑到朱镕基主政上海时，从市长到市委书记各项党政工作都有涉及，因此抽调的老中青编辑，涉及经济、法律、政治、党史，还有语言文学专业，“这也是按照我们一贯作风，对领导人著作保证万无一失”。
李春林的主要任务是看法律方面的文字。他发现朱镕基对法律的观念始终贯穿在他的工作中，非常强调依法治国，“你看他搞棚户区改造，要不断征求意见，形成一个规章”。朱镕基有自己的想法，“但从来就不是政府拍板了就做，而是充分体现法治的精神”。
编辑组给项目组的要求是，尽量保持朱镕基口语的风格，“比如一部法前面是不是要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是口语嘛。”李春林经常照着念一遍，看是不是有必要改，“停顿等方面要尊重他讲话的语气，所以这本书是比较耐读的。”核查下来，朱镕基在法规用语上非常精细，一处改动也没有，“他的脑子太好使了”。
对于领导人著作的书稿，出版社主要是核对细节，如前后用语是否一致，有时朱镕基在某个场合讲上海有多少人口，另一场合讲会有差别，“可能是个大概数据，毕竟讲话和书面语不太一样，我们就要使前后一致。”陈亚明解释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的印象是，《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反映了朱镕基怎样为人、怎样“做官”。逄先知记得邓小平讲过，朱镕基讲经济危机我听得懂，“朱镕基不回避问题，讲话很生动，一听就明白，所以他的讲话总是让人听不够”。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记得，朱镕基担任中央领导后，经常到中央党校礼堂为学员作报告，有时从早晨9点讲到下午1点多，大家仍然听得津津有味，“与某些照本宣科、满嘴套话的报告效果完全不同，真话是有魅力的”。
7月份，在该书正式出版前，人民出版社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送审。按惯例，涉及领导人的著作，总局一般会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征询意见，出版社根据送审回来的意见再进行修改。7月28日，总局很快就将书稿返回出版社，给出的意见很简单，“同意出版”。
根据编辑组的指示，本书定价66元，四色印刷，共有38个印张，一个印张只有1.72元。“印刷成本较高，但定价很低。”陈亚明说，“这也是朱镕基的要求，希望普通读者也买得起。”
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全国发售。人民出版社首印110万册，除北京外，还有长沙、广州、上海，三地同步首发。陈亚明解释：“上海不言而喻，长沙是他老家，广州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如果当年没有率先推进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上海的发展。”韩正说，“我们要保持镕基同志当年在上海力抓浦东开发开放和改革创新的勇气和魄力，学习和借鉴他抓改革开放的方法和智慧，不断取得改革开放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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