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组”的日子

　　进入市委写作组

　　1970年下半年，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当了两年知青后，由于在农村“表现好”，被推荐、选拔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自然非常兴奋。

　　大概一年后，复旦中文系分为评论、创作两个专业。我喜欢创作，几乎不加考虑，就报名进了创作专业。不久，我被上面“相中”，为市委写作组效力。为什么全年级八十多号人，独独看中我，内情当时无人告知，迄今也无从追问。猜想可能是上面认为我政治条件好，是党员，“家庭出身好”，又是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写作基础也好。

　　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舆论阵地，与北京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南呼北应，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阵阵恶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在40年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威权政治掌控的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打手，规定、指导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的导向，胡作非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写评论文章。1972年9、10月间，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林某，以及W老师、《虹南作战史》作者陈某与我，几个人到市委写作组写评论文章。一到那边，写作组的工人作家肖木就布置任务：通过评论当时出版的《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阳》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出“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确立所谓“文艺创作必须为路线斗争服务”、“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等极左观点。

　　市委写作组在康平路。这条路靠近徐家汇，从复旦过去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写作组的头叫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历史系的一个中层干部。可能在为姚文元炮制《评海瑞罢官》一类阴谋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帮”青睐，成了市委写作组的头。其人个头大，不苟言笑，挟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紧，让人一见生畏。夜里十点钟左右吃夜宵，偶尔看见朱总管排队在我们前面。他端着食品转身，W老师立刻满脸堆笑，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哈着腰，亲热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话，点点头，表示已听见下属的问候。我跟着老师后面，自然用不到凑上去献笑脸。再说，一个区区工农兵学员，也轮不上问候领导。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末，时断时续，我在市委写作组一年多时间，很少见到朱总管的面。

　　参加《珍泉》的创作

　　我在写作组最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剧本以反映地质队寻找地下水为题材，讴歌为祖国建设而贡献青春的先进人物。写作组专门搞一个创作班子，写这样一个剧本，意图是以“样板戏”为榜样，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彰显“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1972年2月，现代京剧《海港》演出本发表，同时发表大幅剧照、评论文章。同年3月，现代京剧《龙江颂》的剧本及剧照发表。9月，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演出本在《红旗》杂志发表。江青把持的文学艺术领域集中展示“样板戏”的“伟大成果”。市委写作组组织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班子，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创作组正式开始活动。先去上海郊区住金山张堰镇，熟悉和采访水文地质大队。12月下旬，创作组一行四人出发去安徽，采访南京江浦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参观马鞍山上海在江苏的工程项目九四二四工地，随后来到铜陵新桥矿。

　　回上海后，任务重重地压在我的肩头。组里决定先写个初稿，并要我来写。我早就料到事情会这样。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写。于是从1973年2月下旬开始，根据采访所得材料，构思剧情和人物。不用说，剧本以“样板戏”为榜样，主题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须高大的。

　　3月下旬，剧本完成了一半。硬着头皮上，结果必然苦不堪言。大概在4、5月间，总算写完了剧本的初稿。当把它交给组里时，觉得彻底轻松，好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裹。至于剧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谁，情节如何，矛盾冲突又如何，早忘得一干二净。

　　5月初，剧本移交到市委写作组。肖木看了，提了不少意见，要求重改一遍。肖木的意见大多中肯，我觉得他的水平不差。修改的工作好像是W老师担当，我过着如释重负的快乐生活。

　　5月下旬，第二次外出采访。组里原来四个人，这次又多了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出头，圆脸，有点胖，看上去浮肿的样子。一对小眼睛，好像永远睁不开，且目光浑浊。他到剧本创作组没有具体任务，我不明白为什么来这么一个陌生人。

