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策源地

　　中华古代文明的摇篮并非局限黄河流域一地，三星堆文化范围南至云南昭通、东至湖北宜昌，可以跟商、周并驾齐驱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健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在李白的《蜀道难》中，蜀王“蚕丛”“鱼凫”的传说虚无缥缈，神秘兴起而又神秘消失的古蜀文明，似乎成了中华文明的千古之谜。

　　今年7月，在三星堆博物馆的树荫下，82岁的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挥动着双手，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27年前的那个夏天，兴奋之情仍然溢于言表。作为当年的亲历者之一，他见证了1986年广汉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随着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金杖等大量前所未见、精美绝伦的文物出土，三星堆文化轰动了世界。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表明，从距今4800年到距今2600年，长江上游古蜀这方沃土曾存在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这里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策源地之一。

　　石破天惊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最初的发现是在1929年春，家住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的农民燕道诚一家在掏浚门前水沟时，挖出三四百件“宝物”。1931年，正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带着其中5件玉石器，到成都请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当即断定为商周遗物。

　　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则是在1986年。当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在取土时挖出玉石器，经考古人员抢救性发掘，发现祭祀坑（后被命名为一号祭祀坑），先后清理出玉器、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等青铜器，以及石器、陶器、海贝等，另有金杖、金面罩、虎形箔饰、金块等4件。

　　“其中，青铜人头像、金杖、金面罩、鱼形玉璋等器物均属首次发现。”广汉市文物局副局长朱亚蓉说，面对一张张如同“天外来客”的青铜面孔，考古队员目瞪口呆，一个不为人知晓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露出冰山一角。

　　8月14日，距一号祭祀坑东南约30米处发现二号祭祀坑，坑中的文物更是令人称奇：高大、繁缛、精美的青铜尊、罍，各不相同的青铜人头像，大大小小的青铜面具，闪闪发光的金面罩、金面人头像，巨大的铜树，以及玉环、玉璧、玉璋、玉戈、玉管、玉珠等。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的消息经新华社播发后，立即在全国乃至世界引起巨大震撼。其后，又相继确认了东、西、南、三星堆和月亮湾城墙，证实三星堆遗址的核心部位是一座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古城。

　　2012年三星堆考古再获重大突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雷雨介绍说，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发现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该建筑基址群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二级台地上，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万平方米，并在该建筑基址群发现有掩埋玉璧、石壁和象牙的现象。

　　朱亚蓉说：“去年12月，在青关山台地发现了一处大型房屋基址，单体建筑面积达到900平方米，据推测是礼仪类建筑。这是目前为止，南中国发现的同时期最大单体建筑基址。”

　　“从目前种种迹象看，青关山建筑群很有可能是当时统治者进行祭祀的地方，具体性质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李伯谦说。

　　更具突破意义的是，专家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使得三星堆古城的城墙由原来的5段变成了7段，外廓城也由于“北城墙”而趋于完整。另外，在城址范围内还发现多条古水道。此次勘探和发掘是继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发掘以来，收获最大、取得突破最多的一次。

　　与殷商颉颃

　　“中华古代文明的摇篮并非局限黄河流域一地，三星堆文化范围南至云南昭通、东至湖北宜昌，可以跟商、周并驾齐驱。”林向说。

　　朱亚蓉告诉记者，三星堆发现以前，古蜀有历史记载是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以前没有历史记载，只有零星的神话传说，如蜀王鱼凫、蚕丛等。通过考古发现，证实了长江上游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文明。

　　在林向看来，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三星堆古城内有大、小型不同规格的建筑物，大量精美的饮食器、漆器、玉器、礼器、乐器和陶塑艺术品等社会上层人物享用的物件；还有神巫们在祭祀后埋下的成吨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和礼仪器，罕见的黄金权杖、金面具、金箔等。可见已具备文明时代的社会标志（冶金术、城邑、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符号），此城应是古蜀文明的中心城市。

　　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商代晚期古蜀国的中心都邑，其独特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足以和中原殷商相颉颃。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尤其引起世界震惊的，是其神秘奇异的青铜雕像群和黄金制品。

