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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坐实了院士评选黑幕？
8年前，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曾对媒体披露说：不少增补院士候选人，由“单位”出面四处活动，大肆送礼行贿，有的甚至侵占他人科研成果往一个人身上堆，或者举全系统之力包装候选人。
两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等4名院士联名撰写了《我们的心声》一文，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惜出资‘公关’、‘包装’，以获得一名院士入选作为‘工作重点’。……尤其在中国工程院已经发出信函后，‘助选’人员仍不放弃活动，甚至以主管部门的身份向院士‘推荐’，继续拉票，令人不能忍受。”
2013年，贪官张曙光在庭审中，把过去近十年对院士评审中的那些“无实据”指责，直接“落实”为2300万受贿款。
记者｜黄 祺
本来是审贪官，却让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科学院“恶心”了一把——近日，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因涉嫌受贿受审。9月10日，张曙光在北京市二中院法庭上供述，他将受贿的巨款用于为参评院士做准备，因为这个事情“需要用钱”。
张曙光身居要职，曾经是铁路系统“明星”，也被认为是已经被判处死缓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心腹”。因为案情重大，对张曙光的审判备受公众关注；而他所牵扯出的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研系统最权威的机构之一，院士制度被看做中国最顶级的科研荣誉。因此，张曙光“花钱参选院士”的说法，激起千层浪。
其实，对于院士制度以及院士评选制度，多年来舆论批评不断。2005年，一批老院士在一次会议上，无意间“扯”到当下院士制度的弊端，当时，老院士们就已经对院士评选中拉关系、贿选，院士特权、特殊待遇等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
为了回应老院士们的批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曾表达过开展改革和整肃的决心。但是，近十年过去，不正之风显然并没有多少改观，从张曙光的供述可知，参选院士“需要用钱”，并不是什么秘密。
有学者批评认为，期待院士制度“自净”并不现实，唯有取消这一制度才可能斩断庞杂的利益网络。但也有不少人争辩认为，院士制度本身无错。
总之，因为张曙光的出现，院士评选过程中的混乱一面再次被曝光。
“硕鼠”自然可恶，但比“硕鼠”更加可恶的，是明知粮仓千疮百孔却视而不见。
张曙光也有求人的时候
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张曙光，尽力保持着自己的形象——白衬衫、黑夹克，头发纹丝不乱。至少从外形上看，张曙光身上颇有学者风范。在成为被告之前，张曙光是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前者代表他在专业上的权威，而后者则是官衔。
事实上，张曙光自己也很在乎自己在专业领域获得的认可，因此，他曾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参评专业都是“铁道车辆”。如果不是在庭审中自曝贿选，张曙光参选院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明确定义：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当上院士，是国家对一个科研工作者专业能力上最高的肯定。像张曙光这样希望在专业上获得权威认可的高官，这些年并不鲜见。
愿望正确是一回事，行为正确又是另一回事。尽管两次参选院士，但张曙光最终未能获得院士资格，在努力争取获得院士资格的过程中，张曙光动用了一切可能的资源，目前他供述的，主要是钱。
在庭审中，张曙光称，他先后3次向今创集团总裁戈建鸣索取钱款共计人民币800万元、两次收受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新共计1000万元、收受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丙玉钱款人民币500万元，均与参评院士“需要花钱”有关。
除了这些赤裸裸的数字，张曙光还回忆了相关细节：2006年他为参评院士做准备，戈建鸣得知后主动找到他，表示需要用钱、用多少就跟他说。张曙光回答“200万元差不多”。大约2006年底2007年初，戈建鸣第一次给张曙光拿来了200万元。
2007年参评结果出来，因少了7票落选，张曙光多次和戈建鸣电话沟通参评院士一事，主要商量“如何花点钱”促成此事。“戈认为是钱花得不到位，不是想象的这么简单，下一次要早做准备。”此后，戈建鸣两次从常州开车到北京京都信苑饭店，每次将300万的现金用纸箱装好后交给张，用于张曙光参评院士开销。
王建新在接受调查时称，“2008年7月、8月，张曙光找我去他办公室，当时他正在准备第二次申请院士，需要组织科研成果，而为了让院士们了解这些成果，还要打点评审，需要一些费用。”王建新立即表示可以：“赞助一部分”，第一次给张曙光送去500万。
2009年3月、4月，张曙光的初评挺顺利，在他的办公室，王建新表示“评上了还得感谢评审”，自己可以再赞助。王建新说，2009年，张曙光在第二轮评选中以1票之差落选，很沮丧。王建新则表示，即使落选了，也得感谢评审，当年11月份，他又给了张曙光500万。
对于收受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丙玉钱款人民币500万元，他同样表示：“当时正是第二次申请院士，需要花钱。”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要想评上院士，并不是那么容易，像张曙光这样在庞大的铁路系统可呼风唤雨的高官，也有求人的时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院士评选过程显然已经是一只“有缝的鸡蛋”，如此，张曙光才可能四处索贿，用于“打点”。