　　第一站到南昌，采访郊区的一个地质队。记得就是在这里，我和新来的陌生人讨论“样板戏”问题。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陌生人把江青的“三突出”奉若神明，坚定地维护“样板戏”，最后同我争论起来。我当时读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读别林斯基和丹诺的《艺术哲学》一类书，眼界稍有开拓，觉得“样板戏”太过程式化，未必符合艺术规律，不能以此规范所有的文艺作品，心里不承认“样板戏”的艺术水准超过莎士比亚，超过契诃夫和雨果。各种宣传机器纷纷赞扬“样板戏”是艺术高峰，比文艺复兴还伟大，在我看来是自说自话。年轻气盛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对“样板戏”发不敬言论，陌生人则维护“革命左派”的理论，反驳我。我对他说：“有些问题不好讲，以后再讲。”陌生人随身带着很厚的马列著作，我也不以为然，觉得走这么远的路，应尽量轻装，不宜带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

　　结果，翌年我遭遇厄运，那个陌生人揭发我污蔑马列著作是“砖头”。后来朱永嘉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攻击江青，攻击样板戏”。当批判会上吃惊于自己居然还有攻击马列著作是“砖头”的罪名时，方才若有所悟：陌生人是有来路的，并且负有一定的使命。

　　由南昌到瑞金，江西909地质队就在这儿，是重点采访的地方。瑞金的采访工作结束，由赣州至广西柳州，再到巴马瑶族自治州县，然后绕道南宁再至柳州，经长沙、武汉回上海。从5月下旬至7月上旬，前后四十余天。

　　对“写作组”产生反感

　　外出回来没几天，开始放暑假，同学们陆续离校。这时，女朋友来信了，问我何时放假。我因电影剧本要讨论，不能走。已经是7月下旬了。康平路的林荫道上满是火热的阳光画出的梧桐树叶的影子，凌乱斑驳。我在路边彷徨，特别烦躁，真觉得一天也待不下去。最后，终于向剧本创作组提出我要回家。W老师说剧本还要讨论和修改，劝我再留一段时间。我听不进去，执意要走，公然声称暑假是国务院规定的，是学生的权利。他们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走了。这件事，到了次年的春天，成了我“犟头倔脑”的证据。

　　其实，我以放暑假为由，不愿在市委写作组多待一天，有多种因素。想回家，回到女朋友身边，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惟一的。我未曾明言，也不敢明言的，还有其他因素。

　　一是以为这个剧本难改，也没水平改。“样板戏”当然是“尽善尽美”，高不可攀。我是工农兵学员，初次写电影剧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初稿，已经尽力。创作组里有我的老师，有资历比我深的人，让他们来打磨剧本好了。

　　二是我不敢讲的原因，即对当时掌管文艺的一伙人有看法。在市委写作组，我绝对是边缘人物，是来接受锻炼和培养的小人物，绝对不可能闻知重要的机密。但那种舞文弄墨的氛围，自诩左派的狂妄，常常有的一种“策划于密室”的诡异，多少能感觉到一点。譬如耳边会飘过“（张）春桥同志讲”、“（姚）文元同志昨晚来电话说”之类的消息。每当有这类消息，这里的气氛就亢奋、紧张起来，大家忙着写文章贯彻上面的指示。随之，报上掀起阵阵浪涛，蛮横、凶险，简直要席卷一切。我觉得这儿很像台风之源，一些人在兴风作浪，当今文化艺术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与张春桥、姚文元一帮“笔杆子”有密切关系。

　　“文革”初期，我是个思想激进的红卫兵，忠诚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样舞文弄墨，写了许多大字报，实际上也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渐多，阅历渐丰，加上山川胜景的自然美熏陶，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大好形势”并非“大好”，“样板戏”并非十全十美，江青的“三突出”至多是一家之言……完全说不上清醒，不过是昏睡之后的刚刚苏醒。以前是盲从，现在懂得了质疑。良知安顿在我的心里，被人任意左右的头脑逐渐变得正常。

