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后不保，70岁后不赔”
——保险公司都在回避“长寿风险”；只有打开政策通道，才能挖掘商业保险的“养老潜力”
北京通州居民赵大妈最近接到保险公司的通知：7年前投保的寿险产品到期了，让她一次性领取保险金。
“2006年我趸交了7.5万元保费。当时营销员告诉我，年满65岁以后，首年可以领11700元，往后连续领10年，每年递增5%。我喜欢这种按年领的，能当份工资使。原先就是担心退休后收入下降给孩子们添麻烦，才想投份保险帮衬养老。今年我满65岁，正想开始领钱，咋又说到期了？”
赵大妈拿出合同细掰扯，当初条款规定，保险金既可以满期后一次领取，也可以按年领取。而她稀里糊涂地让代理人帮着填合同，签的是“一次性领取”。“算下来钱少了很多呢，他们就是为了少付利息才坑我！”赵大妈长叹一口气。
“现在老年人得个大病，动辄花费几十万元。”外企职员赵丽46岁，想买份大病保险。可仔细研究后她发现：在售产品大多是附加险——主险一年保费六七千元，分红并不高，对她没有吸引力。少数几款可以单独购买的重疾险，价格虽不贵，可最多保到70岁就终止合同了。“在大家风险较小的年龄段拉保单，等保户到了高风险年龄段就中断合同，这太不合理！太不实惠了！”
眼下，在“4—2—1”的家庭结构下，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提前筹谋自己的养老问题。不少人把目光投向商业保险公司的养老和重大疾病保险产品，但结果难如人意。原因何在？
南开大学保险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教授朱铭来指出，国内的重疾险往往过了60岁就不承保，到了70岁就终止合同；长期寿险满期后，也是千方百计诱导保户将分期领取的养老金一次领完。虽然各公司各产品都打着“养老”的旗号，其实都在刻意回避“长寿风险”。随着医疗手段的进步，人类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这对寿险产品的定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英国科学家在1977年预测该国男子2010年人均寿命71岁，可是到2010年，实际人均寿命已经超过77岁，这就意味着30年前保险公司的寿险产品定价太低，使公司经营面临“长寿风险”。
但这一风险并非不可抵挡。“经过摸索，欧美等国的保险业通过发行死亡率债券和长寿指数债券，借道资本市场转移了风险。他们还将养老保险产品与投保人固定资产挂钩，比如房产反按揭等，用资产收益平抑长寿带来的‘损失’。”朱铭来认为，人口老龄化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如果保险业不能有效规避“长寿风险”，产品创新就无从谈起，既不能满足百姓养老需要，也压抑了自身开拓市场的潜能。
国际经验表明，在养老体系的公共支柱、职业支柱、个人支柱中，商业保险公司在个人支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让老年人避免贫困并尽量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相关部门必须加快制度创新，除了进一步打通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有效分散‘长寿风险’，还应加大对商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免税力度；扩大旨在对抗通胀的‘变额年金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或者借鉴日本做法，组建农民养老合作制保险公司解决农民养老难题……总之，挖掘商业保险产品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的潜力，当务之急是打开政策通道。”
“先交保费200万元，将来能住养老院”
——“入院资格费”定价合理吗？养老服务资源到底有多稀缺？政府不明确责任边界，市场没谱，百姓心里没底
梁先生是北京一位职业投资人，今年45岁。2012年6月，他成为泰康人寿保险与养老社区相结合产品——“幸福有约终身养老计划”的首批客户，为自己和直系亲属取得了2015年优先入住泰康养老社区的资格。
泰康人寿称，其养老社区按照居民年龄和身体状况分为不同功能的居住单元，满足老年人各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大家甚至可以把用惯了的家具、生活用品搬到社区“宿舍”，随意布置房间。不仅如此，未来泰康将在全国建十几个连锁“社区”，“社员”可在其间实现候鸟式、度假式养老。这样惬意的老年生活，的确让人向往。
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以国家和集体包办的养老机构由于资金不足，数量、硬件和服务均难满足百姓需求。而保险资金特别是长期寿险资金，因其体量大、周转时间长，是优质的养老机构建设资金。此外，寿险公司在健康管理方面有一定专业优势，是较为理想的养老产业投资者、管理者。在成熟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做养老产业很普遍。如英国保柏保险集团，目前经营430家养老院，客户遍布200多个国家。在国内，已有5家保险公司的养老社区破土动工，成为市场化、高端化养老机构建设的“新势力”。
