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社会组织的“爱与愁”

　　在目前财政直接支持有限的情况下，税收上的“减法”政策就是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加法”政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艳明

　　陈晓东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央财政的钱，竟能直接打入一个西部地区社会组织的账户。“我们看到了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渗透心田的温暖和鼓励，让他坚定了参与社会服务的信心。

　　陈晓东是甘肃药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他正在做的项目是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得到了5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我们没有影响力，能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顺利完成并通过验收，高兴得几天都合不拢嘴。”干成第一件“大事”让陈晓东切实感受到一个民间组织的社会价值。“社会确实需要我们，国家也需要我们。”

　　但是，一个没有多少实力和名气的社会组织，要想生存和壮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所有西部草根社会组织面临的共同困扰。

　　“第34个项目终于成功了”

　　今年上半年还没结束，陈晓东就已在甘肃省秦安县的乡村跑了3个月，走村串户，为他的“贫困农村留守妇女细菌性妇科病医疗救助项目”做基础筛查工作。

　　“我们唯一的特长就是认真负责，尽最大努力把事做好。”带着一身泥土，刚刚回到兰州的陈晓东说，中央财政的钱，竟能直接打入一个西部社会组织的账户，这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竟然连续两年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在2012年，陈晓东就已成功申报并顺利完成了“贫困农村留守儿童‘药害’事件医疗救助发展示范项目”，获得了30万元资助。“尽管钱不多，但却帮助我们完成了一直想做的事。”陈晓东从小在秦安县农村长大，由于生活困难、医疗条件有限，挨饿和病痛是他一直忘不了的记忆。曾在基层乡卫生院、药厂工作过的他，一心想为家乡及西部的贫困农村群众做点事。

　　“在农村地区，因为乱用药而造成的儿童伤害事件比较多。我们在秦安县筛查中发现了194例听力受损儿童，为其中的74人配戴了助听器，对其他人进行了药物治疗。”陈晓东告诉本刊记者。

　　留守儿童项目，是陈晓东的甘肃药业信息研究所2004年成立以来得到的首个资助项目。此前的8年，尽管他很努力，却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资助。

　　“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了。为了能获得资金支持，省上项目、国家项目甚至是国际组织的项目，我都申请过。只要看到相关信息，就写申请报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直到第34个，我们终于成功了。”就像穷人家的孩子突然得到了一份贵重礼物，陈晓东喜出望外，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格外用心。在他的发动下，同学、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大家天天在乡下一干几个月。

　　对过去七八年的努力，陈晓东感触很深。“这好比盖大楼，如果没有地下的一二层，地上的三四层是盖不好的。”但目前的一切，与他的实际梦想还存在一定差距。

　　“安全、有效、合理、经济，这是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可目前一些医疗机构、医护人员为了经济利益，不规范用药、甚至滥用药现象仍比较多见。”陈晓东说，他成立甘肃药业信息研究所的初衷，就是想打破医疗机构在学术和技术上的垄断，通过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为群众的安全用药提供咨询和建议，改变不科学、不合理的用药现象。

　　然而作为一个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实现梦想并不容易。为了生存和发展，他只能先“借力发力”，通过争取各方面扶持，多做一些公益项目，把自身壮大起来。

　　“很多都是空架子”

　　陈晓东和甘肃药业信息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令同行艳羡。在目前甘肃的上万个社会组织中，能够直接获得中央支持的并不多。缺发展资金、少专业人才，依然是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难题。

　　甘肃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甘肃省共有各类社会组织11320个。其中，社会团体8688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602个，基金会30个；省属社会组织808个，市县两级社会组织10512个。

　　“社会团体类社会组织，收会费是主要的经费来源。但实际上，收费情况较好的没有几家。”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副秘书长权平介绍，很多社会组织注册登记时雄心勃勃，但在实际运转中却显得有气无力。

　　甘肃物流协会就是一家社会团体类社会组织。成立4年来，由于没有多少业务可做，收支入不敷出，发展艰难。“甘肃物流业发展本身就不太景气。尽管我们有100多家会员单位，但只有30多家理事以上的会员单位才能交点会费。加上培训和咨询方面不多的收入，一年自收的经费也就20万元。可人员工资、办公经费、房租等，一年的支出就要40多万元。”甘肃物流协会秘书长王勇谦介绍，为了生存，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找活儿干。实在没办法了，就到发起单位去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