2300万都“打点”了谁？
那么，张曙光索来的前前后后共2300万受贿款都“打点”了哪些人呢？
风口浪尖上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在庭审第二天做出回应，声明称，中科院未曾收到与张曙光“花钱参评”的相关投诉。如查实哪位院士有受贿等违法行为，中科院绝不姑息，欢迎社会监督。
这样的回应显然未能让公众满意，更有人怀疑，彻查是否真正能实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校务委员顾海兵，曾把中国院士制度作为研究课题，多年质疑院士制度中的乱象。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顾海兵表示，对于中国科学院能否彻查相关张曙光案的院士评选不端行为，他很不乐观，“可能还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按照张曙光的说法，评选院士过程中，“打点评审”和“组织科研成果”是两个需要花钱的环节。关于“打点评审”，目前还不可能有调查结果，而关于“组织科研成果”，据《新京报》报道，根据内部人士掌握的材料，2007年张曙光候选院士的“被推荐人附件材料”中，张曙光以个人名义出版两本“专著”：《铁路高速列车应用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下简称《高速列车技术》）、《超大型工程系统集成与实践》。
《高速列车技术》“编写组专家通讯录”中的学者，涉及铁道部、南车集团四方股份公司、北京交通大学、铁道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6个单位人士，其中又以北京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为主。编写者涉及30人，职务职称涉及副司长、副处长、教授、副教授、讲师、研究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等。专业涉及车辆工程、热能动力、安全工程、信息、机车车辆、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牵引传动及控制、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据报道，编写工作前后耗时1个月，吃住都在酒店，费用数十万元。费用由铁道部进口高速动车组的一家代理公司支付。
张曙光1982年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机械系车辆专业，毕业后在车辆段搞车辆维修工作，后来在铁道部做车辆运用的技术管理工作。内部人士认为，张曙光不具备写作这两本专著的能力。
也就是说，如果凭真本事，张曙光无法达到评选院士的条件，他必须寻找“歪门邪道”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单位”使出浑身解数
中国院士的评选，要从1955年开始说起。当时，中国科学院选聘了233人为学部委员,华罗庚、苏步青、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等46位著名科学家在列，1994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同年，中国工程院开始选聘工程院士。此后，一些院士身兼两院院士的资格。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院士评选过程神秘而陌生，只有在每一届增选院士名单公布时，才可能从新闻中听到这些大学者的名字。因此，当张曙光自曝院士评选“需要用钱”时，很多人顿觉惊诧。但对那些有机会参选院士的机构来说，评院士“要公关”却并不是什么新闻，这些机构包括科研院所、高校、医院、大型企业等等。
“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张曙光只是冰山一角。”顾海兵对《新民周刊》说。事实上，2005年一批老院士就曾经对院士制度中的不正之风进行抨击，其中早就提到，增选院士过程中，有被推荐人所在单位出面公关，贿赂送礼。
按照院士定义，院士称号是国家授予科研工作者个人的荣誉，那么，为什么出面公关的会是单位？
中国科学院在其《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院士候选人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推荐，不受理本人申请：（一）院士直接推荐候选人；（二）国内各有关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协所属一级学会，按组织系统推荐候选人。
2006年故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我不主张取消院士制度，但是应该取消“单位推荐”。国外是没有单位推荐的，单位推荐弊端非常多。按规定，增选院士候选人一旦被发现进行“公关活动”，候选人资格就被取消，于是不少单位出面四处活动，送礼行贿；还有的单位把别人的科研成果往一个人身上堆，大力包装，受害人也不敢举报作证。个人侵占他人成果很容易辨认，但是单位来做的话就隐蔽很多，特别是保密单位。当时，也就是8年前，邹承鲁说，是到了该取消单位推荐的时候了，增选院士候选人完全可以由院士推荐，大家是同行，彼此了解情况。
邹承鲁院士的说法，如今在张曙光身上得到印证。据报道：“张曙光第一次被推荐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时，时任部长的刘志军曾在铁道部系统内说，集全系统之力，张曙光势在必得（院士）。”
除了直截了当的送礼公关，候选者单位还要为候选人创造各种条件，以取得投票者的认可。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院士候选人由本学部院士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获得赞成票不少于投票人数2/3的候选人，按照本学部的增选名额，根据获得赞同票数依次入选，满额为止。按要求，候选人与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见面，但是，一些候选人所在的机构总是能巧妙地安排时机，让候选人与投票院士“巧遇”，比如，一些学术会议，既邀请投票院士，又邀请候选人。