不过，保险机构开办的养老院门槛可不低。梁先生为“幸福有约”支付了高达200万元的保费，这令普通百姓望尘莫及。
“太贵了！太贵了！虽然有人说订个养老床位需要等100年，可就是等上100年，我也拿不出200万元呀。定价依据是什么？保险公司是在忽悠人吧？”北京朝阳区的宋阿姨质疑。
以目前中国老年人口近2亿测算，按照国际上5%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养老的标准，我国至少需要1000多万张床位，眼下缺口不少。正因如此，养老机构特别是服务理念先进的“高端机构”纷纷以“资源稀缺”做宣传的噱头。
“未来养老床位到底够不够用？政府打算解决多少？提供什么水平的养老服务？留给市场多少空间？……这些问题不明确，商业养老机构难免会漫天要价。”朱铭来认为，在养老服务方面，政府必须尽快厘清责任边界，给市场、百姓一个清晰稳定的预期。
“比如，政府宣布主要依托福利性机构提供弱势人群的养老床位，那么市场就会主攻中、高收入人群的养老机构，并通过供需博弈，形成较为合理的价格，让普通百姓享受物有所值的养老服务。在这种市场格局下，保险公司才肯明码实价标出保单收益和入住资格费用。否则，不光保户被忽悠，监管也无从下手。”
商业保险机构纷纷涉足养老产业，朱铭来认为政府管理还没完全跟上趟儿：“一是明确谁来管，保监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还是民政部？各方责任是什么？不能搞成九龙治水；二是相关部门对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土地、税收等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养老服务业是微利行业和民生行业，理应得到税收优惠，以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发挥资金可长期配置的优势，使更多的老年人能够尽早享受到养老一站式服务。”
“用大家的钱，帮最难的人”
——以商业保险手段放大财政补贴效果，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
81岁孤寡老人刘奶奶住在河南潢川农村。虽然享受低保，吃穿有保障，但双目失明的她身边少不了人。“一直是远房亲戚们轮流照顾，现在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了，我又拿不出钱雇人，成了大家的累赘。”邻居悄悄告诉记者，刘奶奶常常叨念“不想活了”。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经专业机构测算，2011年我国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总数为3330万人，其中部分失能老年人总数为2222万人，完全失能老年人总数为1108万人。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加剧，完全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将持续增加，照料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解决。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带有看护功能的重大疾病保险和长期寿险，但“管用”的很少：一是保费较贵，覆盖人群有限；二是给付不多，不能完全负担看护服务费用。
“失能群体是弱势人群，基本看护服务应由政府埋单。”朱铭来的课题组在2012年调研后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在城乡医保的基础上，提供老年长期护理补贴，对低收入失能老年群体给予适当的经济保障。“同时规定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对服务机构实施招投标，保证看护服务的质量。我们测算，2011年对入住养老机构低保老年人的补贴总额为28亿元，2015年补贴总额则达到38亿元，其中对入住养老机构农村低保老年人的补贴额为28亿元，对入住养老机构的城市低保老年人的补贴额为10亿元。这样的财政支出力度，眼下是可以承受的。”
朱铭来说，在实行护理补贴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城乡大病保险购买商业服务的做法，统筹发展护理融资体系和护理服务体系，以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予以“补充”。“保险公司能运用大数法则，‘用大家的钱，帮最难的人’，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用少量的财政资金撬动巨大的商业市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护理保障需求，同样需要一个有远见的制度设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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