　　西部社会组织发展难，除了自身先天不足外，外部支持不够也是重要原因。“去年甘肃省获得中央财政支持项目710万元，今年554万元。今年总共有19个项目，最高的50万元，最低的25万元。”权平介绍，甘肃有上万个社会组织，如果平均分配到每个头上，一年也就几百元。

　　没有经费，专业人才吸引不来也留不住。“很多社会组织都缺少专业人才，大多数人员都是兼职的，难以全身心地投入。”权平介绍，越往基层，这个问题越突出。很多社会组织都是“空架子”，真正想干点事很难。

　　2012年，在中央资金支持下，甘肃对360名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培训。“培训能够开拓眼界，让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充分了解到国家的政策和信息。尽管当前覆盖面还不大，但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权平说，但是面对数万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每年数百人的培训，显然是“僧多粥少”。

　　“去年中央给了40万元培训经费，今年30万元。”权平说，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也设法筹措一些经费。目前除中央不多的培训经费外，省、市、县各级都没有配套，她期盼这个问题将来能得到改观。

　　在地方政府直接扶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免费评估，以评促建，成了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有力抓手。甘肃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辛广楠介绍，2011～2012年，甘肃省对内部管理混乱、违规违纪行为突出和名存实亡的社会组织进行了清理规范，省市县三级共撤销、注销社会组织1187家，初步建立了退出机制。

　　“通过评估，能够发现管理中存在问题，规范日常运行，这对正在成长中的社会组织很重要。”辛广楠介绍，2011年，甘肃省成立了省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制定了实施方案，正式启动了省属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省财政每年列支100万元专项经费。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评估社会组织766家，为下一步筛选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提供了依据。

　　“站在同一条起跑线”

　　“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有专家预测，社会组织的春天已经来临。但就目前的发展现状看，西部社会组织要承接政府职能转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自己是个‘空架子’，还要承接政府职能，怎么能叫人放心？”在权平看来，当前很多社会组织还不具备承接政府职能的条件，当务之急是要把自身发展壮大起来。而社会组织要发展，首先要获得宽松的政策环境。

　　税收政策的区别对待，是社会组织关心的首要问题。“营业税、所得税一年缴七八万元，跟中小企业没有多少区别。”甘肃省职业经理人协会专职副理事长朱再进介绍，国家一直强调要在税收方面对社会组织给予优惠，但政策落实到位的很少。“什么该缴、什么不该缴，应该进一步明确”。

　　作为甘肃省社会组织评估的代表，朱再进两年来参与过300家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目前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没有几家，大多数收入在几万元到十几万元。扣除税收、办公经费，用于事业发展的经费没剩多少。”朱再进认为，在目前财政直接支持有限的情况下，税收方面的“减法”政策就是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加法”政策。

　　越到西部基层，建议国家和地方对社会组织发展加大政策扶持的呼声就越强烈。“西部地区登记管理机关力量相对薄弱，有时‘只顾低头拉车，无暇抬头看路’。对政策的研究制定不够，导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措施不完善，尚未设立财政支持社会组织专项资金，也没有出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政策。”辛广楠建议，国家要将社会组织整体上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加快发展。同时带动地方各级政府，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

　　政社分开、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是当前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在西部地区，一些社会组织也存在“政社不分”的现象。“官办”社会组织能否回归“本色”，成了其他社会组织能否平等参与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前提。

　　“一些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有权、有钱，不愁吃穿，跟我们这些纯民间的‘草根’组织有天壤之别。”王勇谦认为，大家应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公平、合理地竞争。

　　此外，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时，职能和资金转移能否同步，是业内关注的关键问题。“比如一项公共服务，原来政府做的时候，每年有100万元的工作经费，这一服务转移给社会组织后，经费也不能减少。”权平认为，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过程中，原来国家财政给政府部门的经费投入，能否一并转移到社会组织，需要明确。“对社会组织而言，这是最实际的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