　　厄运很快降临

　　1974年1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我回到了复旦，响应上面的号召，考虑如何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一天，W老师通知我：“市委写作组要你去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征求征求你的意见。”我想，既然征求我意见，则说明并不是命令。况且，快要毕业了，两三个月时间也写不成中篇小说。于是回答W老师：“我不去。”我不想去的潜在原因还是上面所讲的，看不惯市委写作组，甚至看不惯整个中国的文艺界现状。或许别的工农兵学员梦寐以求想进市委写作组，羡慕我的“受重视”，但我却感觉不自由甚至痛苦。

　　过了几天，积淀在内心的厌恶终于形之于声色，我在宿舍里吟了李白的两句诗：“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不解气，又骂一句：“文霸！”殊不知，我的吟诗和骂语被崇明老乡N偷偷记在笔记本上。

　　厄运很快降临。

　　1974年3月，由市委写作组头头朱永嘉策划和操纵的围剿开始了。这是大象对蚂蚁的攻击，用大炮轰击蚊子，用牛刀杀鸡，用集团军搜捕一个散兵游勇。

　　也难怪朱永嘉要用大炮轰击我。一个小小的工农兵学员，抬举到了市委写作组，不仅不知感恩，反而以吟李白的诗以示傲骨，骂自己为“文霸”，这还了得？这不是“右派言论”吗？岂不是脑后长了“反骨”！

　　突然而至的打击，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批林批孔”，居然批到了一个无名的学生头上。整整两个月，复旦中文系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联系实际”，批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学员，宣称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回想半年前，我是多么坚决拥护、积极响应“批林批孔”，岂料没多久，我自己也成为“复辟倒退”的代表。好一个黑色幽默！

　　差点被打成“反动学生”

　　1974年3月初，课已停止，快要毕业分配。虽然不知道分配的结果，但我很乐观，以为凭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不到北京，也可能会留校。突然而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自我感觉不啻是梦想，分配给我的几乎是一顶“反动学生”的帽子。

　　古谚云：“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事实上，山雨欲来之前，几乎没有风，我浑然不觉。这年2月，我还给女朋友写信，问：你们那边“批林批孔”紧张吗？希望你能跟上形势。真是莫大的自我讽刺！

　　朱永嘉搞政治运动当然是内行，打倒一个学生易如反掌。他以批林批孔须联系实际为名，向下面煽风点火说，学生中的右派言论也要批。他的话在复旦等于圣旨，谁敢不执行？中文系派人调查、收集我的“复辟倒退”的言论，连芝麻大的都捡起来，然后锻炼罪名，准备开动学校广播台造声势，刷大幅标语、大字报“振军威”，逼我“交代问题”。如果态度不好，则开除党籍和学籍，遣送回乡。

　　从3月15日开始，组织教师、学生围剿，批判会、“帮助会”、检查会接踵而至。我成了“复旦中文系复辟倒退的典型代表”。平日与我谈得拢的几个同学，都不言不语，心事重重。我眼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以异样的眼光躲避我。不意一夜之间，昔日的“革命小将”，成了革命的对象，面对老师与同学的揭发批判。

　　政治暴力在中文系肆虐。一次一次的“帮助会”、批判会上，一些老师和同学怀着“批林批孔”的“革命激情”，揭发、批判我，个别积极分子还能“火线入党”。平日与我观点相近，交往较多的上海同学C、浙江同学C，也受我的牵连。中文系党总支、支部不断向上海C施压，要他作所谓旁证。C不愿写，上面硬逼着写，并以不写就不能入党相威胁。党总支不放过浙江C，要他作旁证，写检查。“文革”结束后，我同他见过几次面，每次都觉得有一种歉意。城门失火是我的事，为什么要殃及他，使他终生不得志……

