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谈庭审直播：更重要的是判决书网上公开

　　8月1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通了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并发出第一条信息，这是一则将于8月22日上午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的公告。

　　截至8月21日下午，济南市中院一共发布了8条微博，而第一条是唯一的案件信息，其受关注也最多，被转发超过2万次。

　　8月20日，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多家香港媒体报道称，负责薄熙来案审理的济南中院已经安排了一家酒店成立媒体接待处，在庭审当天将在酒店开启庭审直播和微博直播。这或将是首起被微博直播的高级官员贪腐案件。

　　今年6月20日，河北省高级法院开通实名微博的第2天，就发布了与聂树斌案相关的王书金案开庭预告，并随后进行了两次庭审直播。至今，河北省高院只发布了79条微博，王书金案是其中唯一的案件信息。

　　7月，湖南省高级法院的实名微博也对唐慧案进行了微博直播，但与河北高院微博对王书金案庭审内容的详细介绍不同，其微博直播内容更多为法庭外当事人的活动“花絮”。

　　从电视直播，到网络图文直播和视频直播，再到如今的微博直播，庭审直播的技术手段在逐步变革，但其受到的争议和其承载的司法公开职责，却始终未变。

　　大案惹火，小案冷清

　　在王书金案的微博直播中，河北省高院对两次开庭共发布了29条微博，涉及到质证和辩论在内的所有程序，还用长微博详细介绍了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

　　河北省高院有关负责人曾对媒体称，王书金案在庭审前就已确定微博直播，“这既是上级的要求，也是一种尝试，更是未来案件庭审，尤其敏感案件庭审的趋势。”

　　7月2日，刚刚开通3个月的湖南省高院微博，也直播了唐慧起诉永州市劳教委案，但湖南高院的直播更集中在庭外，包括唐慧家属的旁听、媒体采访情况、安检入场等，属于庭审情况的微博只有两条：开庭时间以及宣布结束。

　　十几天后的第二次开庭，湖南高院微博链接了湖南法院网对庭审直播的网址，并发布了二审判决内容。

　　法院的微博建设得力于最高法院的推动。6月28日，最高法院召开全国法院微博群建设推进会，就任不久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会上说，各级人民法院主要领导要亲自关心和过问法院微博建设工作，并称这是强化司法公开的时代要求。

　　根据新浪微博的统计，法院微博成立滞后于以公安系统为代表的其他政务微博。湖北省恩施州中级法院是国内首个开通的法院实名微博，但其新浪微博目前只有9万粉丝。法院微博中的佼佼者河南省高院目前有316万粉丝，也落后于北京市公安局这一明星政法微博的559万粉丝。

　　并非所有庭审直播都能受到关注，早在2011年12月9日，恩施州下辖的巴东县法院就进行了一次微博直播，这是一场销售伪劣香烟的非法经营案。

　　记者查阅有17万“听众”的巴东法院腾讯微博，其庭审直播的评论寥寥，大多是其派出法庭的“转播”。

　　这正验证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担心，“对那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来说，庭审过程并不像关于法庭的电视剧那样生动，反而是枯燥之极”。

　　但大案的直播很快吸引了网民的眼球。河北高院对王书金案的微博直播中，其中一条 “公诉方称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并非王书金所为”的微博，得到了5333次评论和7736次转发。湖南高院对唐慧案宣判的直播微博也得到了1733条评论和超过2000次转发。

　　17年庭审直播史

　　相比于传统方式，微博直播更相当于法院的“自媒体”，相对便利，河北省高院的负责人称，王书金案直播时，尽管新浪网派出了技术人员，但也只是对法院人员“指导和帮助”。

　　巴东县法院长达7个小时的微博直播，只动用了两名工作人员和两台电脑。

　　在此之前，基层法院普遍不具备网络直播的能力，“很多基层法院没有监控设备，无法保证视频直播”，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巍告诉记者。

　　曾风行一时的电视直播也比较费时费力。一场大型电视庭审直播的工作量堪比制作一场特别节目。1996年2月，广州市中级法院决定电视直播番禺“12·22”特大劫钞案，当年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回忆，庭审前3天，直播最终由原中院院长邓国骥和广州电视台副台长曾日华拍板确定，电视台开始对案发地回访，并事先采访了即将受审的5名犯罪嫌疑人。

　　“要确保不间断电源，最佳的音响效果以及安全保卫，后勤供给等诸多事宜”。这次电视直播也肇始了我国庭审直播的历史。

　　1998年，两起电视直播再次掀起舆论热潮。7月11日，国内十大电影制片厂诉电影著作权被侵权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央电视台首次做了现场直播。7月27日至30日，广州电视台更是连续3天，对广州市中院审理的“两枪一斧”抢劫案进行庭审直播。

　　其时的背景是，1998年4月15日，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一次会议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他称，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并在必要时进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

　　但也正是这两次庭审直播后，学界开始出现反对声音。贺卫方当时撰文，除了认为直播会干扰法庭，及庭审并不是受所有观众欢迎外，他还认为，电视只是直播了“审”的过程，而没有直播“判”的过程，“这对法官的监督作用有限”。

　　如今，除了一些电视台与法院合作的法庭纪实类节目外，电视庭审直播几乎绝迹。从2003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直播“非典第一案”起，网络庭审直播兴起。

　　北京市在国内第一个建立了专门的庭审直播网站，如今这个网站每天会有几起案件的图文直播，但有关专家介绍，庭审视频直播仍受限于法院的技术条件。

　　在2009年和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作报告时，先后提出了试行和规范庭审网络直播。一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告诉记者，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每年直播的庭审数量，有指标上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判决书公开”

　　无论电视直播，法院网站或者其他网站图文直播，法院一直是庭审直播的主体。一名北京律师告诉记者，其代理的一名中石化女处长在网上被爆海外接触“牛郎”，这起名誉权诉讼即将开庭，“法院主动找到当事人希望能够网络直播”。

　　但微博直播始于辩护律师，2012年，贵州黎庆洪涉黑案在贵阳市小河区法院审理，参与辩护的律师认为受到了法院在程序上的不公正待遇，在微博上持续披露庭审情况，甚至被指为“闹庭”，成为微博直播的标志性案件。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巍看来，律师的直播与庭审的审判公开性质并不一样，“辩护律师代表的是被告人的利益，这只是法庭审理的一方”。

　　同样是小河案的辩护律师之一的周泽，曾在2003年在《检察日报》上撰文，“如果当事人反对直播，直播不利于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媒体就不应该以法制宣传教育、知情权等理由进行直播报道，法院也不应允许直播”。

　　另外的问题是，直播是否会影响庭审？2011年，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进行了小范围的问卷和访谈调查，46名接受调查的法官中，41%的法官认为庭审直播会影响自己的独立思考，而接受调查的72名律师中，只有31%的律师认为庭审直播会使自己紧张。

　　高一飞得出的结论是，庭审直播利大于弊，具有可行性。同一年，上海律师严义明上书最高法院，建议对公开审理的案件都进行庭审直播。“当时是认为司法的不公开、不公正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对司法的信任”，严义明说，只是这份呼吁并未得到回应。

　　“庭审直播并不是司法审判公开的同义词，此外还包括记者对庭审的全面记录、公民的自由旁听，法庭也有义务发布有关记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看庭审直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所有公开审理案件的判决书能在网上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