评院士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候选人机构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这些不端行为应该也心知肚明。
2011年5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与其他3名院士联名，写了一篇名为《我们的心声》的文章，这篇文章至今还挂在中国工程院的网站上。
文中提到：最近中国工程院为增选院士向本年度全部有效候选人及其单位，发了信件希望各候选人、单位能自律，不要进行“助选”、“贿选”或其他送礼、拜访等活动，以保证院士在增选中能客观、公正，不受干扰地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标准进行此项工作，我们非常赞同。
文章还明确批评了院士增选中的各种不端细节：有些单位不惜出资“公关”、“包装”，以获得一名院士入选作为“工作重点”。这些错误的认识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在中国工程院已经发出信函后，“助选”人员仍不放弃活动，甚至以主管部门的身份向院士“推荐”，继续拉票，令人不能忍受。
2005年老院士们的批评，曾经引发媒体对院士制度的集中批评，但6年后的从《我们的心声》中可以看出，院士评选中的乱象，这些年并没有刹车的迹象。
院士为什么那么香？
评院士的阵仗，如今完全可以用“打破头”来形容。值得玩味的是，只走过20年历史的“院士”称号，为何在中国成了一个人人觊觎的头衔？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早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一语道破天机：如果院士本身不意味着金钱、不意味着特权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出现，院士作为终身荣誉是无可厚非的。
中科院《院士章程》中规定院士可以获得一定的津贴，但这个津贴并不多。汪品先院士2005年的院士津贴是每月2000元左右，但他自曝，“我的收入却是工资的好几倍”。
老院士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打补丁，首先应该将衣服调整好，如果补丁比衣服还大的话，这就不正常了。”
院士身上的“补丁”到底有多大？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各省市、各机构都会为院士提供特别待遇，这些待遇除了津贴，还包括乘坐飞机的客舱等级、配车、医疗报销等等。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是，让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
有形的待遇之外，院士还被赋予了更多专业以外的权威，一些官员热衷于“请教”院士，各种重要场合请院士到场，借院士之“光”为自己添“彩”。当院士被塑造成为“明星”后，特权也就随之产生。
院士“吃香”的更重要原因在于，院士所在的机构“需要”院士。
对院士所在的机构来说，院士数量首先是一个“面子”问题，比如刘志军当年会暗中比较本部门与平级部门之间的院士数量，院士少，实在脸上无光。
更重要的是，院士能够给所在单位带来“实惠”。
2005年，学者周国平撰文讨论了这个问题：院士原是个人荣誉，单位何必如此使劲？其中的奥秘在于，在现行制度下，一个单位有无院士及院士人数与单位利益有密切关联。比如说，在申请重大课题项目时，在申请博士点时，如果有院士牵头，就很容易如愿，而这二者都意味着可以获取数目可观的经费。因此，收支相权，得到一个院士名额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付出的公关费用。
在科研系统，单位的评级要看有多少个院士，如果本单位或者本系统院士越多，单位和系统获得的机会就会越多。如此一来，各种机构只会嫌自己院士太少，不会嫌多，也就把评选院士当成了单位的事而不是候选人个人的事。
改革还是改掉？
既然院士评选不正之风的症结显而易见，那么，整肃为什么难以奏效？张曙光之流为何可以不惧知情者的检举揭发，依然在贿选上执著努力？
以上两个问题，在顾海兵看来既简单又复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这样的性质，让院士与政府保持了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谁来监督两院的院士评选工作？”从这个基础出发，顾海兵认为，不能期待院士制度的自我改革。
近十年来，顾海兵每次谈到院士评选制度中的不端行为，他都坚决地呼吁取消院士制度。“首先要取消‘院士’这个称号，如果改成‘会员’呢？谁会觉得你一个‘会员’有什么了不起的。”顾海兵介绍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没有大而全的实体性科学院，只有松散性的科学学会，而且一般科学学会不直接承担项目研究工作。美国的科学学会成员就叫“会员”，很多国家会员还要缴纳会费，他们所谓的“特权”仅仅是在获得研究资料时有更多的方便而已。
顾海兵还直言，院士人数不断增加，中国的科研水平这些年却并未进步多少。这就好比以中国目前的足球水平，还要评选国家级球星。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赞成取消院士制度，在2005年的讨论中，邹承鲁、何祚庥等院士就持这样的观点。汪品先院士认为，院士推荐办法应该改变，减少推荐层级，增加透明度，使院士与候选人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邹承鲁院士提议，把所有候选人的资料尤其是具体成果在网上公示，接受全国科学界的监督。在这些老院士看来，院士制度本身无错，如果“院士”称号恢复成为“终身荣誉”而不是“终身特权”，那么评选中的“潜规则”就能自动消除。
无论是“改革”还是“取消”，可以预想到的是，要改变院士评选中的不端行为，没有那么容易。全国各类科研、教学机构、地方政府通过院士制度结成了互相牵连的关系网和利益网络，“破网”的阻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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