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微革命：中国慈善发生了什么？

　　慈善微革命：中国慈善发生了什么？

　　受“郭美美”等系列丑闻冲击，中国慈善于2011年触底，在全民大讨论大反思之后的2012年，未能上升，全国捐赠总额依然下降，2013年，仍在底部徘徊。两年多来，中国慈善公益在谷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注意到，萧淡的捐款总额之下，中国慈善公益之变正在发生：伴随全民共识的达成，平民公益崛起，人们从抱怨转向行动，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社会组织渐次发育，这是一场慈善微革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 | 北京报道

　　2006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刊发报道，预言“慈善的春天到了！”本刊编辑部注意到，与慈善事业息息相关的各种大小“气候”发生了可喜的量变，尤其是基金会勃兴以及慈善职业化趋势凸显。

　　那是迈入“人均收入1000美元”门槛不久的时代，整个中国社会，洋溢着高速发展后的兴奋。当时，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是：中国约有1000位亿万富翁、300万位百万富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数以千万计的群体尚未根本解决温饱，困难群体则约有1.4亿~1.8亿人。

　　怎样面对财富？怎样弥合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鸿沟？在市场经济的物质追求浪潮中如何得到幸福感？

　　这是社会的集体切问，也是本刊编辑部持续关注的命题之一。

　　2004年,本刊开始推出中国慈善的深度调查报道，这一年，正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转折点。《基金会管理条例》区分了公募基金会（面向公众募捐）和非公募基金会（不得向公众募捐），这意味着政策对民间力量的正视，自此，中国基金会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2005年，“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第一次写进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到底是一个春天，还是一个冬天？

　　本刊编辑部没有预料到的是，到了2011年，“郭美美”“天价餐费”等慈善界丑闻迭出，将慈善瞬间拉入谷底。中国红十字会捐赠收入，从2010年的30.12亿元急速跳水，降到2011年的5.58亿元。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统计，2011年社会捐赠总额约845亿元，下降18.1%。

　　本刊编辑部也没有预料的是，到了2012年，中国慈善在见底之后未能上升。社会捐赠总量降到700多亿元。

　　福布斯2012中国慈善榜捐赠总额为47.9亿元，同比上年下降41%，100人的入围门槛也由1400万元降低至1000万元。到了2013年，该榜单未见起色，捐赠总额为46.5亿元，入围门槛继续降低，至420万元。

　　民政部救灾司原司长王振耀也与本刊一样没料到这种情况的出现。

　　多次接受本刊采访的他在2012年3月说：“2011年，中国慈善事业经历了一场系统深入的现代理念洗礼。”因为，普通大众通过网络广泛参与到辩论之中。

　　离开民政部进入慈善界的王振耀畅想，在经历这场构建共识的全民大讨论之后，中国慈善将迎来一个高峰，“中国将出现2万个基金会，常年捐款超过1000亿向3000亿走，基金会资产超1000亿元，这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想。”

　　现在看来，王振耀畅想的这些数字仍在“虚无缥缈”范畴。截至2013年9月11日，中国基金会总数为3361家。

　　这到底是一个春天，还是一个冬天？显然，慈善转型同样存在众多复杂性、停滞性和不确定性。

　　或许正如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遭受着无比困扰的时代。”

　　最大的问题是：2011年至今，徘徊在谷底的中国慈善公益，两年多来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谷底？

　　在谷底：从边缘走到核心

　　现在看来，2011年后，郭美美、天价餐费、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等传播最广的丑闻本身，并不是要害。要害在于丑闻之后的全民讨论、共识建立。

　　现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王振耀注意到了其中的关键：“一二十天内，就从对郭美美这个小姑娘的质疑转到对一个公益组织的公共行为的质疑，质疑公益机构的透明度和制度建设。”

　　“有段时间郭美美发现没人关注她了，自己跑到派出所报案，”王振耀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中国社会大众的这种成熟，并不是偶然的。

　　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前的2010年末，全国共有公募基金会1076家，非公募基金会1096家，非公募基金会首次在总数上超越了公募基金会，成为民间资源的主要筹集平台。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在发展上有不同的逻辑，公募的主要是政府官办，而非公募的是民办。

　　更重要的是，也就在这一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国际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经济基础的构建，需要相应的社会转型予以呼应。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这便是郭美美迅速进入话题中心又迅速被冷淡的原因。

　　王振耀认为，这次全民讨论，使得中国取得了三个进步：第一，慈善领域内的现代公共道德标准基本确立，公德和私德分开，做慈善的不再必须是圣人。郭美美炫富没什么，但不要和红十字会连接起来，这成了常识。第二，社会运用网络来进行公益事业的公共参与、自我教育，这静悄悄的进步，建立了慈善无形的社会平台。第三，慈善的开放格局已经形成，以前大家对境外组织有担心，但现在大家在静悄悄想到，福特、盖茨基金会在干什么，他们怎么避免矛盾，这是民族心理全面开放的标志。

　　大讨论之后，慈善领域的社会共识确立了：向现代慈善（组织化、职业化、金融化、平民化）转型、必须透明、政府管理要改进。

　　这些共识，在两年后的今天，虽仍未充分展示其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慈善从边缘走入了核心，进入了社会议程主流之列。

　　从2013年回望2011这个节点年份，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健刚写下了这样一段深情的话：

　　“2011年的中国公益，是阴雨连绵的一年，一切的肮脏和丑陋都逐渐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但这也是阳光灿烂的一年，社会各阶层的良知似乎都不能忍受了，他们自己行动起来，来积累阳光的一面。年末佛山‘小悦悦事件’，折射的正是最丑陋但也是最有希望的一面。在18个人漠视之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陈贤妹救起了小悦悦，触动各阶层的人。她做了普通人所能做的普通事，将人们的良知拉回正常。其后媒体报道的很多感人的救人事件说明，人们的良知正在被唤醒，这种唤醒的过程虽然难以测量，但它预示着，在普遍焦虑的过程中，人们正越来越关注这个共有的国家，而文化正在人们的公益行动中悄然变革。”

　　社会总捐款数字在降低，但变革已经起步。

　　钱变少了，但钱的来源、管理和流向，开始出现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