　　其中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有高达2.62米的青铜立人像以及连耳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此外还有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近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它们代表了古蜀文明的最高成就。其中，眼球凸出的‘纵目’特征，在中华文明中绝无仅有。”朱亚蓉说。

　　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尚能看到金皮内残留的炭化木渣。金杖一端的“五齿巫冠人头像”和“鱼鸟”纹饰图案极为珍贵，学术界普遍认为金杖上的“鱼鸟”图案与蜀王“鱼凫”概念密切相关。

　　在我国以河南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所出土的黄金制品大多是经过捶打的不定型的单个饰件，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黄金制品，不仅数量多、形体大，且多是定型之制，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由此凸显。

　　“以前外界对三星堆遗址的认识大多局限在青铜时代，而对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即三星堆一期文化认识少之又少。”雷雨说，“外界认为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分布范围小、遗物偏少、遗址等级不高。”

　　不过从2006年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过程中，通过对历年发掘资料的全面梳理，发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和遗物数量远较以往的认识广泛和众多。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包括新津宝墩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郫县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崇州双河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等6座古城址，总面积约3.88平方公里。而三星堆一期文化分布范围就达3.7平方公里至5平方公里。

　　雷雨说：“我们认为，不论是从遗址分布范围的角度考虑，还是以出土陶片数量的比较，三星堆遗址都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上游面积最大的一处中心遗址。”

　　丰富中华文明多样性

　　朱亚蓉说，通过80多年来的研究表明，三星堆文化应该是中国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分布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址，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古蜀文明发源地。

　　有关专家认为，现有发现已充分说明，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在中原同期强大的夏商文明强烈催化影响之下迅速发展起来、相对独立的一方文明。这个文明的发达程度，放眼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袤区域，都没有与其匹敌者。

　　专家认为，与其他区域文明相比，三星堆文化显然与商文化截然不同。比如就目前的认识而言，两个祭祀坑似乎传达出了在三星堆文化中王权与神权并存的信息。具体而言，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以青铜人头像为主的各类器物可能出自宗庙，反映的是祖先崇拜；而二号祭祀坑中的青铜人像及铜树、太阳形器等具神话色彩的器物则可能出自神庙，表现的或许是太阳崇拜。在中原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并无类似的太阳崇拜和相应的神庙，因此三星堆文化在显示出其独特面貌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可奇怪的是，三星堆一切却都戛然而止，宏伟的古城消失了，盛大的祭仪不见了，青铜人不见了，金玉不见了……留下的是一片荒凉。”林向说，在他看来，三星堆文化层上有20至50厘米的洪水积淤沙泥，以上地层中只有两汉以后至近现代的零星遗物，表明从此辉煌一时的三星堆古城文明在当地衰落无存了。

　　林向说：“问题就出在厚达50厘米的淤沙泥。从埋藏学角度分析，这么厚的沙层必然是长期被洪水浸泡的结果，故可以说是洪灾中断了三星堆古城文明。”

　　进入新世纪，2001年金沙遗址在距离三星堆50公里的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被发现。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可以得知：金沙遗址的文化年代约相当于商晚期至春秋早期，西周前期是其繁荣期。年代上，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是紧密衔接的，三星堆在前，金沙在后。比较两地发现的遗迹、遗物，能发现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之间有明显的文化承袭与发展关系。

　　“这就证实了古蜀都邑迁徙的推想。”林向认为，今成都市区西部可能就是古蜀国从三星堆古城转移过来形成的中心都邑，失落的三星堆古城在成都市区找到了下落。

　　林向表示，目前有两件事亟待着手解决：一是三星堆考古资料的全面公布与消化。二是三星堆遗址和已出土文物的保护与正确利用。其中尤为迫切的是考古资料的及早整理与公布。

　　“目前，对三星堆的认识还远远不够，现在需要‘补课’。上世纪80年代以后，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形成了大量资料，这么多年的资料迫切需要整理出来，形成一个综合报告，为进一步研究和认识三星堆提供参考。”朱亚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