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日新闻》8月20日文章】题：安倍政权与战争记忆—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萝尔·格卢克
原文提要如何看待日本的“右倾化”？记者从熟知日本历史的卡萝尔·格卢克教授那里获得了很多教益。不要简单地“贴标签”，“历史绝不是一场短跑比赛”。这位学者用地理和时间上都更加广阔的视野，观察2013年夏天的日本以及安倍晋三首相领导的稳定政权。
不要简单给日本贴标签
问：对于安倍政权在参议院大选中的胜利，美国媒体也担心日本的右倾化，您能接受这种观点么？
答：过去几个月里，有关日本的报道很多时候都提到“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之类的词。但如果看到民意调查的结果，就知道并不用那么担心。
海外媒体对日本的报道往往是极端和浅薄的。日本不会很快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宪法第九条的支持者仍为数众多。但是媒体很喜欢贴标签。大阪市长桥下彻有关慰安妇的发言就是典型。有关他发言的消息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开去，其实很多日本人并不赞同他的发言。
人们总是用极端的词汇去形容日本，经济问题也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人们说日本将要控制世界经济；而到了90年代，却又说日本经济已经崩溃。安倍首相再次执政后提出“安倍经济学”，于是媒体突然又开始关注日本，说日本做到了欧洲没有做到的事情云云。作为历史学家，我确信一点：世界绝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历史绝不是一场短跑比赛。
问：但安倍首相确实打算修改宪法。
答：修宪并不是自民党新提出的目标。即使宪法第九条没有改变，自卫队的作用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卫队已经被派往海外，比如柬埔寨和伊拉克。这一方面是因为亚洲的地缘政治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
如果现在着手修宪，安倍就会耗尽其政治能量。日本与中韩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会如何？日本将在世界上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仍堆积如山。
必须面对世界“新常识”
问：在上一次执政时，安倍首相提出“脱离战后体制”，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安倍首相并不是第一个说这种话的人。二战已经结束了将近70年，如今只有日本一个国家还使用“战后”一词，这是因为使用这一称呼可以促使这一体制更加稳定。美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它将日本的“记忆”和“体制”冷冻起来。拜此所赐，天皇继续作为国家的象征，而日本也一直是民主的、和平的国家。
安倍首相打算修改第九条，让日本成为“普通国家”，但他并不打算修改战后体制的另一部分，那就是日美关系。安倍首相实际上并不打算改变“战后”体制。
问：在终战纪念日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上，安倍首相没有提到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
答：长期以来，包括安倍首相在内的自民党右派政治家将战后问题与民族主义相联系，否认加害责任是在寻求国内支持。他们就好像以为自己说的日语不会被海外所听到一样。实际上，他们说的话很快就会传到首尔、北京和华盛顿。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地缘政治迟钝”。
问：有些人质疑，为什么日本一定要不断地谢罪？
答：最近20年，有关战争记忆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全球记忆文化”的现象，即对于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出现了新的国际规范。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领导人并没有到处说“对不起”之类的话。这种“谢罪政治”的记忆文化之所以出现，原因之一就是纳粹大屠杀。在欧盟建立的过程中，大屠杀逐渐成为欧盟的共同记忆。很多国家设立了追悼日，并开始进行相关教育。90年代以后，欧盟拓展至北欧和东欧。
问：这一新规范也在东亚地区扩散么？
答：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并不需要战争记忆，这是因为有牢固的日美关系作为支撑。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当时就像不存在一样。但是，冷战结束后，日美关系对日本而言已经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对外关系。20世纪90年代，日本突然必须要与亚洲打交道，日本政府必须应对战争记忆。这是世界的“新常识”。
仇恨型民族主义让人忧
问：另一方面，安倍首相在8月15日未去参拜靖国神社。
答：靖国神社的处理是个难题。这是为慰藉战死者灵魂而修建的设施。人们想起这里，并不是会想起甲级战犯，而是会想起自己的祖父和曾祖父。但是今年夏天，如果安倍首相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也许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历史问题如今已经与安全保障问题相联系，且必须进行关联处理。一旦靖国神社问题升温，就会出现“反对日本重整军备”的声音，并且会引发竹岛(韩国称独岛—本报注)和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报注)问题以及慰安妇等问题。
问：“地缘政治迟钝”以外，还应当注意哪些东西？
答：我很担心仇恨型民族主义，比如充满对在日韩国人恶意的游行。这远比安倍首相更为危险。中韩的年轻人会讨厌日本，日本也会出现相应的反弹。年轻人如果相互憎恶，东亚会变成何种局面？轻率的爱国心与对祖国的自豪感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
在后冷战时期，日本面临的一大变化就是亚洲各国的成长，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空前密切，地缘政治的变化会造成很大紧张。日本民族主义的矛头之所以指向中国和韩国，也有此背景。
日本应当努力做全球性的行为体。日本是无核国家，不出售武器，又是经济大国，它应当像挪威那样担任和平斡旋者，在其他国家不作为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角色。
有人会问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我认为，用军备对付军备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报纽约支局局长真锅弘树) (来源：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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