　　3月26日，终生难忘的一天。

　　生物楼的大教室里坐满了人。中文系的全体师生以及全校各系的师生代表，大约有三四百人，围成一大圈。会议议程是先由我检查，然后接受批判。会上，最主要的两个人物，是两个崇明老乡。一个是我，因言论罪受批判。一个是N，坚定的“革命派”，在小本子上偷偷记录了我的“反动言论”。今天，积极分子终于亮相，公开他那个机密本子，接受“批判批孔”的考验了。他慷慨激昂，把笔记本上的材料有力地抛出来：某月某日，在场的有某某、某某。某月某日某地，又说过什么。真是精确至极的打击，我虽忍受过多次，但每次都感到不寒而栗。在场的数百个师生，对我老乡的慷慨陈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自然刮目相看，印象深刻。谁能对背后偷偷记录他人言行的勾当不感觉恐惧？他对我的精确打击，诚然让我很受伤，但我受伤一时，他却受伤终生。因为他精确打击了我，也精确打击了自己的人格和品德。这是后话。

　　会后，有几个同学偷偷告诉我，朱永嘉是发了慈悲的，本来要开全校批斗会。后来查下来，我出身贫农，家里母子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以前又没犯过错误，加上认识态度比较好，才缩小了会议规模。知悉内情的人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要是你到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就根本不会有搞你这件事。”后来，中文系总支和创作专业的老师几次向我吐露：“搞你的是朱永嘉，不是我们。”

　　我的“罪状”

　　这次批判大会之后，中文系取得了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我则被丟在一边，责令认真修改检查书。检查书已经改了多遍，但总是不深刻，总不能令他们满意。什么文章最难写？恐怕是检查书了。与检查书比起来，论文、小说、诗歌简直小菜一碟。

　　我独个儿坐在宿舍里，对着书桌上的一堆报告纸发呆。下意识地看看手中的圆珠笔，竹制的笔杆被手指磨得油光锃亮。报告纸上的每一页都涂改得面目全非，自己辨认也觉吃力。我究竟犯了什么天条，罹此大祸？为保持历史真相，下面抄录我在1976年11月给驻上海中央工作组的申诉信：

　　一、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我曾在宿舍里和同学议论：“‘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八年了，有些地方还在武斗，看来政局不稳。”又说：“现在的批判文章是千篇一律。”

　　二、所谓攻击、贬低“样板戏”。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某同学在宿舍里说：“江青同志在文艺上不一定都懂。”我马上接着说：“江青同志是不一定都懂么。”

　　除这三条之外，我还讲：“过去的干部是枪杆子打出来的，现在的干部是笔杆子摇出来的。”暗指张春桥、姚文元、“梁效”、“罗思鼎”之流文化打手。

　　以上便是我的言论罪的主要“罪状”。上述这些言论，其实许多同学都说过，我仅仅是更敢说，一直说到市委写作组而已。而且，就这么几句言论，根本不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与遇罗克言论的石破天惊相比，简直是小儿语。我质疑“样板戏”，质疑江青的“三突出”，质疑她的“文化旗手”的光环，完全是阅读和思考的结果，仅仅是表示一点怀疑，决不是“攻击”。江青是何许人？我岂敢“攻击”？

　　这次批判、“帮助会”开过之后，系里常派人来看着我。我说，你们一直看着我干什么？他们说，防止出意外，你不要想不通。我微微一笑说，不用守着我，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他们大概认定我绝不会轻生，以后就不来了。这样，我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在漫无方向的走动中疗养心中的伤痛。

　　快要毕业离校了，同学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我却不能毕业。为了免得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从3月中旬至5月中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走到复旦后面偏僻的一隅，自我流放。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有时走，有时停，有时清醒，有时迷茫，如一个孤魂。

　　“待分配”的煎熬

　　1974年4月，复旦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系里宣布了分配方案：有几个留校，有几个到北京，大多数“哪里来，哪里去”。回到原来所在的省市，由当地有关部门再分配。只有我，“待分配”。据我出事之前听来的朦胧的消息，我很有可能留校或者由国家统配。我认为，如依据学业的优劣，让我留校或去北京，理所当然，恰如其分，不算优待我什么。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我的预期及自负击得粉碎。我变成苦苦等待发落，祈祷不要给顶“反革命”的帽子，哪怕回乡种田务农，过一辈子清贫但太平的日子。

　　公布分配方案的会议刚结束，系总支和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对分配方案有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希望尽快处理我的问题。”他们说：“我们也很急，希望你不要反复。”所谓“不要反复”，意思是不要翻案不承认错误，免得事情更复杂。半是警告，半是安慰。泰山压顶，我被压得动弹不得，还有力量“反复”吗？

　　4月初的一个午后，拍毕业照了。春阳明媚，校门对面的南操场北端的草坪新绿竞出。拍照之前，同学们三三两两说着话，笑容阳光般的明丽。只有我游离于众人之外，一脸阴霾。3月26日批判检查会的情景，挥之不去。拍照时，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站在后面，面无表情。回到宿舍，有人来统计需要毕业照的人数。我答道：“不要。”我不要复旦的毕业照，这张照片已经深深地刻录在我的脑海中，抹也抹不去。要它干甚？

　　4月26日，大礼堂（即相辉堂）里召开全校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生欢送大会。会议结束，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在会场的走道里等党委书记侯占民。侯由台上走下来，我迎上去说：“侯书记，我想同你说几句话。”侯书记猜到我要跟他谈什么，回答说：“现在没时间。你的毕业稍微等一段时间，我们还会找你谈的。”

　　确实，他们已经找我谈过了。在中文系公布分配方案那天，系总支找我谈过之后，Y老师也到宿舍找我谈话：“党委对你的问题很重视，我们支部还要写个关于尽快搞好你毕业分配的请示报告。你心里不要太急，稍等几天。”又说：“党内也许要处分，也许校党委研究后认为既然认识了，也就算了。”

　　来自老师和同学的保护

　　校党委、系总支究竟如何研究处理我，当然非我所知。到了“四人帮”粉碎，朱永嘉被审查，通过Y老师的揭发，我才知道底细。原来，朱永嘉迫害我以后仍不歇手，不放我走，说等运动结束后再处理。又说，等请示徐景贤（“四人帮”余党，时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他点头”才能放人。对于朱永嘉的做法，中文系总支、支部及许多教师很反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们一致认为我出身好，学习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这样对待一个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太过分了。于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把我尽快从复旦放出去。

　　36年后，到了2010年的春天，女同学J告诉了我一些内幕：她作为学生代表，结合进了系领导班子。在中文系研究如何处分我时，代表学生发了言，大意是：龚斌的言论主要是对江青同志、对“样板戏”有看法，就这么几条材料。议论的场合多数在宿舍，有的是范围很小的讨论会上，说不上是“散布”，所以不产生实际影响。他出身好，学习很努力，治病救人，不要过重处理。最后我被从轻发落，与当时的系总支、创作专业的一些老师的保护有关。我对他们不仅没有怨恨，甚至心怀感激。在危难时刻给我帮助的老师和同学，至今仍记得他们。

　　5月10日晚上，支部召开会议，宣布处理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是最轻的党纪处分，出乎我的意料。我庆幸没有成为“反革命”。至于我为什么会遭到迫害，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得了处分还要心怀感激，为什么可以随意把稍有不同见解的人说成“错误思想”，可以利用权力动员群众整他，法律依据何在，人有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权利……所有这些问题，当时不可能思考，更不可能达到深入思考的水平。那是一个不让人思考的时代，独立思考是有罪的。

　　离开伤心之地

　　5月17日中午，在我中学时的好朋友的帮助下，终于离开复旦，踏上了吴淞开往崇明南门港的轮船。望着万顷江波，回想三年前也是在这条航线上来复旦，何等踌躇满志，而如今凄凄惶惶，免不了生出一些伤感。

　　回故乡几天后，我拿着复旦党委组织部的接转关系的介绍信，来到县委组织部，经办人给我开报到单位的介绍信，信上赫然一行字：堡镇崇明化工厂。两个月来为分配忐忑不安，现在靴子终于落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毕业后做了工人，“哪里来，哪里去”，并且还收获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命中注定我要当两年半的工人，让我再尝尝人生的艰辛，再吃吃中国政治的苦头。

　　艰难的路还刚刚开始。莫测的苦难正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